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讲讲在主持处里工作时，有时还得揽人之过，当然也是自已之过，工作没有做好，就得主动检讨。这是做一个小领导的应有责任。有一次，省政府在开一个全省的会。主要领导下午要做报告，上午在看稿时，发现送审稿中漏了一页，在会上把我找去，我真是捏了一把汗，怎能出这个事呢，立即打电话，要处里快补上急送来。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见人送来，几次电话催，都是说送出来了，但就是不见补来的稿。当时，我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满头大汗淋淋。领导看了我急得那个样子，相反安慰我，叫我不要急。他越是这样说，我心里更不是滋味。直到吃中饭了，才把补的稿子送来。我接到稿子，问了一句：怎么搞的？那位同志说：上了车，驾驶员说要到医院，这样就把事误了。他们说得很轻漂，却不知我被领导刮了“鼻子”，这滋味难受呀。看看，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次总算没有误大事，但作为我来说，很内疚，也是失职，为这件事，我多次在会议上检讨并接受教训，制订制度，堵塞漏洞。领导虽没处分，再批评，但自己心里话有数，这是工作没有做好，要引以为戒。
上面都是说的苦，也可说是倒了一通“苦水”。那苦中有没有乐呢？也是有乐的。我的体会所谓乐，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被人承认了，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最乐的。正如一个农民秋后看到自己丰收的实果，一个工人看到亲手生产的现代化产品，一个建筑师看到自己描绘的蓝图拔地而起，这时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兴奋，是多么的乐！我们搞文字的人也是一样，见到自己写的文稿领导通过了，转发或者报纸上刊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高兴了，这时是我们最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成就感，自豪感，就是我们的自尊心、上进心，这是苦后的喜悦，是丰收的喜悦。在省政府工作时，我曾为一位主要领导写了好多年来的文稿，也可说是苦了好多年，从没有亲自听到他的当面表扬。但在他调任省委书记，到各办公室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为我写了不少好的文章，谢谢你！”话虽不长，但这是对我工作的充分肯定，这说明我的苦没有白费，这是苦后的乐。
另一种乐，就是得到组织政治上的信任。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背景，又无什么社会关系，能在这样大的高级机关工作，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因此，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守本分的，勤勤恳恳地诚实劳动。这一点，我们是很知足的。过去，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组织能把我们按在这样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得到组织的信任，是最大的乐，这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有人说：你们这些人苦是苦一点，但你们的政治待遇高，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你们能看到。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不是政治待遇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工作需要。因为你不了解领导意图，就写不出符合领导要求的文稿。
学做“泥瓦匠”
在机关搞文字，按说是“写稿匠”，怎么又要学“泥瓦匠”？许多人不理解，但如果我们在机关时间长了，也就能慢慢理解了。
世界万物都存在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人类也同样在矛盾中发展，在矛盾中前进。有矛盾是正常现象，没有矛盾，倒反不正常了。人与人之间，由于各人的人生阅历、文化程度、政治修养、思想方法等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不过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总体上说，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是思想认识不同的矛盾。过去在基层，看到一些单位领导斑子闹矛盾，不团结，心想在大机关，高级干部身上不会有这样的事。到了省政府后，这样的想法慢慢打消了。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人和事，使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领导人之间也是如此。领导同志政治理论水平高，但他们也是人，他们之间同样有矛盾。这在我的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1978年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期间的错误路线，确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一时间，全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建设热潮。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从另一方面说，当时的财力、物力，要全面“出击”，大干快上，也不可能。1980年国庆后，中央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召开会议提出要进行经济调整，压缩若干新上项目，保一些重点项目。对这一方针政策如何正确理解、认真落实，从领导到群众都有一个思想转弯的问题。当年，我刚到省政府不久，对全省情况也不了解，也没有我们的发言权，只是听着人说，叫干什么就做什么。在省里贯彻时，当时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对上、还是下看法不一。具体说就是当时要写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如何写。比如讲速度，一个说下年度国民经济增长为“保五争六奔七”，一个说只能“保三争四”。这个速度之争，在当时政治气候下，有人把它上升到政治路线上来，成了“路线”之争。闹得全省上下，风风雨雨。本来意见不统一，有争论，可以交流，但他们却又“背靠背”。当然，后来这位书记在政治上出事了，但在当年这样的一些事，谁是谁非，也难以判断，只能让历史来判断了。
按常规，《政府工作报告》的“口径”，应以省委的工作思路为准。经过分工，我和其他同志按这一思路起草了一个初稿，领导看了不合“路子”，丢在一边。再由一位办公厅副主任和一位处长，两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写出了另一个稿子。当时，我们分析，也许主要领导可能面授机宜，当面交办的事不便于对大家讲，我们也不便于问，只得在旁当观众看“戏”，到底写出什么样的稿子来。他们苦战了好长时间写好的稿子，送到省委去后，又是对不上“口”。书记看后，在几个地方打了一个又一个大问号。在批“骑在马上赶马走”边上，打了一个问号：指谁？在讲“乡镇企业无计划与大企业争原材料”、“挖社会主义墙脚”边上再打上一个大问号。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一连打了好多个问号（？）。明眼人一看，这个稿子又难出笼了。后来，不得不又把稿子重回到原来的“路”上来，在这基础上再写改。讲这么长的话，我是说上面的这些矛盾，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就很难办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不仅是简单的写稿，而是思想政治认识问题了。我们不仅会写稿，这时还应学会处理矛盾，学会做“泥瓦匠”，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矛盾的协调能力。有时这样的本领十分重要。
当年，在省政府机关，有一位常务副秘书长，人们都戏称他是“八级泥瓦匠”。因为许多别人处理不了的事，经他这把“泥刷子”刷过来刷过去，原来的“裂缝”刷平了。因此，机关里好多事，都请他去摆平。处理矛盾是一门学门，也是一门艺术，这种本领，不是一天、两天能学到的，是要长期实践才能学到手。这位领导是我的很好的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好的经验。当然，当“泥瓦匠”也不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要有灵活性，要有耐心，要会磨功，不怕烦。还要有修养，能忍受点冤屈。有时候还得当和事佬，装一点糊涂。有时还得当个出气筒，让人出出气。
我就曾亲身遇到这样一件事。省里要开一个全面部署工作的会议，我们准备了一个主报告。一位主持农业的副省长看后，很快打来一个电话，令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我只得奉命前往。见到我后，一古脑儿把我批了一通：你们就是不重视农业。江苏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大省，在这个报告里就讲这么一点？分量太轻了！又问：这个稿是谁这样定的？当时，我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正面回答是谁，也不便于回答。我心里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这个小小的处长，够不上他骂，也用不着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只是给他出出气罢了。就是这样的窝囊气，我也得受。我拿着笔记本心平气和地说：您有什么意见请讲，记下来再去认真改。接下去他讲了自己的意见。这样一件事，本来领导人之间可以当面说下就行，就是不肯思想见面，当面不说，硬要转个大圈子。
对这件事，从我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错，也只得受人之命。后来，我把这位副省长意见补进讲稿上了。这时，我又不能把这个领导发火的真情告诉主要领导，引起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但又要把他要改的意见说出来。我只是说：某领导看后提了一些意见，我们按他的意见补充了。主要领导看后，很干脆地说：
行，就这样！这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就这样人为地把它复杂化了。从这件事的过程中，我感到，我们这些当秘书的人，实在难当，要有较高的修养。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处理领导之间的矛盾时，一定要“熄火”，当“消防员”，千万不能“添油加醋”，更不能“火上加油”。嘴一定要紧，不能两头讨好，人为地制造、加深领导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门艺术。如果不这样做，就有挑拔之嫌了，严格说是一个政治素质问题了。
跟党不跟人
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为唯亲。强调干部提拔要坚持德、智、体，要搞五湖四海，反对搞小圈子，反对拉山头，等等。
这些原则，执行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总体上说是在执行的，有的地方和单位做得好一些，但也有的地方和单位做得不那么好，甚至很不好；有的一个时候做得好，有的另一个时候又做得不好，也可能很不好。我认为这就是现状。尤其是进入商品经济时期，“商品化”渗入到多个领域，在干部任用上也沾染了，卖官买官，在一些地方也屡见不鲜。现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过去应当是更为突出了。以前，我们看到一些揭露封建社会内卖官买官的宫庭腐败讽刺小说，而现在新社会里许多地方和单位也同样存在，这是不能理解，也可以理解，因为新社会里也还有旧社会的“毒瘤”，在一些地方或一个时期内，都可能有滋生“毒瘤”的土壤，即是清除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会产生，这就是要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关键所在。据报纸披露，安徽省淮北地区有十多个县委书记因卖官而下马。其中，有一个县委书记一人就卖官110多个，涉及金额150多万元。他们把党的干部任用当作交易，这些人特别是想当官的人，不是跟党，而是跟人，跟的是以权谋利，贪脏枉法的人，结果是挖出一个人，带出一大窝，还不令人深思！
按理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无疑都是跟着党走，不存在跟党还是跟人的问题。但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个跟党还是跟人的问题。从道理上讲，跟党和跟人是一致的。因为党是抽象的，而人是很具体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跟党与跟人是一致的。但有一个重要条件，这个人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没有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他以共产党的名义，以我划线，任人唯亲，提拔一些不该提拔的人，这些人“拉虎皮”作大旗，干了许多坏事。这样的领导人有的喜欢阿谀奉承，有的被金钱美女迷住心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客观上都为一些坏人开了绿灯。这样的人，就不是党的代表者了。这些心怵不正的人，尽管是少数，但情节恶劣，影响很坏，往往是“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酱”，把党的威望全弄坏了。对这样的领导人，我们能跟吗？不能！
也有这样的人，他虽然没有干什么坏事，但专门拍马、献殷勤，给领导一点小恩小惠；或者各有所取，相互利用，得到了一些领导的宠爱，从而青云直上。在这里，我们不是看不得别人升官。别人升官，我们理应祝贺，问题是有的人的升官是不该升的，民心不服。从这些人身上，给人们一个“导向”，是要想“升官”，就得拍马，就得送礼，就得花钱买。这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我这个人就是不信这一套。我信的是，跟党而不跟人。不能盲目跟人，不能有野心。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是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是为党而不是为人而奋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有人说：你干了几十年，现在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有人还掰着指头说：某某提了，只有你一个还在原地转。有人说：你亏吃大了。我不是这样看。其实，我现在这样已经很满足了。我出来参加工作时，从没想当什么官，能有个事做做，就行了。现在看来，我工作几十年，有两大“毛病”，其实不是“毛病”，是在党的培养下养成的素质：一是不会给领导送礼，讨好、拍马屁；二是只埋头干事，不抬头跟人。事实也是这样，至今还没有给顶头上司送礼，我不会送，也不想送，直至离休，也没有“靠”上一个大领导。这就是我吃“亏”的原因吧！我有时也明知道这个“毛病”，但我这个人却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这样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直到现在，我还不悔。有个老乡从外单位调到省政府，春节时到我家来，打听某秘书长、某主任住在哪里？我说：很抱歉，不知道。后这位老兄巴结了多个领导，“靠”上去了，很快成为“红人”，连升几级。结果呢，后台倒了，经济上出事了，法院判了他十七年徒刑。人还是守本份好，历史的经验我们要记取。
我这个人是很能自我“定位”的。我是个强劳动力，是机关干活的，还能写点稿子。但我对当官这些事都看得很淡，我们本来就不是当官的人。提还是不提，这都是领导上的事。我虽不是什么官，但我的腰板还是硬，决不会为了斗米而折腰。离休年龄到了，军人是“解甲归田”，而我无田可归，只好“搁笔返家”，做一个普通人。这也好，自己是一个小干部，上与下落差不大，也没有什么大的思想压力，人很自在，肩膀上没有包袱，也不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件大好事！
“情”淡如水
人总是讲情的，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人与人之间是有感情的，比如阶级情、同志情、朋友情等，因此人们常用情同手足这个词来来表达人情关系。在社会上，有时两个不相识的人，一人遇上困难，另一个人也会鼎力相助，何况在革命队伍里，就更应是如此了。在革命年代里，为保护战友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事也是很多的。但我们也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的商品化，有的人眼里的“情”，其内涵开始变味道了，认钱不认人的事，也不少。有人说，这是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经济就不讲情吗？这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托辞。
在战争年代，有许多革命先辈，为了别人活，而自觉去流血牺牲，他的这个鲜血和生命，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因为他们是为了同一个革命理想而来，这种情是无价的。在当今社会，一般情况不要求某一个人为他人而牺牲，但在我们的社会里，为了国家、集体和他人而英勇牺牲的英雄还是不少的。他们的精神是高尚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那种商品经济社会无情的论调。当然，我们现在不要求为别人而死的流血情，但也有的人连一点朋友情也没有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