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强调组成会意字的“文”“互相融合、互相贯注而别成一意”，也就是通过构形字素之间意义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新的意义。而“其字之音义超然于所合之文之外”引发了人们对会意字的音义与构形字素的音义关系的思考。
由于杨氏精研语法，所以他对文字形义关系的研究，将语法、语义熔为一炉，自辟蹊径，别具特色。如他对“会意”的分析，首先分为“名字为主之会意”、“以动字为主之会意”、“以静字为主之会意”、“复文会意”、“变体会意”等八大类；“名字为主之会意”又分为“集名会意”、“名动会意”、“名静会意”、“静名会意”、“动名会意”五小类；“集名会意”再分为“二名相对”、“二名相承”、“能名与所名”、“全名与偏名”、“本名与喻名”等八个次小类。可见杨氏对会意的分类是有层次的。他以会意字表义字素中主要字素的词性作第一层次的划分；以所有参构表义字素的词性作第二层次的划分；以参构字素之间的语义关系作第三层次的划分。
杨氏以结构主义描写方法比较细致地描写了会意字是以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怎样组合而成的，他注意到了构形字素独用时的词性，有些部分兼顾了字素组合的语义关系（如“集名会意”部分），但绝大部分未考虑字素组合的语义关系，尤其未考虑构形字素个体与会意字整体的语义关系，此为其不足之处。这一点正如许嘉璐所说的：“词与词的关系有多种，主要的决定性的，不是结构关系（汉语尤甚），而是义的关系。结构关系是为义与义之间的关联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为它服务的。”许嘉璐《词义是怎么演变并被解释的——词义的主观因素考察》，2006年9月22—23日北京师范大学学术报告。虽然许先生说的是词与词的组合关系，但其原理也完全适用于会意字构形字素的组合关系。仅仅止于描写会意字的构形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解释这类材料组合的目的是什么，它们这样组合记录的是语言中什么样的词语，它们为什么以此种组合来表示这类词语。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在杨氏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探究的。
2.1.17陈梦家在1939年写成《文字学甲编》收入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将汉字划分为“文”、“名”、“字”三种基本类型：
文、名、字不但代表文字进化的三个阶级，并且代表文字三个基本类型。第一类型“文”，象形字属之；第二类型“名”，声假字属之；第三类型“字”，形声字及其他形声相益的字属之。我们今以象形字、声假字、形声字做代表。（《中国文字学》，25页）
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中，陈氏批判了唐兰的“三书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汉字类型学说：
象形、假借和形声是从以象形为构造原则下逐渐产生的三种基本类型，是汉字的基本类型。（《殷虚卜辞综述》，77页）
他所说的“象形”，包括许慎的象形、指事、会意。陈氏指出，象形、假借和形声“此三者同样达到文字的目的，即表达出语言的某一内容（即意义），但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77页。。由此可见，在陈氏眼中，会意（包含于他所说的“象形”中）表示语言意义的方式是“由形得义”的，即以形的组合意义表示词的意义。
那么包括会意在内的“象形”在表词上有些什么特点呢？陈氏说：
事物的形象不一定是静止的，因此象形字所象者不限于事物在静态中是个什么东西（名字），也象它在动态中是怎样的活动（动字），也象它在动态和静态中是怎么样式的东西和活动（状字和形容字）。……就象形字所表达的之为事物的静态、动态、状态而言，我们可以分别它们为名字、动字、状字或形容字。（《殷虚卜辞综述》，78页）
陈氏明确指出“象形字”所表可以为“名字、动字、状字或形容字”，较之唐氏强调的象意字“用以表达一切事物的动作和形态”更为细致全面，较之杨树达所述更为清晰，对我们研究会意字表词的词性分布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梦家的“三书说”影响很大，和他几乎同时的刘又辛以及后来的林沄、裘锡圭等人都得出了大体一致的观点参刘又辛《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中国语文》1957年5期；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14—30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06—107页。。
2.1.181941年，张世禄在《中国文字学概要》中用“写实法”、“象征法”和“标音法”来概括中国文字的构造。其中“象征法”既包括用象征符号或象征符号加写实图像来表示比较抽象的意义的方法，如“上”、“下”、“中”、“旦”、“甘”等；也包括用写实图像表示抽象概念的方法，如“大”、“高”等；还包括用几种写实图像拼合起来表示抽象的意义的方法，如“鮮”、“思”、“婦”等。前者即传统所说的指事法，中间即形意法，后者即会意法。此三者统以“象征”名之，说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构造机理，即用具体的事物或形象表示较为抽象的意义。这也正是会意字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实，张世禄的“写实”、“象征”、“标音”和唐兰的“象形”、“象意”、“形声”大体相当，只不过命名的角度有所不同罢了。
2.1.19上世纪80年代，蒋善国在《汉字学》一书中较为详细地研究了会意问题。他认为：
会意字是合象表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现成的字比合在一起，表示一个词的意义，里面没有符号的成分。……有了会意这个方法，由独体走向了合体，是一个大进步。
就会意字的历史发展看，最初的会意字是象形的，隶变后的后起会意字多是表意的……（《汉字学》，117页）
他从会意字的组织成分着手，将会意字分为三种：
1纯会意字这类字是会意字的主要类型，是会意字的正例。一般都是由两个偏旁义符组成的……
2会意兼声字这类字是在两个充当义符的偏旁里面有一个兼有声符的作用……。因为这类字有声符的作用，也可以认为是形声字的一种，一般叫作“亦声字”。
3增声会意字增声会意字是二形或二形以上和一个声符组成的会意字，它和“亦声字”不同。“亦声字”是声符本身兼有意义；增声字是在纯会意字上，另外加一个无意义、不相干的声符。例如泰字《说文解字》说：“滑也，从从水，大声。”是由两个义符和一个声符组成的会意字。很显然，在这类字里面，意义的成分是主要的，声音的成分是次要的，它和一般会意字是一样的，不过只多了个不关紧要的声符罢了。
增声会意字是纯会意字和纯形声字的混合形式，它的形成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在会意字上增加声符，如“寶”字……。另一种是由形声字陆续增加义符形成的，如萍字本作苹，从艸平声，后又增加了水旁义符，作萍（从艸从水平声）成为增形字，因而多形的形声字也是增声会意字的来源之一。（《汉字学》，118页）
将“纯会意字”和“会意兼声字”归于“会意字”，应该问题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增声会意字”。按照蒋氏的定义，“增声字是在纯会意字上，另外加一个无意义、不相干的声符”，则他所说的“增声字”的第二种来源“由形声字陆续增加义符形成的”就不成立了。那么其第一种来源成立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这类字的字形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具有层次性的。“在会意字上增加声符”，就字形的整体结构来说，形成的是一个纯形声字；虽然就局部而言，它的形旁包括一个会意结构。由此看来，蒋氏所说的“增声会意字”根本就不存在。
此外，蒋氏还谈到了会意方法的优缺点。会意字的进步性体现在造字和认字两方面：
会意字把若干图形合起来表示意义，表示的方法比较明显，特别是能表示更多的抽象概念，使汉字由表形走向表意，在方法上比象形和指事前进了一步，起象形方法和指事方法不能起的作用。这是汉字表意性质的高度具体表现，也是形意文字的主要形式。这些都表现了会意字在创造方法上的进步性。这种造字方法不但简便灵活，而且能产性高。
从认字方面看，便于掌握也是会意字的一个优点。（《汉字学》，119页）
而它在表达词义方面的局限性则表现在：
会意字在表达词义方面的局限性是由它本身所决定的。会意字的表意是造字人的主观见解所规定的，是从一个概念的许多特征中选择某一种作对象，基本上是片面的，缺少全面性。再说，会意字是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象来表示一种概念，事物的发展无穷，方块字的地位有限，要想把一个复杂的意义表示在一个方块字里面，而能够表示得恰切，又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会意字不但缺少全面性，而且不能表示正确的概念，把一个会意字给两个人去猜，可能猜出好几种不同的意义。会意的标准既然没有一定，所表示的意义自然要模棱两可，使人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原义。例如三合体字多表示众多的意思，如众是众立，磊是众石，可是三女为姦，却表示“私邪”的意思，三子为孨，又表示“谨”的意思，三犬为猋，表示“犬走貌”，三羊为羴，却表示“羊臭”的意思。像这类字，如把姦和孨的意义互换，或猋和羴的意义互换，有什么不可呢？（《汉字学》，119—120页）
蒋氏从纯理性出发指出人类创造文字的局限性。这实际上是文字及其表达方法与事物意义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永恒的。即使是语言，谁又能否认“言不尽意”现象的存在呢？我们认为，任何对词义的表达方式都具有主观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因为这种表达是特定人群的主观认知行为，而这特定的人群总是隶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其思维方式总免不了要打上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烙印。会意字“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象来表示一种概念”，要想把这个概念表达得面面俱到而且“与时俱进”，确实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要求对于文字来说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会意字作为一种表意的象征性符号，它对于词义的阐释只能是抓住词义的典型特征进行提示性说明，这是由文字的经济性原则所决定的。至于像“众”与“磊”、“姦”与“孨”、“猋”与“羴”的意义为什么不能“互换”，那就要归于其构形字素所表示的对象本身的特点和汉民族对它们认知的思维传统和习惯了。
2.1.20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裘锡圭对于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基本上认同陈梦家的“三书说”，不过他改陈氏的“象形”为“表意”，将会意字列为表意字当中的一类。
裘氏将各种文字的字符归为“意符”、“音符”和“记号”三类。意符是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包括作为象形符号使用、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的形符和不依靠自己的形象起作用而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的义符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1—12页。。会意字就是“在抽象字、指示字之外，凡是会合两个以上意符来表示一个跟这些意符本身的意义都不相同的意义的字”同上，122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会意字分成六类：
A图形式会意字
这类字大体上跟林义光认为应该划入象形字的会意字相当。
B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
这类会意字其实大都也是按照以图形表示字义的原则造出来的，所以它们的偏旁之间的位置关系在表示字义上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造字时或者明显采用了象征手法（如［三（二）］里提到的以“止”形表示人在前进的“步”、“涉”等字），或者把义符硬当作形符用（如［六（一）］里提到的以“臣”字代表在主人家中服役的臣仆的“宦”字），因此字形的图画意味就淡薄了。这是我们把它们跟图形式会意字区分开来的原因。
C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
这类字把象人或动物的字或形符，跟象某种器官的字或形符配合起来（有时还加上象其他有关事物的偏旁），以表示跟这种器官有关的某种行为或情状。杨树达称这类字为“主名与官名的会意字”（《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207页）。
D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
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表意字，并非都是会意字。有的字如“艸”和“絲”，跟它们的偏旁是繁简体的关系，应该看作象物字。即使是会意字，也不见得一定属于本类，如象一人跟从另一人的“从”字，就是图形式会意字。不过，大多数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字，是可以归入本类的。……在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里，有些字的字形也利用了偏旁之间的位置关系。
E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
它们由两个以上（绝大多数是两个）可以连读成语的字构成，连读而成之语能说明或暗示字义。……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绝大多数是汉字变得完全不象形之后才造出来的，在古文字里很少见。
F其他
在会意字里还有不少不能归入以上各类的字。（《文字学概要》，122—139页）
不过，裘氏自己也说：“会意字数量既多，情况也很复杂，……这六类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分类标准，这样的分类只是一个权宜的办法。”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23页。
由上可以看出，裘氏的分类是一个由形象到抽象逐步过渡的过程。A类是纯写实的；B、C、D类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上了写意的成分，B类采用了象征的手法，C类对器官部分局部夸张以凸显所表之意，D类以偏旁的自我复制而造成数量上的扩张来显示相关的意义，这三类都有现实物象作基础；E类则完全抛弃了图画式的形象的基础，而转入抽象的纯语言式的组合。由此可见，会意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到逐步抽象直至完全抛弃具象，转而记录语言的过程。所以唐兰说“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这种会意字，在秦以前的古文字里，简直就没有看见过”唐兰《中国文字学》，71页。，话虽然说得绝对了点，但其描写的会意字由形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却是基本正确的。
2.1.21李圃在《甲骨文文字学》中提出了全新的字素理论，并运用该理论对甲骨文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写。李氏认为会意属于静态描写的六种表词方式的一种（与动态描写的造字方法不同），其定义是：
会意表词方式的字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素构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素之间均保持着各自的义类，都处于直接显示词义的上位层次，而义类与义类之间则通过一定的思维方式构成一个特定的关系意义。（《甲骨文文字学》，137页）
在书中，李氏还分别举例介绍了可以使用主谓短语、偏正性动词短语、偏正性名词短语、连动短语以及复句形式短语等格式理解的会意字，对会意字字素之间的语义句法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后来发表的《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载《中国文字研究》语素为归着点的‘物化回归’过程，包括在这个全过程中人脑的‘中介思维’规律及其‘迁移认知’原则”的汉字学元点理论，对研究《说文》会意字的发生及认知机制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1.22石定果《说文会意字研究》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本研究《说文》会意字的专著。石氏通过“结构—功能”分析法，对《说文》会意字的数量、层次、构件、结构、部首、词性等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和描写，得出了一些结论。她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