杜聿明一行就被带到这支部队的政治部去了，杜聿明自称是“军需处长”，他的副官尹东生自称是“随军记者”，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将军对这位“军需处长”上下打量了一番，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小块残余的胡须，显然是一个八字胡没有刮干净；又想到有那么一批随员和记者跟着，估计至少是个军以上的官儿，绝不会只是个军需处长，接着一场有趣的谈话就开始了。
“你是哪个单位的，担任什么职务，叫什么名字？”
“我是十三兵团的，任军需处长，名字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倒起得不坏！十三兵团有几大处，请你把各处长的名字写下来。”
“十三兵团有6大处，至于各处长的名字吗……”
想不到这个问题把他难倒了，杜聿明从口袋里掏笔，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一掏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怎么？难道和你在一起的几位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一时记不起来了……”
站在旁边的那位“记者”急了，拿起笔来想替他写，被陈茂辉主任制止了。
“你老老实实说你是干什么的就对了，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宽大的，除了战犯以外，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论大小官员，一律优待。”陈茂辉主任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伯韬被打死了，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得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可否让我休息一下再谈？”
“也好，你休息后再给我谈！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
不料，黄昏时分，在广场的俘虏群中，突然轻声传开了一个消息：“总司令死了！总司令死了！”
这位解放军某部的政治部主任，闻讯连忙派人去调查。原来那位“军需处长”趁着看守的哨兵离开哨位去小便的时候，他用一块碎砖砸破自己的额角，弄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显然，他是想叫解放军把他送到医院去，以便蒙混过关。
陈主任查清了这个情况，一面派人用吉普车把“军需处长”送到卫生处去，指定专人看守，一面叫人把那个自称“中央日报记者”的俘虏带来，严厉命令他交代：“高文明是什么人？你自己是什么人！现在限你立即交代！你如果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坦白，马上就要严厉惩办！”
“我交代！我交代！这位“记者”立刻战战兢兢地跪下来说：“他是杜……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请求长官饶命！”
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他的“军需处长”的西洋镜就这样被彻底揭穿了。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被关押，1959年，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特赦；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逝世，叶剑英送了花圈，邓小平、邓颖超还参加了追悼会。
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妻子曹秀清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夫妇。蒋介石未予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
曹秀清未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十分生气，便在总统府吵闹，不管曹秀清如何吵闹，总统府里大小官员龟缩在屋里，没有一个人出来理她。
此举引起小报记者的兴趣，于是“曹秀清大闹总统府”的文章在南京、上海的小报上广为传播。
上海解放前夜，蒋介石派人送来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台湾，并保证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要拿杜聿明一家做人质，使共产党不便利用杜聿明，也使杜聿明自己心存恐惧。
关于曹秀清到台湾以后的情况，台湾政论家李敖记述道：
“曹秀清遵令到台湾后，发现一切都是蒋介石的骗局，房子没有衣食无着，全家只有一点点生活费，但是上有婆婆，下有5个儿女，7口之家，又何以维生？她无奈之下，只好找宋美龄、找杜聿明的老朋友、找杜聿明的老部下、找张群等等，奔走求职。”
最后，她总算在台北烟草公卖局制品厂找到一个管内部收发的差事，月薪100斤米，3000元台币，用微薄的工资，维持全家，她每天8点钟上班前，给全家做好饭；10点钟人家休息时，匆匆忙忙跑回家照顾婆婆，再匆匆忙忙赶回工厂。年复一年的，过着惨淡的岁月。
即使在惨淡的岁月中，家中的不幸还没有停止。婆婆由于念子心切，病体终告不治；长子杜致仁也自杀了。自杀的原因之一是：他在美国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后来生病，无法再打工了，他求妈妈想办法。曹秀清向蒋介石申请补助，蒋介石批了1000元，还规定分两年给付。但学费一年就是3000元，当然相差甚远。
杜致仁非常气愤，认为爸爸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承诺的子女学费，原来如此。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
曹秀清的岁月虽然惨淡，不过一件意外的姻缘，改变了她的劣势。她的大女儿杜致礼1949年嫁给了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在婚后第8年（1957年）得了诺贝尔奖。这下子一切都有了微妙的改变。
1958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又认识起曹秀清来了。突然派车去接。要见见面。见面以后，宋美龄满脸微笑地握住曹秀清的手，说：“啊，杜夫人，你胖了！上次见你，你是很瘦的。”曹秀清想起宋美龄口上的“上次”，那正是这位贵夫人佯装不认识她的那一次啊！
宋美龄又说：“杜夫人，恭喜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荣获诺贝尔奖金，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呀！”
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
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样和杨振宁说？”
曹秀清回答：“我不知道。”
宋美龄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大陆。”
在谈话中，蒋介石居然穿着长袍，悄然而至。几年前，曹秀清求见蒋介石，他拒不接见，如今却也不期而遇，曹秀清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在谈话中，曹秀清表示愿意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宋美龄喜不自胜，她亲自为曹秀清点烟。就这样的敲定曹秀清离台赴美。于是，当年的人质，摇身一变，成了说客。蒋介石的势利眼，真令人哭笑不得。
1957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金。蒋介石闻讯在台北召见曹秀清。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派杨振宁当年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
在功德林的会客室里，张文裕告诉杜聿明当时还没见报的关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自淮海战场被俘后，先是被集中到山东济南军官教导团，1950年11月，又由济南市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直到张文裕会见他，方才知道自己的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他用毛笔在一张16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
这封信被带到远方，不久，杜聿明收到了杨振宁的复信，末句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这以后就是1971年杨振宁博士回国讲学和探亲。
杜聿明在功德林写给杨振宁的信，语短意深。信中“政治”二字，一字千钧，那是杜聿明被俘8年时间，思想发生巨变的结晶。
杜聿明是带着镣铐走进新中国的门槛的。那时，杜聿明头脑中的政治是忠于蒋家王朝。在杜看来，蒋氏在师道上是自己的校长，在职务上是自己的最高长官，何况又是他倚为登龙发祥的靠山，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利害上，杜聿明都对蒋介石有着深厚的情感，认为义不可负。
后来，他的思想渐渐发生变化。他的部下，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与他同在功德林，杨写的一首诗，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当的。
祸国殃民近廿秋，滔天罪恶往事稠。
得施宽大沐教化，盛世顽石竟点头。
功德林的漫长岁月，怎样使杜聿明这块顽石点头的呢？说来话长，这里只举两件事。
杜聿明原来身体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初到功德林时，患有4种病：胃溃疡、肺结核、脊椎炎、肾结石。
多年来，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对他精心治疗和护理。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为了挽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范汉杰等）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不惜重金买回一流的药物。
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服地安眠入睡。就这样，杜聿明的多年痼疾，终于好转、康复直至痊愈。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件事使杜聿明对共产党的看法，从心坎里萌生出一种孩童式的好感。他曾拉着管理所负责人的手深情地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啊！”这件事不仅杜聿明本人铭感不已，其他战犯也都感同身受，为之动容。
另一件事就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杜聿明有巨大的影响。朝鲜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到功德林的时候，杜聿明居然从病床上走下来，破天荒地主动找共产党人说话了。
他告诉管理所负责人说，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云云。
杜聿明又下断语说：“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杜聿明的这个断语是留有余地的，他对共产党能否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持怀疑态度的。
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国内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崇美、恐美思想，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也震荡着杜的心灵。他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从以上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杜聿明头脑中的政治，已经由效忠蒋介石、敌视共产党转变到对共产党有好感，开始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到1957年，他能给大女婿杨振宁的信中写出“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这样的嘱咐来，绝不是偶然的。
1958年曹秀清由台赴美，这时杜聿明已与妻子取得联系。
曹秀清到美国1年多，传来杜聿明出狱的消息。曹秀清久冷的心又燃烧起来了，但她陷入很大的矛盾。她在大陆有丈夫，可是在台湾有4个儿女，她不能不替儿女设想，这一亲情的吸引力，对她构成拉锯战……
经过年复一年的内心拉锯战之后，1963年，曹秀清终于回到了大陆。和15年不见的丈夫重聚，乱世情缘，丈夫58岁，太太59岁，两人一起辛苦成巢，做饭、洗衣、参观、访友，小日子过得倒也惬意。杜聿明还为她做过几件衣服。曹秀清说：共产党把她丈夫的脾气也改造好了，他这个带兵打仗的，从前脾气可大了！
曹秀清刚回大陆的时候，中共中央给杜聿明的身份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专员。她回来的第二年（1964年），杜聿明就当上了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得到这种荣誉后，杜聿明写信给他黄埔时代的老师周恩来，表达他的百感交集之情。
再过7年（（1971年），杨振宁回到中国。又过了一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杜聿明且应邀参加了两度国宴。曹秀清感慨地说：“我丈夫吃的是国民党的苦，享的是共产党的福……”
1980年11月，杜聿明75岁，他当年为国民党打天下，失去了一个肾，如今另一个肾支持不住了，他住进医院里。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于1981年5月7日病故。死前以不能重见在台湾的4个儿女为憾。
他最后说，若生不能见，死后儿女能来奔丧，也是好的。可是，在他死后，这一最后希望也被无情的国民党粉碎。国民党不准他在台湾的儿女出境，什么生见一面，什么死后奔丧，都成泡影了！
……
杜聿明1981年去世后，国民党见机会又来了，认为曹秀清在大陆已无亲人，4个儿女都在台湾，大可把老太太接回来。于是，国民党同意杜致义、杜致勇、杜致廉出境，目标：香港；命令：统战杜老太！
1982年，80岁的曹秀清，到了香港。她在香港和阔别20多年的子女相会，但不肯回台湾。
1983年，大家又在香港聚首，曹秀清还是没有归意。
1984年，她再来香港等子女，未及见面就病死在那儿。杜家姐弟奉母心愿，空留遗憾；国民党的统战杜老太计划，也如一纸空文付诸东流。——老太太“此度见花枝，白头逝不归”，她恨透了蒋家天下，她再也不回去了。
淮海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夫妇遍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蒋介石、宋美龄对他们用着时视若珍宝，用不着时弃之如敝屣，杜聿明夫妇的心凉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