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走出的“嫦娥”总设计师
文星
叶培健
【主人公简介】叶培建男，1945年1月生，泰兴市原胡庄镇（现属高港区）海湖村人。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一仗——宣堡战役打响。叶培建的父母随部队北撤时，将不足一周岁的他送到毓秀乡现属根思乡李秀河村的外婆家。1951年，叶培建在李秀河村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父亲抗美援朝回来，叶培建开始跟父亲“转战四海”。在南京、杭州、湖州都上过学。”1966年毕业于湖州中学。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0年赴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留学，198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87年任五院50研究所主任。1988年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1989年以来，先后担任院计算机应用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93年之后，先后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平台首席专家、月球探测卫星技术负责人。2000年被国防科工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担任“嫦娥”总设计师、总指挥。
一、母亲心中的儿子
2007年10月18日，南京迈皋桥一栋普通的宿舍楼内，有位默默关注“嫦娥一号”的白发苍苍的周女士。她就是我国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江苏泰兴籍中科院院士叶培建的母亲，当年已81岁。
叶培建母亲周忠秀女士，面容有些憔悴。因为突发心脏病，住院了一个星期，当天刚刚出院。
一个星期前，周女士突发心脏病，被送到迈皋桥医院紧急抢救。亲友说要给她已在西昌卫星发射现场的儿子叶培建打电话，但被周女士坚决制止了，“他压力已经够大了，不能让儿子分心！”
周女士开玩笑说，即使现在倒下了，也不会让叶培建知道。说这些时，周奶奶表情自然。
周女士介绍，孩子本月从北京去西昌之前，曾给她打过电话。一般情况下，儿子培建每个星期周末都会给她打电话，问候身体等等，这已成了母子间的固定“约会”。即使有特殊情况不方便打电话，也会由儿媳妇代问候，儿子、媳妇十分的孝顺。但在电话里，周女士从不提及自己的病情等等，只说自己在南京什么都好，要孩子们好好工作，不要担心。
说着说着，周女士的话题自然回到叶培建小时候。“这家伙，小时候还不肯叫妈妈呢。”忆及儿子当年，周女士爽朗地笑了。
周女士介绍，自己和丈夫叶蓬勃都是泰兴人，两人又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1945年生下叶培建，还没等他年满一岁，夫妻俩就随部队离开了家乡，小培建交给了外婆照顾。自此之后，这家人就很少团聚。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两人也只是在大军渡江前夕，顺道回乡看望过儿子一次。
这样的生活直至叶培建7岁时。1952年，周女士和丈夫叶蓬勃所在的部队移驻到浙江奉化，他们这才把叶培建接到一所军队干部的子弟学校——南京卫岗小学读书。后来小培建又被转到杭州西湖小学，但直到他高中前他和父母都没什么交流。
表情上看得出，周女士对于这段历史心存太多的愧疚：“那时他都不喜欢叫我‘妈妈’”。原来，小培建看见别人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的，非常地羡慕，而他的父母却常年不在身边，因而生出了“为什么爸妈不管我”的埋怨。
据说，当时叶培建的老师还以“父母在为革命作奉献”等理由开导他。周女士回忆道。“尽管小培建不在我的身边，但他的学习还是没有落下，从来都是班上的前几名！”周女士自豪地说。
为了弥补不在孩子身边的缺憾，高中时周女士将孩子接到了身边，加上年岁的关系，叶培建对父母的苦衷渐有了解。或许因为都是军人的关系，她和丈夫对孩子没有一点娇惯，甭管他小时候受过多少苦。有一次，叶蓬勃在供给处领工资时，小培建在其背后仅问了句“这是什么”就挨了父亲一巴掌，理由是他明知故问。家教可谓相当严厉。
周女士记忆中，这也是叶培建唯一的一次挨打。“他很聪明，但为人老实，好读书，生活特别规律……”周女士“素描”儿子大概轮廓。
周女士说：“叶培建工作之后，有几年从北京回南京来看她，没想到他身上居然穿得是媳妇厂里的工作服，外套脱下来，身上的棉衣棉裤也打了补丁。生活节俭得令人难以想象。”还是叶培建的夫人“告密”，为了省钱，叶培建连理发都由她来剪。
在周女士的记忆中，最近这些年，叶培建回家呆得最长的一次还是1997年，共四天时间。那次，老人家忧郁症突发，原本精神的一个人一下子人事不省，叶培建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母子俩坐在家中对望，叶培建含着泪要母亲挺住：“千万要好起来啊，家中不能没有你！”或许真因这样的真情感动了上天，周女士病情恢复了过来。
周女士在家中默默祝福着远在西昌的儿子成功！
二、航天专家的“缘份”
用叶培建自己的话说，他孩提时代，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总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不上，只配当小兵。上中学时就大不一样了，学习成绩跑在最前面，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学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这是全省、乃至在全国都算一流的中学。上中学时他当过的最大官儿就是学习委员。年轻人本来就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那是风起云涌的日子，正是孕育年轻人美好理想的年代，叶培建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外交家。
高中毕业时他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在填写大学志愿时，接受了军人父亲的教诲。父亲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而他想搞飞机专业，因此他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然而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直到“文革”才知道，这是因为当年浙江省把省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了下来。
但他毕业的时候，还是分配搞航天。他说：“这是缘份！”他来到航天部卫星总装厂，从此与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心贴祖国的科学博士
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就撩拨起他继续深造的欲望，他太渴望再读一次书。就在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又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
瑞士的景致很美，瑞士的山高雪白，但这些都不能分散叶培建读书的兴趣，他是一个要做学问的人。当时国外还不承认我国的大学文凭，他用很短的时间就通过了同等资格考试，获得了博士生资格。1982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曾介绍过他是如何通过语言关、资格关的。瑞士国土不大，教育却很发达，制度严格。当时邻国法国有国家博士、工学博士或科学博士、大学博士几项学位，而瑞士仅有一项：科学博士。1983年，他以一篇论文，获得了瑞士纳沙太尔大学颁发的等同法国科学博士的证书。但是他不满足，他要获得一个瑞士的科学博士。又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他获得了纳沙太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手写中文计算机在线自动识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所每半天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间喝咖啡而被称为“咖啡时间”，这个时间也成了叶培建对各国同事宣传中国的时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可是一提起中国，在西方人的概念里还是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的样子。叶培建庆幸自己有着博览群书的优势，他教同事们讲中文；向他们讲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讲斑斓多彩的中国文化；讲美丽神秘的西藏，字字句句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并渐渐地有了一些影响。有一次还被邀请到瑞士一个协会为公众专题讲中国的西藏，那次演讲纠正了不少人原先对中国的错误概念。
他出国后有人议论：小叶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但五年后的1985年8月，他刚刚完成学业，就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地。他说他要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尽快用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他出国后所想的就是为祖国的强盛做贡献。异国的环境、异样的风情成为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中华情结的最好背景。瑞士一家报纸曾写过他的专访。报道中说：他从不去酒吧，偶尔打打乒乓球。他说他不喜欢酒吧的气氛，也不大看电影，他把周末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和工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他说：“中国那么多人，而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他的努力刻苦是出了名的。
与卫星的不解之缘
回国后他先是在50所工作，参加了“红外热轴探测系统”的开发，为铁路运输提供现代化的设备。当时的条件很差，他和技术人员一起背着仪器乘火车，在晋煤外运的线路上，一站一站地采集数据，修正模型。没有信息网络就利用铁路电话线传输数据构成系统。后来这个项目成为50所的拳头产品，创造了可喜的经济效益。
1995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股票VAT网的设计，这是卫星应用技术的一个开拓性项目，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这个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双向网1997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深交所曾以年薪40万元的高价聘请他，却被他谢绝了。为了这件事，五院原副院长李祖洪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个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每当听到这话，他总是接上一句：“我们家三个兄妹中，我虽然收入最低，但学历最高。”当时，面对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的数字之差，他平静如水。
他任院计算机工程总工程师十多年来，五院计算机应用从设计、制造、生产到管理全面开展。他成为五院CAE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科技集团公司CAE总工程师梁思礼院士曾经评价说：“五院计算机工作开展得很好，真正在型号中发挥作用了，是几个院里首先上INTERNET网的单位。”
看书多是他最突出的擅长，而记忆力好可以算是由此而引申出的一个特点了。他的家中藏书近千册，尤爱读史书和人物传记。《二十五史》、《百科全书》这样大部头的书他存有上百部。读史令人明鉴，也许正是史书客观写实的一面，培养了他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以至影响到他的为人处事。
超凡的记忆和流利的口才使他具有一副学者风范。作为中国科协高技术报告团成员，他经常把航天知识、卫星应用以及计算机知识向大众传播。他曾在北京市科委干部进修学院演讲6次。他给部队指战员讲；给贫困山区的干部和孩子们讲；给中学生讲；配合国际和平周，给北大、人大、理工大的学子们讲；给安徽蚌埠市全体干部讲；在中央电视台讲；1999年，他在中央党校给全体学员讲《航天与人类》，受到了高度赞扬。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安排在周日，因为他太忙，只能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1993年，叶培建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有效载荷副总工程师，开始了他领导卫星研制工程的历史。1996年，他担任了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总工程师兼总指挥。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属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中有其广泛的作用。这颗卫星的技术起点高、研制难度大。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马兴瑞副总经理的话说，在我国已有的卫星中，这颗星是“最大最重的星，具有最高的分辨率，最快的传输速率，最高的姿态精度，最大的存储量”。他凭着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耻下问的精神，很短时间就进入了状态。从此以后，在两院院士闵桂荣的带领下，他们开创了好几个第一。
这颗星第一个实现了星地一体化设计，这意味着在卫星研制中不仅要对星体本身的技术负责，还要对地面应用系统的集成技术负责；这颗卫星还第一个进驻北京唐家岭航天城，因此研制队伍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实体化改革以及AIT一体化的第一批实践者。
在卫星型号研制管理过程中，他是第一个实践把电测与总体分开的总工程师，为测试队伍专业化打下了基础。他又第一个提出在卫星进入发射场前要进行整星可靠性增长试验，把问题彻底解决在地面。
这诸多的“第一”实践充满艰辛，这些难度的跨越无疑是对他的能力和水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2000年9月，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发射圆满成功，并按时在轨移交，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用户和上级的好评，2000年，这颗卫星被授予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成功了。
作为总工程师，他对卫星研制技术工作要求精益求精，抓大也抓小，甚至细化到卫星的各级技术状态。他常说：对质量问题就是要“捕风捉影”，才能亡羊补牢。集团公司质量部的人员说：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质量透明度是最高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家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是一个脑袋两只手，人家能干成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作为两总的叶培建，对队伍的管理以严格著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办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每天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把一天的工作按顺序列出；每逢节假日，他总是要到试验现场转一转，2000年的五一节，七天假，他和试验队一起加了五天班。他注重队伍的精神状态，在试验队里开展了“温暖工程”。队员的个人需求，他都要尽力而为，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靶场，他创造性地执行五院徐福祥院长关于型号研制的两个令，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为了强化“电测”这一关键工序，他编成“十好歌”在队员中广为传诵：
思想状态精神好，
岗位责任落实好，
口令应答准确好，
操作执行无误好，
判读数据及时好，
表格填写规范好，
班前班后会开好，
计划调度有力好，
问题归零认真好，
政策兑现大家好。
这一个个“好”字了得！电测工作既是主线，又是要求，贯穿和浓缩了工作的全部内容，朗朗上口。
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他的苦恼与悲伤，近来大家都在为他夫人的不幸去世深感震惊和惋惜，但我们祝愿他能早日走出生活的阴影，抖擞精神，以更辉煌的成绩报效祖国，告慰夫人在天之灵！
“思得壮士翻白日，光照万里销我忧。”中国入世后，叶培建作为中青年航天技术专家，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已经把身心融入到祖国的命脉之中，他要以自己的忠诚为泱泱中华的神采着色！
叶培建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的认真与执着，瑞士一家报纸上曾有所反映：他从不去酒吧，他说他不喜欢酒吧的气氛，也不太看电影，他把周末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