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
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体制”瓦解，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论所代表的那样，人们对民主主义（议会制）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将要带来的乐观前景津津乐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类著作看上去似乎早已失去了意义。但也就是这一时期，这些著作开始发出缓慢而强烈的光芒。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景气和代议制度的机制不健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的崩溃，而是暴露了历史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反复之中。
《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涉及的正是这种难以摆脱的反复。《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积累运动本身无法摆脱的反复性。资本必须依靠不断的差异化以实现自我增殖。而且，它不能避开危机—繁荣—萧条—危机这样的反复（周期循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讨论的是近代国家的政治形态难以解决、而又希望解决所导致的难以摆脱的反复性。必须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仍然处于这种反复之中。
例如，关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议会制失败的到来，许多人谈到一种预感，认为20世纪90年代与30年代是相似的。这种观点似乎只是“左翼”中间一直存在的某种危机期待论。但是，在旧左翼已经丧失威信的现在，我认为这仍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这种反复性体现了世界资本主义中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曲线”的约60年的周期循环。
N。D。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期波动理论”，详见爱伦斯特·蒙代尔《后期资本主义》第1卷第4章（日译本，东京：拓殖书房，1980）。另外，参见伊曼努尔·沃勒斯坦《长期波动》（日译本，东京：藤原书店，1992）。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30年代处于向“后期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再往前推60年，即19世纪70年代则处于自由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便产生了向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此，我不想详细论述。我想论述的是这些超越时代差异、创造出新阶段的难以摆脱的反复。
所谓历史的反复并非意味着相同事件的重复。能够反复的并非事件（内容），而是形式（结构）。事件本身能够避免反复，但是，像周期循环那样的某种结构是无法避免反复的。我所涉及的反复是那种反复强迫症。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所谓反复强迫症是那种绝对回忆不起来的向“被压抑者”的回归。它代替回忆，在当下反复。我们能够回忆起的只有发生的事件。所以，从事件的层面上，比较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20世纪90年代就会失去其中存在的“被压抑者的回归”。为了观察这一切，我们需要《资本论》，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从一开头就涉及了历史上的反复性问题。这种情况下，“被压抑者”是什么呢？这与开头所叙述的话题，即议会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代表（representation）问题相关。的确，这些体系是压抑性的。但是，形成反复强迫症的不是这样的压抑。所谓绝对无法表象的“被压抑者”是使这种表象体系成为可能的“漏洞”。但是，这个漏洞并非不可视，而是随处可见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作为“漏洞”隐藏起来。
例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可以说货币就是这样的“漏洞”。《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阐明了货币与其说是超越其承担者=人的意志而被迫进行无穷无尽的自我增殖运动，不如说是“存在=无”（海德格尔）本身。古典经济学嘲笑了崇拜货币的重金主义者（重商主义）的本末倒置。但是，当信用系统崩溃时，人们蜂拥而至，为的就是货币。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或者新古典经济学者来说，货币仅仅是表示价值的尺度和支付的手段，也就是看得见的“存在者”。然而，正因为如此，货币这一“存在=无”，换言之，使物存在于商品形态（价值形态）成为可能的那个东西被隐藏起来了。人们是在经济危机中——不管它是否戏剧性现身——感受到它。但在此时，人们跪拜于货币，它不单单是物，而是崇高的“物神”。反过来说，货币作为难以表象的东西存在着，人们体验到它是在作为反复强迫症的经济危机之中。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表象=代表体系所具有的“漏洞”就是被杀掉或者驱逐的“国王”。我们从那个宝座上看到作为“皇帝”的波拿巴复活了。国王和皇帝以及总统与货币一样实际存在着。但，重要的是他们使代表制成为可能的“存在之无”。所以，“国王”和“皇帝”是谁？或者，就连实际上他们是否被称为国王和皇帝，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人类在近代获得的议会制（代表制）与现实可见的国王、总统以及皇帝这些存在者不同，具有绝对无法填补的漏洞，这就是作为向“压抑者的回归”而反复的事态。
在此，我提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因为从中可以解读出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90年代作为症候而不断反复的东西。发生在法国的那个事件当中包含预见性。不过，令我如此思考的与其说是事件本身，毋宁说是马克思的精辟分析。毋庸赘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分析同时代法国政治状况的紧跟时事的作品。从现在的历史学角度来看，这一定是不充分的。很显然，关于实际的路易·波拿巴和法国第二帝国政治，应该看到更加复杂的状况。但是，我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看到的并非实际的历史，而是有关国家原理的研究。这类似于《资本论》与英国经济史的关系。在《资本论》当中英国经济史的确是被用作了资料，但是，我们可以脱离开英国经济史来解读《资本论》，也应该这样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想要阐明的是依靠货币组成的幻想性的体系。那不应该称为经济基础。相反，那是形成并且隐蔽了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换言之，乃是表象的体系。所以，其中一直包含着崩溃的危机。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则论述了另外一个表象的体系，那就是代表制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危机。如果说《资本论》是把经济作为表象来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把政治作为表象问题来处理的。如果《资本论》是近代经济学“批判”的话，同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对近代政治学的“批判”。不仅如此，波拿巴主义中以上两个方面是相联系的。所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涉及的问题不单纯是过去的事件，也包含了贯穿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和90年代的状况中的问题。
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发思考问题具有如下几个优点：例如，我们思考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不能将此作为德国与意大利两个特定国家的事件来看。那样，反而看不见30年代全球范围发生的问题。进而，不能成为研究90年代“反复”问题的契机。如前所述，事件本身不会反复。这样一来，法西斯主义就变成仅仅是过去的问题了。但是，既然议会制和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还没有消失，曾经存在的问题今后也会发生。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于研究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也是不可缺少的文本。总的来说，法西斯主义论是以德国或者意大利为模式，对于日本未必恰当。结果，甚至连日本不存在法西斯主义这种愚蠢的观点，也具有了说服力。然而，仅仅用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来思考30年代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态，是不合适的。这些事态之一是针对俄国革命的对抗革命。也就是说，其本身就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对抗革命的运动由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得到加速。例如，在30年代的美利坚合众国出现了代表所有党派和阶层推进战争政策的总统（罗斯福）。这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但也并非自由主义。应该如何普遍看待这种现象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将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日本的问题将在第二章论述）。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仅对于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帝国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而且对90年代以后的新形势，也有充满根本性洞察的启示。例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波拿巴对政权的掌握是有1848年的“左翼”崩溃在先作为背景的。虽然背景不同，但在1870年、1930年和1990年亦有相同之处。简单来说，我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态。重要的是把它作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描绘的动态过程来看，否则，那只是积累毫无意义的定义了。
例如，恩格斯是这样定义波拿巴主义的。在近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过程中，产生了力量的均衡状态，当发生两种力量都不能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具有一定自立性的国家权力就会暂时形成。波拿巴主义指的就是这样形成的独裁权力的性质。有关波拿巴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去认真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是依据这个定义去思考。
如果仅仅讲阶级均衡的话，可以说专制主义王权也是在与封建势力以及资产阶级的均衡中形成的。所以，仅仅靠阶级的对立变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难以理解波拿巴主义的特征的。专制主义王权和推翻它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所形成的波拿巴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阶级的均衡怎样达成这一过程。毋庸赘言，后者是通过普选的代表制、各政治党派的联合而实现的。
在意大利监狱中的葛兰西把波拿巴主义称为“恺撒主义”的一种形态，他认为联合政权就是恺撒主义的一种形态，但是，葛兰西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恺撒主义”之一形态，可以说是为了反对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确立起来的恩格斯式的定义。他试图回溯罗马共和国议会中恺撒的活动来思考波拿巴主义。不过，把波拿巴作为恺撒的“反复”来看的不正是创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吗？所以，我所说的波拿巴主义相当于葛兰西就“恺撒主义”所讲的如下内容：
“当代世界中的恺撒主义现象形态，与恺撒-拿破仑一世之进步型的恺撒主义乃至拿破仑三世均有不同。可以说相比于前者，它更接近于后者。在当代社会里，于悲惨的预测中提出的均衡无法在经历激烈血腥的斗争后融和统一起来的两种势力之间获得实现，对立历史性地难以解决。但是，虽然因国家及在世界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的不同而或多或少有些差异，当代社会中依然有恺撒主义存在的余地。因为一个社会形态‘总是’有发展和组织之体系化的可能，还有相互对立的进步势力的相对软弱也是一个原因。这种软弱性是其势力特有的生活质量与样式导致的，虽然有必要加以保持，但无疑终归是弱点。因此，当代的恺撒主义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警察式的。”（《新君主论》日译本，东京：合同出版社）
如果不掌握这个要点，不仅是波拿巴主义，而且对于其后法西斯主义那样的对抗革命，也难以理解。
2.代表制的问题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至少从五个方面研究了代表（representation）的问题。第一点是议会制（代表制）的问题。1848年的二月革命废除王权，在共和制当中第一次实行了普选。但是，实际上，正是这样的议会才导致后来那样奇怪的事件发生。《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描写的事件，离开普选制度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指出了这种表象=代表制背后的实际社会阶级的存在。后来，恩格斯把在政治、宗教、哲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表象的背后发现经济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斗争或者说这样的“历史法则”，看作马克思的功绩。
但是，马克思从这个事件中看到的毋宁说是相反的，即从这样的社会经济的阶级结构上，乍一看来是独立的甚至背道而驰的事态，他希望弄清楚的正是其“作用”。不言而喻，这就是代表制这一制度。基于普选的议会，正如后来凯尔森所说的那样，与身份代表制议会不同，“代表”仅仅是虚拟的。
凯尔森是这样讲的：“……人们希望唤起一种外观，那就是民主主义自由的理念而且只有这个理念仿佛会被完整地表现在议会主义中。‘代表的虚构’是为了这个目的起作用。这就是只有议会才是国民的代表者，国民只有在议会或者只有通过议会才能发表自己意见的思想。而且，事实与此相反，议会主义的原理在所有宪法上都不例外，议员不应该接受其选举人的任何约束性的指令。所以，与议会在其机能上法律上独立于国民之外这一规定是相结合的。正是持有这个议会对国民的独立宣言，近代议会才得以成立。议员与过去那种受到众所周知的命令性的委任约束、对此负有责任的身份代表集会明确脱离。”（《民主的本质与价值》日译本，东京：岩波书店）
广松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路》、《恩格斯论》等书中，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形成，强调“首席提琴手”是恩格斯。我虽然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与广松的观点相反，那并非为了强调恩格斯的重要，而是要说明马克思的本领并不在这个方面。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早几年创作的恩格斯的《农民战争》显示了他所谓的“历史法则”。但是，该书无法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比的，不仅在于它缺少马克思的文学“天赋”，而且缺乏关于表象体系的认识。
也就是说，这里“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马克思强调的是政党和他们的话语独立于实际的阶级。或者不如说“被代表者”是肯尼斯·伯克所说的“阶级无意识”。只有在“代表者”的话语场域中，他们作为“阶级”才被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关于分到土地的小农的评语中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首先，他是这样解释“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关系的任意性的。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不仅议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谈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98页，同上。
因为，“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任意性的，所以，产业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阶级都放弃了原来的“代表者”而选择波拿巴是可能的。1848年2月4日，各党派作为“代表者”，即作为话语场域中的差异表现出来。然而，三年后，波拿巴作为所有人的代表者掌握了权力。马克思拒绝把这一切归结为波拿巴自身的观念、政治谋略和人格。无论采用什么观点，都不能解开1848年2月4日，仅仅作为拿破仑侄子的波拿巴何以会掌握权力的秘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作为一个商品来看非常容易，问题是要弄清一个商品为什么、如何成为货币的？他对于波拿巴的论述也相同。针对给波拿巴以“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的维克多·雨果，马克思写道：“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的确，不管怎样不停地重复雨果那样的批判，那也会像说货币只是废纸一样，无以构成真正的批判。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谜底，仅仅讲“阶级斗争”也弄不清楚。代表制，或者说话语机构是独立的存在，“阶级”只有通过这样的机构才能被意识化，而且，这个体系中存在着难以填补的漏洞，这个系统之中隐藏着让波拿巴成为皇帝的秘密。
一切只有通过普选的代表（representation）才能表现出来，在观察法西斯和今后的政治上，这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指出：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中间存在一个自己的代表者也不具备使自己阶级的利益普遍化从而得到拥护的话语，所以，必须靠其他人来代表的某个阶级，那就是分到土地的小农。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7—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具体来说，普选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农民投了波拿巴的票。但是，与其说他们把波拿巴当作自己的代表来支持的，毋宁说是当成了“皇帝”。最终，把波拿巴推上皇帝宝座而没有停留在总统位置上的力量就存在于此。
我们在20世纪看到，成为法西斯主义主要基础的就是这样的阶级。但那个时候，重要的应该是使农民站在政治舞台上的、基于普选的代表制民主主义。例如，希特勒政权出现在魏玛体制理想的代表制中。还有，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也是在1925年确立起普选法之后开始抬头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希特勒单纯看作拯救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的代理人，认为只要对此加以揭露就可以了。与纳粹一样，他们自己也把魏玛议会看作一个骗局。但是，与他们的设想相反，不能单纯从暴力和阴谋的角度来解释大众被纳粹所“代表”一事。原本共产党也是“代表者”之一，与“被代表者”没有必然的关联。
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皇帝被放逐而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议会之下，通过选举而当上首相，进而经过国民投票成为总统的。对这种事态感到困惑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难以理解，所以，想到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同样也可以说，因天皇制法西斯主义问题而受挫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了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他们那样做是打算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欠缺。
但是，如果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思考的话，我们并不需要精神分析。这是因为马克思几乎预见到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对短时间发生的就像“梦”一样的事态进行了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的并不是“梦的思想”，即实际的阶级利害关系，而是“梦的工作”，即那些阶级无意识如何被压缩、转移。弗洛伊德做了如下叙述：
梦似乎是这些观念的节录体，观念集合的规律，我们还没有讨论，梦的元素又好象是那些观念票选出来的一群代表。毫无疑问，我们的技术已足使我们发现梦所代表者究系何物，它的心理学价值就在这里。我们所发现的就不再是梦的迷惑、古怪、混乱的性质了。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此处采用高觉敷的译文，见中文版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弗洛伊德把“梦的工作”比喻为通过普选组成的议会。如果是这样，与其说马克思的分析借鉴或者应用了精神分析，不如说我们应该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解读精神分析。阿尔都塞反对陈旧的经济决定论，应用拉康学派的概念，试图依靠“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来解释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但是，那只不过是“历史性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再解释。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证的更加专业而且缜密。他没有忽视代表制这一象征性形式，而且进一步指出代表制本身具有双重性。一面是议会，即立法权；另一面是总统，即行政权。总统是直接通过国民投票选举的。实际上，波拿巴针对共和党企图限制选民而提倡普选，作为“国民的代表”博得了好评，而且，后来的希特勒也是这样诉诸国民投票的。
3.立法权与行政权
议会和总统的差异不单表现在选举形式上。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讲的那样，从通过讨论进行统治的意义上来讲，议会制是自由主义的。从代表普遍意志（卢梭）的意义上来讲，总统是民主主义的。按照施密特的观点，独裁形式违背自由主义，但并不违背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其他所有独裁制一样，是反自由主义的，但未必是反民主主义的。“与靠半个世纪以来非常缜密地构建起的统计机构相比，依靠喝彩即不容反论余地的不证自明，人民意志能够更好地得到民主主义的表达。”
卡尔·施密特《现代议会主义的精神史地位》日译本，东京：三铃书房。
这个问题早已明确地出现在卢梭的著作里。他嘲笑式地批判英国的议会（代表制），指出：“主权不能被转让，同样按照这个理由，主权也不能被代表。主权本质上存在于普通意志当中。而且，普通意志绝不是被代表的。”“人民一旦拥有代表，就早已不是自由的了，人民也就不存在了。”
卢梭《社会契约论》日译本，东京：岩波文库。
卢梭以希腊的直接民主为规范否定了代表制。但是，这将归结为在与议会不同的行政权（官僚）中发现“普通意志”的黑格尔，或者通过国民投票的“直接性”来否定议会的代表制。毋庸赘言，国民投票仅仅是代表制的一种形态。
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政治性的代表制问题上。作为议会和总统之间representation的差异，对应着认识论上的representation问题。一方面，存在从先验的明证性能够演绎真理这一笛卡尔式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存在真理仅仅是依靠他者协商的某个暂定的假说这一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思考方式。从政治上看，例如“普通意志”，前者的观点认为是由超越互相对立的人和阶级的存在所代表的。后者的观点是通过讨论达成一致再做出决定。当然，两者都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表现representation真理的过程中发现的近代化思考。
海德格尔对其进行了根本的批判。从政治上看，他否定了总统和议会。按照他的观点，真理应该通过富有诗意的思想家和领导者被“存在”直接展示出来。例如，海德格尔主张希特勒举行的国民投票不是代表制，也不能那么做。
海德格尔在1933年国民投票之际，主张那不是选代表，也不能那样做。他强调：总统不是通过国民投票选出来的“代表”，而应该是值得作为“主人”跪拜的“皇帝”。“德意志的各位教职员工们！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同胞们！德意志民族正在受到号召投给党首一票。但是，党首并非想要从民族那里得到什么。不，应该说这给予民族每个人能够做出至高无上的决断的机会，即，是否希望民族整体保持本来的面貌。民族明天将要选择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未来。”（《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演讲》，1933）
但是，毋庸赘言，那也只是representation的另一种形态，即相互矛盾、分裂的各阶级在想象中的整合。海德格尔主张的是总统并非通过国民投票选出的“代表”，应该是国民跪拜的“皇帝”。但是，那不等于说再现了represent专制主义的主权者吗？
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国民是主权者，他们选出的政府代表他们的意志。由此看来，绝对主义的国王=主权者等则是应该嘲笑的观念。但是，对于魏玛体制进行思考的卡尔·施密特主张，只要在国家内部思考，主权者是看不见的，在例外状况（战争）中，作为决断者的主权者就会显露出来。（《政治神学》）施密特后来通过这个理论使决断主权者希特勒合法化了，但是，其中确实包含着不能简单否定掉的问题。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看到的是，推翻专制主义王权残余的1848年革命后，路易·波拿巴作为“决断主权者”崛起的过程。马克思在此阐明的是“国家本身”出现在代表制议会和资本制经济的危机中。皇帝和领导者以及天皇是其“人格化的承担者”，只能是向“被压抑者（绝对主义王权）的回归”。
这样，我们从波拿巴当皇帝的过程中，能够看到世界史上最初的普选、代表制的危机以及在其想象上予以扬弃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预见到了其后近代国家出现的政治危机的本质性要素。毋庸赘言，这场危机是和民主代表制一起开始的。民主代表制是通过除掉专制主义的国王而出现的，但是，其中存在一个难以填补的漏洞。近代民主政治中的“反复强迫症”必须在危机中填补这个漏洞。
4.流浪者与国家装置（机构）
有自己的代表但只能以跪拜的形式才拥有的阶级，不仅是分到土地的小农，军人和官僚也一样。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在普选制度下，他们抬出波拿巴，这自不待言。正如后面论述的那样，这里重要的是1851年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隐藏在普选议会制下面的军队、官僚机构，换言之，“国家”出场了。“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6页，同上。
即，资产阶级经济陷入困局的时候，国家机构在“皇帝”的领导下，积极介入其中。
而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多次谈到“未形成阶级”的阶级。那就是波拿巴领导的“十二月十日会”所象征的一伙。他们是一群与农民形成对照的、脱离了实质上的阶级、只是依靠内容空洞的“话语”生存的人。马克思把他们戏称为流氓无产者。但是，他们绝非无能。波拿巴阵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印刷品和报纸，那都是这些人干的。
波拿巴必须代表所有人。正如他被称为“马背上的圣西门”那样，他标榜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他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当然，也必须代表被经济危机打垮的资本家阶级；还要代表农民。然而，代表所有阶级，这可能吗？“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总之，他能做到的是比起对现实采用什么行动来，更在于给予你一种正在行动的意象。
可以说，波拿巴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实践通过媒体形成的意象来构筑现实的政治家。本来，他的存在除了是拿破仑的侄子这一表象以外，什么都没有。而彻头彻尾地使用表象，也适合用来说明他当了皇帝以后举办的两次万国博览会。那对于他来说，与其说是祭祀的仪式，倒不如说是每天举行的“小型的政变”。也可以说，就连波拿巴实际的政变也不是军事性的，而是作为这样的“活动”进行的。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论述道：君主没有必要是善人，但必须看上去像善人。他看穿了近代政治早已是依据表象的。换言之，符号所意味的与指示对象不同。马基雅维利总是受到实际上更加恶毒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当权者的非议，这与符号独立于指示对象的自立性被实际上使用它的现实主义作家所否定是相同的。有关波拿巴，波德莱尔指出：如果这样来使用印刷品和报纸的话，谁都可以成为总统。但是，与波德莱尔一起兴起的诗歌之象征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表象转化中和波拿巴主义平行的。
大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显露出来的比19世纪更明显的倾向，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中，或者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中展现得更为明显。这可以称为“大众社会”的初期表现。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那些人与其说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毋宁说是本雅明所说的城市群众（大众）。他们也是“没有形成阶级”的阶级，或者应该说，在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被代表的”一方并未形成经典性的阶级划分。
的确，马克思没有考察这样的事情。他批判甚至嘲笑了游离于指示对象以外的符号，与实体性的阶级没有关联的政治话语。但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非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所写。艾德蒙·威尔逊指出：能比得上马克思的痛骂的只有斯威夫特。（《开往芬兰车站》）本书在拉伯雷式的文章风格上，可以说表现出了对于这些“渣滓、垃圾”性存在的粪尿谭式的趣味，仅仅这种文体就能对抗有关波拿巴那是非颠倒的事态。仔细想一想，聚集在巴黎的像马克思那样的流亡革命家们也和波拿巴们一样，是一种“波希米亚人”。讥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忽略了“史实”的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没有看出这本书是描写闹剧最出色的文学文本。
5.历史的反复
下面将要论述的问题也就是作为再现（representation）的反复问题。当然，这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的那句名言相关联。“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郎代替罗伯斯庇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
马克思在此讲到的历史的反复是关于1789年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和1848年的第二次法国革命，那就是废除王政，以共和政治为目标的革命最后归结为帝政。但是，不仅如此。接着开头的句子，他指出：法国大革命中人们不断地“依次穿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也就是说，最初的1789年以后的事态已经是对过去的反复。
马克思认为：1848年以后的三年是反复了1789年革命至拿破仑政变的时期。最初，采取再现古代的形式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后者没有值得再现的任何新东西。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喜剧”。尽管如此，还是存在波拿巴主义想要实现的东西。那就是依靠行政权消解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对立，以后永远不需要革命，也就是他所谓的“拿破仑思想”。与叔父拿破仑是军事性的相比，波拿巴希望和平与产业发展。当然，这并未妨碍波拿巴派兵阻止意大利的独立，对外他是帝国主义的。
马克思在上面的文章中补充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但是，马克思在此关注的是反复而非一般性的事实，拿破仑皇帝出现在1879年的革命，即杀死国王而实现共和制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能是恺撒的“反复”。
从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话来看也很明确。他所说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的“某个地方”大概是指《历史哲学》中有关恺撒的论述。但黑格尔的叙述与马克思的意思是不同的。黑格尔这样讲道：“可以知道，假如一种政治革命再度发生的时候，人们就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也就是这样，拿破仑遭到了两次失败，波旁王室遭到了两次放逐。经过重演以后，起初看来只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就变为真实和正当的事情了。”（《历史哲学》）
在黑格尔的意识中，恺撒是世界史式的人物，这件事也是世界史上的事件。其理由在于，他们把针对民族或者城邦国家=共和制的原理转变为超越各民族的广域“帝国”的原理。恺撒在罗马扩张，于作为城邦国家难以维持的阶段企图做皇帝，结果遭到希望维持共和制的布鲁图斯一派暗杀。然而，他们杀害了想要破坏共和国的恺撒后，发现共和国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于是，恺撒虽然死了，其后皇帝却诞生了。实际上，恺撒成了皇帝，即，他的名字成为表示皇帝的一般名词。
法国革命的当事者们从时间上压缩和反复了这样的罗马史。他们依靠革命形成了共和国，但混乱的结果却终结于拿破仑帝政。这看起来是罗马史的反复，然而并非如此，因为各自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法国革命所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经济体制和民族国家的确立。而且，拿破仑提倡的欧洲联邦只不过是为了保护法国国民经济免受英国产业资本的冲击而策划的“帝国主义”。那是民族国家的延伸，并没有成为“罗马帝国”。汉娜·阿伦特对此做出了如下评述：
在近代史上，对于征服以及世界帝国的评价不高，是有其理由的。能够设立持久性的世界帝国是基于罗马共和国那样本质上基于法律的政治形态，而不是民族国家那样的政治形态。因为，其中存在具体体现承载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即具体体现人人平等的有效立法这一权威，由此，征服之后，极其不同的民族集团实际上也能得到整合。民族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整合原理。因为民族国家一开始就是以同一住民和住民对政府的积极认可（卢南所说的每日人民投票）为前提的。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2：帝国主义》日译本，东京：三铃书房，1981.
阿伦特进一步指出，这在拿破仑那里已经出现了。“民族国家和征服政策之间内在的矛盾在拿破仑宏大理想的挫折中清晰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2：帝国主义》日译本，东京：三铃书房，1981.
拿破仑的征服政策在各国催生出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换言之，从结果来看，拿破仑把法国革命传播到了各地。按照黑格尔的话说，那才是“理性的狡黠”。作为民族国家之延伸的帝国主义，其后也未能解决这一矛盾。有关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也可以这样讲。他的征服政策与其意图相反，不仅导致了德国的统一，也带来意大利的统一。其后，从结果上看，赤裸裸的欧洲各帝国主义在世界催生出许多民族国家。
但是，在欧洲，希望重建罗马帝国的企图并没有结束，这植根于近代国家具有的内在问题之中。相对于罗马法和天主教会，近代国家始于作为主权者绝对主义王权得以自立，并且在军事上、重商主义上相互竞争的阶段。试图超越近代主权国家这一状态的志向，多少会令人想起“罗马帝国”，而实际上据此施行的却是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尽管如此，民族国家不能放弃否定自身而走向“帝国”的动机。这正是民族国家自身的反复强迫症。毋庸赘言，今天的欧洲联盟就是这样一种“反复”。
6.作为周期循环的反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论述了另一个representation的问题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货币经济是象征性体系，其危机就是经济恐慌。马克思写道：1851年的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一下子转向支持波拿巴。这时，资产阶级寻求强有力的行政国家即作为皇帝的波拿巴，而不是自由主义=立法国家。从某个意义上说，他对此做出了呼应。如果补充一下马克思的论述，可以说作为皇帝的波拿巴其政策本身充满了矛盾。当时，资产阶级在经济政策上分为两派。一派意见是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休瓦利埃所提倡的，必须开放市场而把法国纳入世界经济当中去。同时，政府必须介入经济，振兴产业。另一派是保护主义者阿德鲁夫·提埃尔提倡的，维持以农业为中心的平衡体制。在这两派对立当中，路易·波拿巴本质上是个保护主义者，但在实践上他却作为圣西门主义者发挥了作用。换言之，他是作为消除乃至协调两者的严重对立而出现的。
以上的分析依据下面的论文：坂上孝《第二帝政和国民经济观的两个类型》（河野健二编《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东京：岩波书店，1977）。
马克思把波拿巴作为消除各阶级对立的人物来把握。这个“对立”是关系到这一时期受英国经济压迫的法国固有的问题。同时，这也可以普遍化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对立。例如，牺牲国民经济的市场自由化还是保护国民经济这一对立，明显成为当下最大的政治争论的焦点之一。似乎完全为满足这些要求而努力的政治家可以称为“波拿巴主义者”。当然，他们未必是法西斯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和日本产生了法西斯主义，那可以看作“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把30年代发生的状况作为“波拿巴主义”来看，其有利之处在于可以解释发生在美国的事态。从左到右，受到所有党派、阶级、族群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就是波拿巴主义者。那实际上破坏了传统的两党制这一框架。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涉及的1851年经济危机，是大约十年一次的周期循环的一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研究的是这种短期的周期循环。这和60年为一周期的世界资本主义周期循环——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期波动”——不同。但是，导致周期循环的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关系到一般性的利润率下降和更根本性的技术革新的采用。它与世界性的恐慌——大萧条一起，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支柱商品（世界商品）的更替，从棉花工业、重工业、耐用消费品，到信息产业，那不会不造成社会性的重新组合。长期性的周期循环之所以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来解释，就是因为这种结构论的因果性。
再重复一遍，在原理上这与短期性的周期循环是不一样的。应该把“资本的有机构成”作为飞跃性提高过程的一环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进入新的“阶段”。但是，新的“阶段”并非超出了《资本论》所提示的认识，即，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资本的积累=扩大如果没有这种大萧条带来的暴力性重组，是难以实现的。而且，资本只有扩大才成其为资本，积累运动是不能停止的。而且，这不能仅仅局限在一国范围内来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好像是以英国一个国家为样板似的。但是，他实际上研究的是世界资本主义。例如，他把海外贸易看作是第二位的。同时，他又指出没有海外贸易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例如，《资本论》第3卷当中，马克思论述“利润率倾向性降低”时，指出那是因为受到了海外贸易的阻碍。
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有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
《资本论》第3卷第3篇第1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与马克思所讲的“贫困化法则”相反，英国的工人能够拥有某种程度的富裕是因为资本从海外贸易获得了剩余价值。贫穷化比起国内更多是产生于海外的人们当中。所以，用封闭的一个国家的模式来思考剩余价值是不对的。一般性利润率的倾向性降低和与此相对抗的运动，不断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高度化和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化。
海外贸易是针对“利润率低下”的退路，这一原理其后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例如，在马克思晚年，发达国家的“利润率的普遍性低下”作为慢性的经济危机出现于发达国家，开始了“资本的输出”。那就是霍布斯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而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区域经济化，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毋庸赘言，战后出现了美苏“冷战”结构。这种情况下，前苏联的经济崩溃很突出，但是，资本主义阵营从30年代持续下来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也达到了极限。那就是“利润率的普遍性低下”，靠一个国家为单位的政策是难以解决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海外贸易是不可缺少的。
于是，出现了“全球化”政策。那就是把落后国家全部卷入其中的自由贸易。它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同时，也产生了对此的反抗。另外，先于民族国家而出现的“帝国”架构以别的方式复活了。这样，民族国家内在的反复强迫症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反复强迫症相互重叠在一起。我认为，在《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马克思对反复强迫症进行了原理上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