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触的老首长、老革命中，他色彩最丰富，最率真，对人最真诚，最有赤子之心。孙克骥首长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开国将军，他长期在党、军队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文革”中他虽然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诬陷迫害，但他始终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并与林彪“四人帮”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始终与广大指战员心连心；他一生坦荡无私、光明磊落，从不背后议论别人，有话都当面讲；他廉洁自律，公道正派的高尚情操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75年他从北京军事科学院（大军区级单位）政治部主任、常委的岗位上，奉调到南京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大军区常委。他是许世友司令员、廖汉生政委的得力助手，后来又当了军区副政委。他在南京军区担任领导工作30年，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卓有成效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当时华东地区部队的稳定；对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解决部队参加三支两军中的问题；对在“文革”中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清查在十年动乱中与林彪“四人帮”有株连的人和事，在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深受同志们的崇敬！孙克骥首长来南京工作后，我常到南京看望他，多次聆听他的教导，受益匪浅。他风度翩翩，学识渊博，当谈起十年动乱与改革开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时，话语里充满了哲理性，会使你茅塞顿开，受益终生。他是大军区首长，非常平易近人，对人特别热情随和，我与他情谊与日俱增，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使我懂得许多的道理，在新形势下避免了许多错误的发生。1979年我随疗养院（团单位）升格为正师单位，由原来的副院长被任命为院务部长。孙克骥首长及时教育我一定要廉洁奉公，他说你过去一只听筒一枝笔给人看病，现在管钱管物一定要廉洁遵纪。我牢记首长的教导，给自己定了守则，不沾公家一分钱，不用公款请客，不拿花房的一盆花，不用公车办私事，全身心地投入基建工程，建宿舍、礼堂、车库、浴室、油库、花房等共计18900平方米。我做到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1987年开全院群众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浙江省七届人大代表，当时我不是候选人，群众自发投票选举我，结果光荣当选，翌年又选我为优秀共产党员，这是我坚决执行孙克骥首长指示的结果。他生前时刻盼望中国“党政清廉、干部勤廉、社会崇廉、风清气正”！
1992年我亲耳听到一位首长是这样赞扬孙克骥首长的，他说：“孙克骥政委是一位军中才子，他军、政都颇有建树，又有文学才华，文章写得好，对公安保卫情报策反工作都是行家里手，政治上非常敏锐，原则性强。一生功勋卓著，这样的领导同志，不仅军队中少有，即使在全国也不多见，党培养这样一位领导人实属不易，他是陈毅元帅、粟裕大将的爱将！”这位首长的话是对孙克骥首长一生的高度评价，讲到大家的心坎里了。近三十年来，我接触孙克骥首长比较多，1978年他到莫干山疗养，我负责他的医疗和生活；1985年7月我又随他到福建崇安开会半个月，和首长朝夕相处，聆听他的许多教导，他畅谈天下事，说古论今，他的机警练达，平易睿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岁月的流逝冲淡了许多记忆，却磨灭不了孙克骥首长对我的教导和爱护。今天我在这篇文章里回忆首长一些往事，以表达我对首长的深切怀念！
一、改革开放，他从心底里感到喜悦。
1978年1月18日至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拔乱反正，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孙克骥首长对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从心底喜悦，他说：从此中国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次灾难和教训。
孙克骥首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乐观。他说：“毛主席是伟人，邓小平也是伟人，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搞特区、要搞市场经济、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精辟理论。这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正确的，怎样评价小平的功绩都不为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与遵义会议相媲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自己的错误自己来纠正、来克服。这是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很了不起。
二、干部的严重腐败他从心底里为此担忧。
孙克骥首长讲：腐败这个东西，哪个国家，哪个党派，哪个历史朝代都有，不单纯光中国有，关键是要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自己廉洁自律，又要重视狠抓反腐败斗争。要一抓到底，小平同志很早即预见到这是一场斗争，告诫大家要两手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斗争，要从高级干部抓起。陈云同志也早就说过，如不认真抓腐败斗争，任其蔓延，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讲得很严肃。明朝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从进京到逃离京城仅4天，为什么很快失败？除没有政党领导这一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高层领导人刘忠敏、牛金星等严重腐败导致内讧散伙是主要原因。1949年毛主席从西北坡进北平时和周恩来讲，我们是进京赶考，要考100分，决不学李自成。北平解放不久，湖南韶山冲的亲朋好友来北平找毛主席按排工作，毛主席一个都不允许，劝他们回家劳动。毛主席叫他的儿子去当农民、当工人、当战士，大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毛主席清正廉洁、立党为公的品德，为全党、全军、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对干部，特别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处理非常严肃，决不心慈手软！孙克骥首长向我讲了建国初期毛主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级干部的贪污大案。案发后薄一波、黄敬同志出于战友之情到毛主席那里为刘、张两个说情，恳请毛主席宽大处理，不杀这两个人。毛主席问薄一波、黄敬同志，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毛主席又说：“正是他们两人的功劳大、地位高、资格老，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月10日在河北保定广场召开两万人的公判大会，由省主席杨秀峰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令，当场执行枪决。这个案件从揭发到宣判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二十天。宣判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和反响，对领导干部为官清廉、党风党纪教育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孙克骥首长还给我讲：腐败这个东西就像瘟疫一样，要早抓，决不可蔓延形成腐败的社会风气，到那时解决起来非常困难，旧社会有一个称谓叫“法不惩众”，等到腐败成风，遏制这种坏风气非常困难。我们是执政党，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不拥护我们，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党失去号召力，这就非常危险。苏联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创建的党，他指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他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因素之一。”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工人，包括1000多万共产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更令人震惊的查封者都不仅没有遭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也没有工人、党员、职员、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的区委、市委和州委。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的凄凉，一夜之间便彻底改变了，令人心寒！其原因，必须从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中国的国情与前苏联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也不一样，不会出现苏共这样的事件，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帝国主义还包围着我们，台湾还未统一，西藏的达赖还在捣乱贼心不死。目前一些基层的领导人出现严重的腐败，脱离人民群众还是相当严重的。部、省少数领导人的腐败犯罪也是触目惊心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但中央决心很大，正在尽力整治之中，对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令人欢欣鼓舞！例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马向东、李纪周、张宗绪、杨前线、庄如顺、许甘露、黄德茂、刘丰……都得到应有的惩罚，有的已上了断头台。孙克骥首长还讲，遏制腐败还得一是不断加强法制教育；二是对罪大恶极者采用重型，否则难以遏制住，对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如犯罪，要同样按法律处理，决不姑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还讲在井冈山时期，1932年5月9日苏区枪毙第一个贪污分子叫谢步升，事发后判处死刑，但遇到高级领导人包庇他，难以执行，毛泽东主席知道此事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最后谢步升被枪决了。解放初，中共中央曾规定贪污五百元判死刑。现在有些人贪污受贿的数目变大，犯罪的人数变多，因腐败而引发了各种矛盾，有的相当尖锐复杂。中央首长处理这类案件人累、心也累，感到身心俱疲惫。例如经常发生矿难，襄汾溃俱事故，谋财害命的牛奶“三聚氰胺”事故等等，不一而足，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厦门出现走私枭雄赖昌星远华案，是世纪第一大案，上上下下卷进800多干部，甚至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还与其结为把兄弟，东窗事发，向赖昌星通风报信。赖昌星远走高飞，逍遥法外，直至1年后归案。1994年赖昌星在厦门搞了一个六层楼的红楼，楼内养了一批高智商美女，如美女临时不够，还随时用飞机到大连接人。楼内摆有古玩、字画、高级钟表、老虎皮、各种高档电器、桑拿浴、按摩厅、佳肴名酒，应有尽有，用来腐蚀干部。赖昌星狂妄地称：只要共产党的干部从一楼到六楼（六楼是赖昌星办公室，赖在这里向干部送红包，少则几万，多则几百万上千万），这名干部就是我的人了。他这也是大实话，糖衣炮确实比真炮弹厉害，不少干部倒在红楼里了。
当时朱镕基总理，发现厦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心情非常沉重，决心亲自抓这件事，于1999年4月0日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得到常委们的支持，立即成立40调查组由曾庆红、刘丽英、何勇同志具体执行。他们手持尚方宝剑，谁阻挡就抓谁。经过一年的调查，发现赖昌星偷税漏税，国家损失高达505亿元。法律对犯罪者处极刑的14人；处无期徒刑的1人；处有期徒刑的56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证明党中央是英明正确的，是值得国民信任的。
三、廉洁奉公，他从心底里要求自己。
军内对孙克骥首长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崇高品德极为感动。他对上、对下、对平级都是实实在在，诚恳相待。他对上级尊敬、服从，但不阿谀奉承；对下级关心、爱护，但从不溺爱放任，都是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一切都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他为人非常正派，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有话讲在当面，对同志总是坦诚相见，开诚布公。
1978年夏天，他到莫干山休假，那年正是全党清查林彪“四人帮”时期。在“文革”中受苦、受伤害的浙江许多领导同志（其中也有省军区领导同志）到山上来看望他，揭发南萍、熊应棠的问题，孙克骥首长总是从正面开导大家，要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注意团结大多数，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对参与林彪“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主要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按中央规定政策处理，“文革”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小平同志讲过话：“要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上山来看他的许多同志受到了一次政策上的教育。在莫干山有条件可以设宴款待大家。但首长廉洁奉公，不搞吃吃喝喝这一套，交待我凡来山上的同志一律吃客饭，二荤一素一汤分食制，我们按照首长的指示办了，体现了他的廉洁作风。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级干部调整级别时，浙江省军区有两位副司令在“文革”中有错误，省军区同志不同意这两位副司令升副兵团级，孙克骥首长听后给浙江同志耐心做工作。要他们以大局为重，说有错误可以批评帮助，但在调级问题上要宽容大度，说他们都是老红军，经过长征，过去为人民有过功劳，应当调他们为副兵团级待遇，让他们安度晚年，最后两位副司令均调为副兵团级，这两位省军区副司令内心得到很大的慰藉，但他们并不知道孙克骥首长是位掌握政策的好领导。他生前因公到杭州多次，都不肯到宾馆饭店下塌，他喜欢住到华北招待所，铁瑛书记安排他住汪庄、刘庄或大华饭店，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华北招待所挺好的，和省军区、一军联系工作方便些。”不论他到省军区、一军还是到福建崇安，他做到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连土特产也不敢送。1978年到杭州省军区，刘亨云副司令在华北招待所宴请他，他谢绝不掉，因为在新四军一团时刘亨云任参谋长，孙是政治处主任，一个战壕的战友，只好遵命赴宴，翌日孙又回请刘副司令和杭州的老同志，他还要我去接抗战时新四军一旅文工团的高粱同志来一块聚聚，他是一位非常重革命情谊的人。
他在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期间，位高权重，但从不以权谋私，从党的利益出发，把一些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提升到新的岗位上来。如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王详，1938年的老同志，他在朝鲜战场上是17团团长，仗打得很出色，全国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就出在他这个团，回国后任59师师长，后在江苏省军区任副参谋长，在师职岗位上工作近三十年。王详同志打仗很勇敢，曾多次负伤，1945年6月曾和敌人拼刺刀，身负重伤，经抢救从死神手里夺回他的生命。因此1982年，孙克骥首长建议军区党委、上报军委任命王详同志为江苏省军区副司令，王详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3年。对民兵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角斜民兵营威震江苏。他于1987年逝世，享年66岁。孙克骥首长代表组织上对这样的功臣如此安排，体现了党对老同志的关注和厚爱，在军中起到了良好的影响。
束颖大姐在《儒将孙克骥》书中94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