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天方夜谈》是纪德幼年最喜好的两本书，也是最影响了他一生的两本书。在论陀斯妥易夫斯基时，纪德曾指出这一位俄国作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初次接触到《福音》后对他作品所起的影响，他又以《福音》对陀斯妥易夫斯基所起的作用和对另一位大作家——尼采所起的作用，作了一个很有兴趣的对比：他观察到尼采对《福音》的直接反应是“自我肯定”，是妒忌。尼采妒忌基督直到疯狂的境地。当他写他的《柴拉支苏特勒语录》（Also Sprach Zarathustra），他的《此其人也》（Ecce Homo），他在想像中无时不把自己看作是基督的竞争者，对抗者，无时不怀着去基督而代之的念头。陀斯妥易夫斯基则相反，他的直接反应是“自我否定”，是顺从，是自弃。由于舍弃自己，结果反真正充实了自己，这才使陀斯妥易夫斯基在他作品中能那样丰富地容纳最相反的对立性，最无限的可能性。纪德这结论也无异说明了他所谓真正的个人主义即在否定个人，最高的“自我肯定”其实也就在“自我否定”，唯有在“自我否定”中才能达到“自我肯定”的最高表现。而这正是《福音》中所蕴藏的最高真理。但这真理经过教会的手不但已黯然无光，且已蒙受到最可耻的歪曲。纪德认为念《圣经》或《天方夜谈》一类的书，应该是像你出发到另一国境去旅行，你必须愈少带行李愈好，你最好什么都不带。而那时如果你不能穿上犹太人或亚拉伯人的服装，至少你也应光着身子进去。唯其如此，纪德才在《新约》中窥见了无穷真理，或是说，才替这些真理发现了新的生命。与教会相反，他指出自由与解放没有能比在基督的口中讲得更透彻的。多少次，基督曾教人放弃世间的一切：“凡有不舍弃他的一切而追随我的，难望进入天国。”唯有把个人从他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始能完成个人最高的人性；因此基督不仅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同时还让人从这自私的狭隘的家庭制度中解放出来。每一追从他的弟子无有不先扔下自己的家。其中之一，出于孝道，想先埋葬了他父亲再去追从基督，基督便对他说：“让死者去埋葬死者。”当人们告诉基督说他母亲和兄弟来看他时，他反问道：“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而指着周围的听众他加上说：“这些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而当他母亲不忍离去时，他又说：“女人，你与我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最后，从十字架顶端，为不使他母亲过于悲伤，为使他母亲理解广大的爱远胜于狭隘的爱，他指着约翰对她说：“女人，他是你的儿子。”同时又指玛丽亚对约翰说：“她是你的母亲！”把基督从教会的窒息与陈腐中解放出来，他的声音显得多么宏亮！以《福音》作出发的纪德的大同感，试问如何能不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觅得它的响应？从这一意义说，纪德不能不是一个最纯粹最热情的观念主义者——因为对他，思想被看作和人一样，有它自己活跃的生命。但如因此认为纪德的理想主义只是象牙之塔中的梦境，那就未免太错解了纪德。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热情地生活过，热情地生活着，热情地教人以生活。从《地粮》（一八九七）中的“宁过一种至情的生活而不求安息，除了死的沈睡以外，我不希望别种安息”至《新粮》（一九三五）中的“因为你也许还不十分以生活为异，你也许不如你应该那样的惊叹这令人瞠目的奇迹——即你的生活”卞之琳译：《新的粮食》，页51。，这精神始终是一贯的。
纪德真正面对着生活，这“令人瞠目的”生活，即是一九二五年写完《伪币制造者》以后出发赴刚果旅行的期间。之前，纪德曾多次踏上非洲，但那时吸引他的是棕榈树下的笛声，是焦灼的日光近旁温静的阴影，是静止的黎明，是神醉的黄昏，是沙漠上每一沙砾中所见的自己热诚的投影。但这一次赴刚果（Congo）旅行的情形则迥然不同，他所目击的是什么？是法国在她殖民地腐败的设施，无情的剥削，是黑人所流的血汗，是人间的地狱。纪德在出发前当不曾设想到在诗意的网纱后面竟还隐藏着如许粗厉凄号的现实。一生痛恨虚伪、坚守一己的真诚的纪德，对呈现在他眼前的一切的反应是非常自然的。他自知切实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既非他的天职，也非他的能力所能及。但撇开艺术家与思想家的立场，站在一个诚实的“人”的地位，他也决不能让这一切蒙蔽过去，他必须报道，真实地报道。其结果即是他在一九二七年所发表的《刚果纪行》。由这一本旅闻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是不难想像的：纪德招致了无数的敌人，但同时也引起了大众的义愤与同情。如果有立一记程碑的必要，这可说第一次纪德其人与大众取得了联系。纪德已在他的创作中完成了他独创的美学观，是否一再出现于他作品中的雄健的伦理观也将付诸实现？纪德不能不被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所唤醒，所吸引。他开始读马克思（Karl Max）与恩格斯（Engels）的著作。他对社会新闻发生了莫大的兴趣。《刚果纪行》以后的《博亚矶的女囚》（La Séquestrée de Poitiers， 1930）与《立杜罗事件》（LAffaire Redureau，1930）都是这个关怀的成果。于是人们就开始谈到纪德的“转向”。对这一点，像对其余的事情一样，他自己的态度非常坦白：
别提所谓“转向”：我并没有转变我的方向；我永远在朝前进，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唯一的不同在于过去我在眼前除了空间与我一己热诚的投影一无所见。如今我却正朝着某一目标前进；我感觉到某一地方我过去模糊的愿望正在成形，而我的梦也行将成为现实。
无疑，这寄托着纪德理想的“某一目标”与“某一地方”，自无再下注释的必要。
一九三五年纪德的《新粮》出版。这书从一九一九年起已早开始酝酿在纪德心头。他在日记中提到它时，曾说这该是“《地粮》的一个晚成的副本”。的确，《新粮》是《地粮》的呼应，在本质上它与《地粮》的精神完全是一贯的。只是过去纪德自认在黑暗中前进，如今他像在自己眼前已窥见了新的光芒。因此这不再是“一本病人所写的书”，一个病人在情急中猛力地企图把生命抓回的书；相反，这是“爱与思想的微妙的交流”，而在表现上它也比《地粮》显得更平直，更自然，更豁朗。“自从我能以自信不需要幸福的一天，幸福就开始栖止在我身上了！是的，自从我自信不需要什么以达到幸福的一天。仿佛一斧砍倒了自私观以后，我的心里立刻涌出了如许的喜悦，仅够我用来灌溉另外一切的心了。”卞译：《新的粮食》，页68。晚年的纪德，由于把一己内心的不安——而组成这不安的则是他自身中无限的错综性与可能性——在他各种艺术品中得了倾泻，反成为更乐观，更坚强，更宁静。他的目光愈来愈转到他身上，他人的幸福，他人的重要性。“在别人的悲惨上发迹的幸福，我不要。剥夺他人的富足，我不要。倘若我的衣服剥裸了他人，我宁愿裸行。啊！我主基督，你广开食桌！天国的盛宴就在于人人都邀请。”卞译：《新的粮食》，页95。是的，正因为基督教抹煞了基督的真理，人们才有另觅新理想的必要。
“要不是基督教自身的破产，共产主义也不会有它存在的理由。”Pages de Journal（《日记抄》）。而当人问纪德：
“你不觉得共产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吗？”
他回答说：“我承认它也是一种宗教；但主要的这是一种合理的宗教，藉理性，藉经验，而不是藉神启所产生的宗教。”
由是使纪德通往共产主义的两条大道是：理性与理想。理性，因为他相信人类永远是进步的：“人并非一向就这样；人是慢慢的达到这一步的……如果人并非一向就如此，怎么可以说人永远会如此呢？人是变成的。”卞译：《新的粮食》，页156。理想，在他认为正是推动人类进步所必须的动力：“倒像人类的一切大进步并不归功于实现了乌托邦！倒像明日的现实并非造成自昨日和今日的乌托邦！”同上，页144。而纪德在《地粮》中就写下的“ 一个能自认幸福而又思想的人，那人才称得起真正的强者”也就说明了理性与理想合而为一的一种精神状态。
一九三六年纪德以苏联国宾的资格去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当他的专车开入这他所久已憧憬的国土时，他心头的喜悦应是不难想像的。回来后，在同年十一月就发表了他的《从苏联归来》（Retour de IU.R.R.S.）。这本在一个月内重版四十余次的小书人人都知道，当已再无赘述的必要。但并非人人所知道的，则是何以纪德能写出这样的书，如果纪德自己也真是共产主义的信徒。我已说过纪德从理性与理想两条大路跑向苏联，如今纪德还是循了理性与理想两条大路跑出苏联。如果人能明白这一点，也就不致把发表《从苏联归来》的纪德看作是又一度的“转向”。是的，纪德所真正关怀的，并非苏联本身，也非共产主义本身，而是包括苏联以内苏联以外整个所谓“人”这东西的命运，他的生活，他的幸福。正因为过去他以苏联代表了这“生活与幸福”的理想，苏联才在他心目中占了如此庞大的地位，正因为如今他发现苏联并不能代表这种理想，他才迫切地感到有发表这书的必要。纪德在书中曾坦白地指出了苏联值得赞扬的种种方面，但他同样坦白地指出了不是这些赞扬所可抵消的种种方面：那就是弥漫在苏联境内的不下于或高出于出任何集权国家中的形式主义，以及由此所教育成的人民恐怖与夸大的心理。在精神上，纪德看不出苏联与德国有何不同的地方当纪德在旅途中经过高里（Gori）——斯太林的故乡——时，他认为有对斯太林表示他这次受苏联热烈招待的谢意。因此他在一所邮局门口让汽车停了，预备拍发他的谢电。他笔下的电稿是：“道经高里，深感有对阁下致……”但至此，人已不让纪德再写，告诉他称呼斯太林时，光是“阁下”是不行的，必须再加上一点什么。诸如：“您，工人们的领袖”或是“您，大众的主人”……而当纪德申辩斯太林应该高出于这些卑劣的谄谀时，人就告诉他不那么做，他的电报是发不成的。（见Retour de IU.R.S.S.页71—72）这是纪德在书中所举的实例之一。此外他又提到他在苏联演讲称，译成俄文时几乎没有不被经过类似的化装。无疑，纪德所注意的并非是这些细节本身，而是在这细节后面所表现的心理。一切物质上的贫乏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国家是不足为奇的，但人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思想上的不自由，则是纪德认为不可理解的。，而这才真正是纪德所带回的失望。纪德带回了失望，但纪德并不曾放弃他的理想。《从苏联归来》以及《从苏联归来补》（Retouches mon Retour de IU.R.S.S.）出版后纪德所受到的左右夹攻，应是在他自己意想中的，但当人回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动机，正出于八月二十八日所发表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时，对纪德所发表的这本小书当也不致如此健忘吧！
早自一九三二年开始，纪德的全集已在络续出版，截至一九三九年已印成十五厚册。他的《五十年日记》（一八八九——一九三九）也正于大战爆发前问世。
大战期间，最初纪德居留于“非沦陷区”，后又越海而至亚尔日里（ Algérie）。他退出了在傀儡政府下发行的《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新法兰西评论》最初由纪德一手创办，创刊于一九〇八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始终系法国文坛最有地位之杂志。而另编《方舟》（LArche），其间仍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纪德主要的译作有勃莱克（W.Blake），太戈尔（R.Tagore），魏特曼（W.Whitman），康拉特（J.Courad）及莎士比亚等诸作家作品。最新发表的作品则有《意想访问》等。
纪德，这一位在一生中未曾放弃过“真诚”两字的法国当今文坛导师，却是一个最避免受人爱戴的作家。“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大的妨碍莫若他的弟子们。”他在日记中曾说。没有人比他更认清“爱戴”两字下所隐藏的枷链。“一切与我不同的才使我喜欢，”因此他只希望人人探寻他自己的途径，他自己的喜悦。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导师应教人超越他自己，而早在《地粮》中，他不已说了：“抛开我这书，千万对你自己说：这只是站在生活前千百种可能的姿态之一。觅取你自己的。”
纪德今年七十五岁。他在一生中已经历了三次大战（最早的是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如果他命定必须“绝望地死去”的话，至少他已表达了作为一个“人”所带来的最高使命。
一九四四圣诞前夕脱篇于夏壩复旦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