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
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江健三郎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作为文学新秀划时代地登上了文坛。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一直用“BOKU”（我）这一叙述者写作，但是，与当时日本具有统治地位的私小说形式不同，这个“我”和作者不是一个人。虽然如此，“我”既非客观的叙述者，也并非完全与作者没有关系。自从处女作《奇妙的工作》发表以来，“我”在指向大江个人的同时，经常意味着其他的东西。
与这一点密切相关，大江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固有名称”。如果没有“固有名称”这个说法言过其实的话，也可以说出场人物的名字是类型化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中的蜜三郎和鹰四这样的名字表示他们的性格。哥哥“蜜”是一个内向的非行动派，相反，弟弟“鹰”是暴力的行动派。而且，他们的“性格”（人物造型）不变，不会随着作品的展开而发展或者逆转。而且，他们的姓氏，“根所”更加露骨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他们是一些探索各自的根、文化认同或者根源的探索者，这从名字上就能一目了然。
例如，初期的作品《死者的奢华》（1957）中，出场人物没有名字，只被称作“女学生”和“管理员”。但现在很清楚，这也成为一种类型名字。下面引用的这段话，让人清楚地联想到萨特的影响。
我想：这些死者与死后立刻火葬的死者不同。漂浮在水槽中的死者，具有完整的“物体”的密实性、独立的感觉。死后马上就被火葬的尸体不会是如此完整的“物体”吧。
那是活着的人。我想：活着的人，具备意识的人，身体的周围带有热的粘液质，会拒绝我。我进入了死者的世界。而且，一回到生者中间，所有的事情就变得困难，这是最初的挫折。
生者是自为的存在，死者是自在的存在（物）。自为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应有的状态：它并非永远的存在之物，亦是无之存在。就萨特来看，自为的存在本原上是无名的，名字是由他者强加的，我们只能将自为的存在“物”化。初期的大江健三郎排除固有名称也许是受了萨特的影响。但是，大江的固有名称问题与其有本质的区别，是更加深刻的。
眼下重要的问题是，在大江那里“女学生”和“管理员”这一种类（聚合）与名字同格。换言之，当作指示个体的固有名称的特权性被剥夺了。如果说近年创作的《寄给难忘岁月的信》（1987）中可以看出很大变化的话，那首先就表现在固有名称得到了恢复。在此，我想思考的是大江健三郎从创作初期一贯把固有名称括进括号里面，这在近代小说或者近代当中意味着什么呢？
前面讲到的类型名，无论日本还是西方，近代以前的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名字司空见惯的人物的出场是“近代文学”的一个特点。以英国18世纪为中心论述《小说的发生》的爱安·瓦特，从哲学的背景上对此进行了研究。也就是把它与唯名论倾向结合起来。所谓唯名论，针对普遍或者作为概念实体的实在论（现实主义），认为只有个体才是实体，概念只不过是从其中抽象出来的。这样，个体本来是由各自的固有名称表示的。文学上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东西是通过否定哲学上的现实主义而产生的。
个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从逻辑上讲，与固有名称的认识论地位密切结合。借用霍布斯的话说，这是因为“固有名称只唤起一个事物，而普遍是唤起众多事物中的一个”。固有名称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具有相同的机能。那都是个人独特的文化认同之语言表现。但是，在文字上，固有名称的这个机能在小说中，开始全面确立。在此之前的文学形式中，人物当然被赋予普通的固有名称。而实际使用的名字种类意味着作者没有把这些人物作为完全的个体化实体确立起来。LanP。Watt，TheRiseoftheNovel：StudiesinDefoe，RichardsonandFielding，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1.
例如，蜜三郎和鹰四这样古怪的名字也算是固有名称，但是，他没有指示“完全的个体化实体”，而是意味着某种类型。这样的名字在近代小说以前是很常见的。在日本，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被称为最初的近代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叫内海文三。柳田国男曾记录过读了这部作品后，为平凡的人物成为主人公感到震惊。其实，文三这个平凡的名字才值得惊讶。例如，可以与后来尾崎红叶创作的《金色夜叉》（1897）中的人物名字作一比较。间贯一和富山这两个名字具有类型性的意义，预示着他们的性格和行动。但是，《浮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纯是平凡人物和名字的出现。如果那样的话，江户小说中也存在。重要的是以平凡名字指代的个体代表某种一般性，这样的个体出现了。
司空见惯的固有名称表示个体（individual）。近代现实主义关注这样的个体。这在绘画中也相同，假设以往的画家试图把“松”这个概念形象化，近代画家描绘的这棵松树、那棵松树尽管实际上没有那样称呼，但都是可以用各自的固有名称称呼的每一棵松树。换言之，近代的现实主义即使实际上没有称呼，但是潜在地描绘了可以用固有名称称呼的个体。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个体经常象征着一般性（普遍性）。例如，通过描绘每一棵特殊的松树，反而描绘出“松树”这一普遍事物。或者，能够描绘这一信念才是现实主义。不言而喻，提到近代现实主义的时候，我指的不是狭义的方法和流派，而是意味着近代文学整体的结构，即使是反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变化。
2
这种差异经常在讽喻和象征的对比中被提及。毋庸赘言，近代以来，对于讽喻的评价很差。最典型的评价是歌德，我们可以借用本雅明的引用来看他的观点。
诗人是针对普遍寻求特殊，还是在特殊当中看普遍，这里有很大的差异。前者产生寓意（讽喻），这种情况下，特殊和普遍都不过是一个例子。后者，理应构成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不考虑普遍也不指出普遍而表示特殊。能够活生生地把握特殊的人不知不觉地——或者到后来才知道——同时获得了普遍。（《德国悲剧的起源》）
我前面称为信念的，是“能够活生生地把握特殊的人不知不觉地——或者到后来才知道——同时获得了普遍”这一装置。这样的象征性装置在今天表现如下。
例如，作家一边写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的自己，一边相信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如此，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如同“自己的经历”一样，追随作家的体验进行自我体验。迄今为止，没有人那样写也没有人那样读，所以，很明显这只是历史性的装置。成为近代文学前提的，是特殊事物“象征”普遍事物这一信念。否则，私小说作家不会坚持不懈地写那么多微不足道的故事。
即使在今天，虽然提法不同，但是，这种“象征”的观点在作家当中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例如，今天依然在重复这样的评论，认为特殊的个性化表达方式是在作家自身“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表现了时代状况的本质。这样的批评当中，评价很差的就是那种已经“思考并指明普遍性”的那一类作品。这类作品被当作寓意性作品，或者“主题的主动性”而受到了排斥。大概可以说大江健三郎就是这种批评的靶子。
本雅明研究17世纪德国的巴罗克悲剧，试图从中找出被近代贬低的讽喻意义。（《德国悲剧的起源》）当然，这并不是针对近代的象征性（符号）思考而试图恢复中世纪讽喻性思考的地位（原本巴罗克也不是中世纪的）。本雅明的工作无非是对象征性思考的不证自明性表示怀疑，目的在于体现其历史。我所关心的也不是近代以前的文学，而是象征性思考的不证自明性确立以后出现的那些讽喻性作家。
对讽喻性作品评价不高是因为这类把自己特殊的事实束之高阁而去叙述一般性的事物。但是，讽喻性的作家不拘泥个别性，这是一个误解。毋宁说，事情完全相反。在象征性的小说当中，特殊（个别）的事物成为普遍，或者别人的事情能够作为“自己的事情”那样产生共鸣，那只能是一个装置。在这之中，那种绝对无法归入普遍性（同类）的个别性（单独性）被舍弃掉了。这是因为深入探索个别事物的时候，普遍性的事物能够被发现，只能说明个别事物早已属于普遍性了。这里，固有名称只是一个任意符号附属于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作为实体的个体上。但是，固有名称表示一个绝不归属一般性和集合体的单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现实主义（唯名论）利用固有名称的同时，其实是在抑制固有名称的。
拘泥于单独性的人是不会进入这样的个体——类的循环之中的。卡夫卡就是一个例子。卡夫卡不具有幻想性而非常写实，但他的作品缺少固有名称，因此成为寓言性小说，而不是现实主义。然而，这并非是对固有名称的排除，而是对固有名称所带来的错觉的排除，结果反而成了对固有名称的执著。这一点就是他与寓言作家根本的区别。
讽喻受到贬低的另一个理由与前面叙述的问题相关，那是由于世界根本上存在着意义这一思考导致的。由于世界上存在意义，所以，看起来仿佛“普遍性”先行似的。而且，看起来某个事物不断地拥有别的世界。例如，近代以前的文学与历史的记载认为事件存在“意义”，所以，历史成了故事。
象征性的思考否定这样的意义。事实上，近代历史学就是由此确立起来的。近代历史学首先关注作为事件的个体的真伪、顺序和因果关系。而不去关心其“意义”如何。把固有名称作为产生故事的事物排除在外，试图抽出没有固有名称的结构。固有名称即使出现，那也不过是被带入结构中的任意符号。但是，这并没有完全驱逐“意义”。这样的思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每个特殊的事件在默契之下“不知不觉”地承担着普遍的意义，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黠”一样。
例如，历史学家对于“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一件事（个体），拒绝从中读出隐喻性的“意义”。近代作家也相同。有关“原爆”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井伏鳟二的《黑雨》（1966）得到最高的评价。这是因为作品绝对不涉及受原子弹伤害的“意义”，只是平淡地描写个体的“细节”，试图由此达到“普遍性”。但是，前面已经讲过，这只不过是一个支配性的装置，从这样的角度看，像大江健三郎这样，想要从中读出“核时代”的“意义”的作家，只有被敬而远之了。
但是，从历史是由作为事实的个体组成的这个观点来看，一个共同默许的信念被作为前提，那就是个体与普遍性相结合。即使试图瓦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一点也没有丝毫的变化。因此，实际上这里的固有名称是空缺的。也就是缺少了拒绝被普遍性消解掉的单独性（特异性，singularity）。这与缺乏一次性的事件性具有相同的意义。例如，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残障儿子的出生必须具有“意义”。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靠残障儿童问题这一普遍的“意义”是难以消解掉的。
没有固有名称的历史不是历史。讽喻性的作家拘泥的是这个事件的一次性、特异性。同时，它必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讽喻性的作品看起来反而是非历史性的。
3
固有名称不仅仅是人名，也包括地名和年号。例如，《鲁滨逊漂流记》的开头写的是“我1632年出生于约克”。通过“1632年”或者“约克”这样的固有名称限定，让读者看到作品的真实性。笛福意识到这样的“细节”堆积会产生真实性。那就是“上帝隐藏在细节当中”的观点，正如前面讲过的那样，明显是象征性的思考。
这些固有名称除去指示作用以外没有其他意义。另一方面，例如，芭蕉的《奥州小道》中的地名则具有意义。芭蕉尽管是写实性的，但是，在近代现实主义的意义上并非如此。对于他来说，地名的作用是连接眼前的风景和当地历史以及先行存在的和歌这些文本的标志。一提起某个个体立即意味着其他的事物。讽喻的意思原本如果是提到一个事物而意味着其他事物的话，可以说这是讽喻性的。
在象征性的思考当中，一个表达方式总是意味着其他事物这样的观点遭到了否定。由此，个体作为个体得以确定。固有名称被看成指代个体的符号，大江健三郎排斥的就是这样的固有名称。
例如，《万延元年的Football》当中几乎没有使用具体的地名。为此，反而存在滑稽的部分。《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中，有一个人物（鹰四）从山谷的村落走出来，前往一座叫松山的城市。他讲了下面这段话：“于是，我来求超市的天皇，跟他商量如何处置死去的几千只鸡。也不能看着不管，我要到当地的城里去一趟。”
即使是住在东京的人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对话。但是，大江为了贯彻对固有名称的排除，并不讨厌如此不自然的对话。山谷的村落除去四国以外并不具有空间的特定性。当然，初期的《拔苗击仔》甚至连四国这一限定都没有，与此相比，也许具有现实主义性质。
这种对地名的排除可以使作品具有讽喻性。“山谷的村落”顾名思义就是山间的村子，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宇宙。否则，鹰四率领的村子里的“小骚动”就不能与东京以及美国这个规模和层面的政治进行类比或者对抗，更不用说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此刻现在，开始意味着“百年以前”。
作为暴民指挥者的弟弟现在与万延元年的曾祖父合二为一，不断挑逗着隐藏在库房里的我和母亲以及家族的魂灵。
这不仅仅是（鹰四）心理上的同一化。而且做到了让“我”或者作品的时间空间与百年前的那一幕重合在一起。
偏在的“时刻”。赤身裸体奔跑着的鹰四就是曾祖父的弟弟，我的弟弟。百年之间的所有瞬间在这一刻紧紧地重叠在一起。
这样，超越特定的时间点，“偏在的‘时刻’”也就表现出超历史性的结构。这里看上去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同心圆形的呼应。但是，这其中有决定性的偏移。我之所以把《万延元年的Football》称为讽喻性的作品，并不是因为其中存在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相重叠的世界，相反，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偏差。例如，在后来创作的《同时代的游戏》（1979）中，村庄=国家=宇宙这一同心圆式的宇宙论得以确立起来。
大江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落伍的结构主义者”学习人类学和符号学，以此创作了《同时代的游戏》。但是，《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他已经使用了替罪羊、痴迷者、异乡人这样的人类学概念。大江于50年代起就从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这样的日本民俗学家那里学到了这些。“我通过折口信夫的论文学到了从森林回来的即从森林=异界对山谷=现世构成影响成为祸害的‘御灵’。”（《万延元年的Football》）从人类学、符号论的观点来看，即使这一时期他的认识还不太成熟，但是，大江没有必要为此感到羞耻。因为《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存在着这位作家非凡的直观性洞察。
在此，历史消失了。但是，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一方面提出了这种同心圆式的结构，同时，在这些偏移当中浮现出难以还原为结构的“历史”。《万延元年的Football》更主要的是一部想要认识“历史”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历史性时间点，只有在下面的这段话中才得以显示出来：
弟弟鹰四作为学生剧团的成员去了美国，这个剧团由革新政党的右翼妇女议员领导，一个仅由参加过1960年6月政治运动的学生们组成的“转向”剧剧团。他们在演出了名叫《我们自身的耻辱》这一忏悔剧之后，以悔过自新的学生运动领袖的名义，为妨碍总统访日一事向美国市民表示歉意。
但是，要说大江健三郎在这部作品中打算描写“1960年6月的政治运动”，则是错误的。毋宁说大江描写了这部作品出版后的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请看鹰四所说的下面这段话：
你会为我所说的暴动这个词感到高兴吧。那不过是高估了。阿蜜，从山谷到“在”，从大人到孩子，让众多的人一齐迷恋的不单单是物质的欲望和贫乏。今天，你一直听到了念佛舞的鼓声和锣声了吧？实际上，那就是最高的能让大家振奋的东西，那是暴动欲望的源泉！掠夺超市，实际上根本算不上暴动，那只是小小的骚动。阿蜜，参加者谁都明白。他们通过参加这次骚动，跳过百年，感受到了重新体验万延元年起义的兴奋。这就是想象力的暴动。对于像阿蜜这样没有发挥想象力意识的人来说，今天在山谷发生的算不上暴动吧？
事实上，1969年流行过“想象力的革命”这句话，而在1960年还不曾有这个词儿。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治行动”仍然在特定的对象和特定的日期之中进行，并不存在小小的“大学解放区”和各个世界联系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江是具有预见性的。这种预见性并非来自这部作品对未来，而是对过去，试图超越某个特定时间点的地方。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大江最终没有脱离这一事件（个体）。的确，这总是引起别的意义而产生偏移。“1960年”这一特定的时间与“万延元年”（1860年）重叠，其特定性（固有性）被剥夺了。换言之，大江排除了作为指代特定时间点（个体）的符号的固有名称。其结果，政治斗争仿佛成了足球一样的游戏，或者节日，以及狂欢。但是，在这种讽喻性的转移当中，存在着绝不会被消解掉的固有的地点。存在着一次性的、特异的“历史”。
《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既非直接描写“1960年6月”的小说，也不是把它设定为其他场面的寓意小说。与前者相比，从脱离时间空间的特定性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是具有寓意性的。与后者相比，从最终执著于固定时间点来看，它是现实主义的。但是，这种两义性正源于大江健三郎因拘泥从而排斥了固有名称。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他称为讽喻性的作家。
前面已经讲过，《万延元年的Football》具有无法还原到超历史结构的固有的时间和空间性。正是“万延元年”这一固有名称起到了把作品勉强维系于“历史”而非针对人类学、神话学结构的作用。如果从“1860年”这一符号来叙述的话，该作品是不能成立的。
有关“1960年”，我称之为指代特定的时间空间的固有名。但是，在这部作品中，“1960年”和“1945年”是用于某个意义的。因为很明显万延和明治这样的年号被单方面地使用，而“昭和三十五年”和“昭和二十年”这样的词却不被使用。也就是说，“1960年”和“1945年”是指全球化和均一化时间上任意一点的符号，成为这个意义上的固有名称。
我前面讲过，一提到西历的“1960年”，这一年就会被赋予世界性的新左翼开端的意义；而提到“昭和三十五年”，就会看作汇集明治以来所有问题的一个关节点。这可以由当时竹内好所讲下面一段话来概括：“‘近代的超克’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坐标上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了总体战争的阶段，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理念这个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的，就是关于‘近代的超克’的讨论。”（《近代的超克》，同上）
“1960年6月的政治运动”实际上也表现出这样的“难关的凝缩”。大江健三郎在这部作品中重新探讨的就是这一层次的问题，它存在于由“万延”和“明治”这样的固有名称所显示的时间和空间。尽管是从“1960年6月”出发，但是，从美国回归四国山谷村落的鹰四开始生活在“万延”和“明治”这种年号的世界中，“我”（蜜三郎）也是一到山谷，就被卷入其中。也就是说，“万延元年”这个词不单纯指一百年前，也起到一种作用，那就是把人们转移到被“1945年”和“1960年”这些词所表示的话语空间排除掉的空间，而且，是仍然存续的空间。这相当于我前面讲到的坐标所显示的左半部分，作为“1945年”和“1960年”而叙述的战后话语空间压抑了这一部分。
4
我一开始就暗示过大江健三郎一直用“我”这个叙述者创作，而且，这与大江的固有名称问题密切相关。“我”似乎指代大江个人，同时，又总是意味着其他。“我”本身就是讽喻性的。例如，《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这样开篇的：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炽热的“期待”感，摸索辛酸的梦境残存的意识。期望炽热的“期待”感确实在体内恢复，如同使内脏燃烧而咽下的威士忌的存在感那样，以不安的心情期待摸索，却总是徒然。
这种炽热的“期待”感甚至不是“我”这个叙述者所拥有的。这是存在于作品基调中的感觉，是“存在感”本身。事实上，在这个开头中，“我”一词被省略了。就这样，“我”暗喻状况本身。但是，大江完全没有采用作为虚构的视角，总是用“我”来叙述，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并不是通过贯穿特殊性来获得一般性，但也并不是说舍弃了特殊性。他的文体强迫读者投入感情，同时又排除这一切。例如，要从《个人的体验》（1964）中读出大江“个人的体验”者，不得不失望。可是，若想仅从中读出一般性的寓意，则某种活生生的特异性（单独性）又太过显眼了。
在《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中，哥哥阿吉对于“我”初期创作的小说是这样评价的：“那个‘我’的确接近作者本身，但也确实是体现时代风俗的叙述。”然而，即使在后来并非用这样的方式创作的作品中，“我”依旧不是作者本人。当然，我并不是要强调作者本人和作品中的“我”不同这一不言而喻的道理。我想说的是，大江的“我”既是特定的个体，同时又总是横向偏移的，好像意味着其他什么，带有多重性的意义，所以，人物的名字也不能是那些常见的。不管写成“我”还是“他”，总之，由此与自动连接普遍性的近代小说结构性质不同。
也许受他的影响，大江健三郎之后出现了许多以“我”的视角来书写并将地名和人名抽象化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既不具有大江的“我”所拥有的位相，也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例如，地名的抽象化只不过是对现在日本已然均等化的表现而已。人名也一样，那只是单纯地“表现了时代的状况”。但是，原本对大江来说，固有名称的排除正是对固有名称的坚持。另外，这也不能与那种认为此世界具有意义即“普遍性”先行的视点分离开来。
二
1
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当中，“我”是蜜三郎，同时也是状况、存在感甚至“意识”领域。蜜三郎这个名字本身也同样如此。他还被称为老鼠。另一方面，鹰四包含着“我”最恐惧的、暴力的，或者无意识的领域。鹰四首先作为左翼活动家出现，然后是转向，在美国表演一个“忏悔的学生领袖的”角色。再接下来，出现在山谷的村落，在针对朝鲜人超市的暴动、掠夺当中，表现出“暴力犯罪者”的一面。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思议而莫名其妙的事情。
不久，事情便一清二楚了，这种暴力具有深刻的根源。不仅鹰四本人是暴力的，而且为暴力本身所包围。他的举动及其影响范围来自于此。他总是面对着并试图从中逃脱出来而又身陷其中的，始终试图肯定而又必须断罪的“暴力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鹰四的“政治”根基里存在着这种暴力。索莱尔在《暴力论》当中，区分了“以权威为目标，希望获得机械木偶一样服从的权力”和“试图破坏这种权威的暴力”。后者的暴力是对生命的肯定。但是这两者不能简单地区分开。不具备暴力的左翼陷入权力之中，肯定暴力的左翼亦然。事实上，倡导革命的工团主义的索莱尔理论被墨索里尼所继承。然而，鹰四的政治辐射力显示并不存在平坦的道路。他是左翼还是右翼？是权力还是暴力？很不好区别。他是什么？“我”的这个问题就是作为“暴力”表现出来的生命问题。
鹰四坦白的“真实的事”并非政治问题，而是他使痴呆的妹妹怀孕而自杀的事实。但是，这也关系到生命=性暴力（性爱）的双重意义。他用暴力来解决暴力。最终，集生之暴力于一身而死亡，并作为拯救者表现出来。这样说来，人们大概会联想到基督吧。事实上，这部作品中几次都叙述到“赎罪羊”的主题。从某个意义上讲，虽然这部作品是底片性的，但天主教式的“意义”却是先行存在的。
然而，那是这部作品的讽喻性框架。在这一框架内所叙述的是与其相反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性。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我要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历史性的特异性当中对此做出定位。
简单地说，我每当想到暴力就觉得不可思议，自己的祖先与周围的暴力对抗竟然能够活下来，并把生命传给我这样的子孙。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可怕的暴力时代。我生活在这里的事实背后，跟我有关的人们要对抗多少暴力？每次想到这些就茫然若失。
我再重复一遍，这种“暴力性的东西”不单单是生之暴力性这一形而上学的东西，也不是卢奈·吉拉尔所谓普遍存在于共同体机制中的东西。这个共同体通过把某个人作为替罪羊排除掉而使自身充满活力。非历史性的“文化”理论家们指责这种暴力的普遍存在。但是，指出存在于近代政治中的事物与存在于节日狂欢中的事物相同，这种看法如同儿戏。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我们的疑问是，例如，作为“生命的肯定”、“生命的耗费”而表现在狂欢中的东西何以必然会转化为法西斯主义？说尼采和柏格森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也无济于事。正如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狂欢一样，纯粹的“生命哲学”也不存在。一旦进入历史的语境中，就会被迫进行意想不到的反转和置换。其实，可以说“暴力性的东西”是“近代”才出现的。鹰四所说的“祖先们”顶多是幕府末期的人们。
2
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暴力性的东西”是作为历史的特异性表现出来的。例如，从“我”的视角来看，“根所”家族的谱系是这样的。
作为被山谷中老奸巨滑的农民所煽动的青年人之代表人物，自封为整个山谷的“行长”，不但参加了“借款”的谈判，而且在谈判失败后成为暴力的行长，站在农民起义前列的曾祖父的弟弟，从根所家的内部来看，就是捣毁自己家让人放火的最坏的疯子，在中国的事业失败而失去了财产和生命的父亲，身上流的都是家族内疯癫的血。法学部毕业后已经找到工作的大哥并非主动进的军队，所以，另当别论；特地参加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的S哥哥，其身内流淌着通过父亲而与曾祖父的弟弟相一致的血脉。
当然，这样的“血脉”不单是遗传的谱系。他们的暴力性的血脉同时也包含着“近代日本的难关”。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全都与“亚洲”有关联。首先是进入“满洲”的父亲：
那时候，我父亲在中国东北做的工作真相不明，我们小孩子就不用说了，就连活着的祖母，还有母亲都觉得不可思议。为此，他卖掉土地筹集资金，渡过海峡，去了中国，每年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中国。
太平洋上的战争一爆发，我的父亲就放弃了在中国的工作，跟家里联系说即将回国，可其后就去向不明了。三个月后，在下关警察署父亲变成尸体，被交给了母亲。
征兵去了菲律宾，后来战死的大哥留下了下面这样的手记：“实际上现在的日本怎样呢？一片混沌。是非科学的，没有准备的，而且摇摆不定。眼下在德国实行的票证制——其票证是昭和八年希特勒上台时就印制好的。希望苏联向我们头上投下炸弹之雨。日本人被太平盛世之梦所迷惑，到这个最后关头还在为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而疯狂。”“据遭逮捕的队长说他原本想让新兵刺杀，可自己却人生第一次抢先挥舞日本刀砍掉了土人的头颅。”
从神风特攻队回来的S大哥，战后因为和山谷的青年一起袭击朝鲜人村落而被杀死。最后，鹰四组织山谷的青年，利用村民对朝鲜人的反感，袭击了朝鲜人经营的叫做“天皇”的超市。这样看来，很明显“暴力”的血脉全都与“亚洲”相关联。另一方面，从鹰四的角度来看，“我”（蜜三郎）的血脉是这样的。“曾祖父、祖父，以及他们各自的妻子都是和蜜三郎同样类型的人。我们家族谱系中，除去他们以外，其他人几乎全都死于非命，而他们却安稳又舒畅地活得很长寿。”
这些人物可以放在坐标空间中来定位（参照前文图表）。“我”——蜜三郎自然在第Ⅰ象限。鹰四在第Ⅳ象限，从这里跳入左半边。但问题是他属于第Ⅱ象限还是第Ⅲ象限，不甚明确。按照索莱尔的话说，就是权力还是暴力的问题。按照竹内好的话说，则是帝国主义还是亚洲主义。而且，与“亚洲”相关也就与这种两义性有关。
例如，有关斩下了“土人”头颅的大哥，鹰四接着讲道：“我发现自己的亲人在战场上也是以日常生活的感觉活着，而且是一个有能力的执行者。阿蜜，假如我生活在大哥的时代，这或许不就是我自己写的日记吗？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对世界的展望打开了新的局面。”另外，关于袭击朝鲜人村落而死亡的S大哥，他这样讲道：“但他是领导者。这不用阿蜜强调，我也知道这是来自梦中的记忆。我感到自己有一个景象华丽的记忆：穿着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制服的S大哥指挥山谷的青年集团，正在向朝鲜人村落顽强的精锐部队发起挑战。”
大江健三郎在随笔和发言中绝不可能讲这样的话。战后的话语空间封闭在右半边的第Ⅰ和第Ⅳ象限中，可以说左半边是禁忌。一般认为，大江是这种战后话语空间的忠实旗手。倒不如说，他在小说中仅局限于左半边。不只是《万延元年的Football》，作为叙述者的“我”一定被放在第Ⅰ象限中，“我”就是战后日本状况的化身。这就是性无能、不具活动性和自我封闭性。而且可以说，“我”所惧怕又被吸引的“弟弟”这一人物属于第Ⅲ象限。
值得注意的是这第Ⅲ象限乃是非语言性的。它总是“带有疯狂的阴暗而恐惧的东西”。换言之，如果“我”处于意识之中的话，“弟弟”就会处于无意识之中。假如后者被语言化（意识化），经常作为第Ⅱ象限表现出来。
也可以说，“我”是为了使左半边得到解放的装置。大江健三郎把小说称为“自我救赎”就是这个原因。“我”并不是自己。这种坐标中的运动总体就是“自我救赎”。然而，我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要关注的是这种“自我救赎”，同时也成为近代日本的自我救赎。
3
领导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袭击根所家族的曾祖父的弟弟，就存在于这种暴力血脉的“根源”中。他在起义后单独一个人活了下来，但后来如何，却真相不明，传说他改名换姓做了政府的高官。还有人说，他成了村里的“亡灵”。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出场人物一直在追问中行动。当然，与曾祖父的弟弟同一化的弟弟把袭击超市比作万延元年的武装起义。
另一方面，“我”这样说道：
在根所家人的性格当中，我继承了拒绝从万延元年事件中获取雄壮暗示一方的血脉。我做的梦也不是把自己与曾祖父那种英雄式的弟弟融合，而是战战兢兢地躲在库房里，作为一个胆小怕事的旁观者，像曾祖父那样连打枪也不会，总是做噩梦。
但是，这并非单纯的“性格”问题，可以称之为近代日本史的问题。只要曾祖父弟弟的行为成为问题，“山谷”就不是一般性的宇宙，而意味着近代日本的话语空间。“在这个山谷中没有留下任何根，也没有扎下新的根”的“我”正如前面所讲，属于第Ⅰ象限，换言之，属于飞离“亚洲”的空间。而且，他从中找到了identity（文化认同）。
……相反，回到山谷以后，我从自己一直持有的、丧失了孩提时代对于真我的identity这样一种罪恶感中解放出来。
——你真像只老鼠！对于责难我的整个山谷，我现在可以充满敌意的回敬道：“你们为什么对毫无关系的人如此多管闲事呢？”在这个山谷中，我不过是和自己的年龄相比显得肥胖的独眼过客而已。除了这样的自我，山谷的事物不会唤起任何真我的记忆和幻影。我可以主张过客的identity。老鼠有老鼠的identity。既然自己是老鼠，那么别人说——你真像老鼠！我就不会惊慌失措了。
这里所说的“整个山谷”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善恶的近代日本史的整体。“我”说的是对于这个“整体”，自己不过是一个“过客”。从这里开始，我尝试对抗鹰四，以及作为他的identity之曾祖父弟弟的意象。
我读了他（曾祖父的弟弟）写的信，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做暴力性的人，即使在精神作用上也没有坚持武装起义领导者的志向。也不是自我惩罚。他只是忘却武装起义的经历，度过了晚年封闭而平凡的市民生活……原武装起义领导人好像是在榻榻米上平静地死去的。实际上他就是阿鹰，并没有变成任何“亡灵”，是作为一个像羊一样的人死去的。
换言之，“我”是把曾祖父的弟弟也放在了老鼠的系列里。而且，据说鹰四的结局也是如此。（在此，如果把“武装起义领导者”换称为“现人神”的天皇，那么也可以说与三岛由纪夫在《英灵之声》里揭露的“人间天皇”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可以明白“我”位于战后空间里。）对此，鹰四仅仅说了这样的话：“阿蜜，你为什么如此憎恨我？为什么对我一直持有这样的憎恶？难道我们不是根所家生存下来的仅有的两兄弟吗？”
鹰四所说的不仅仅是骨肉同胞之间的爱。他们的“根源处”存在着曾祖父和他的弟弟这样的兄弟。曾祖父的弟弟袭击了根所家的宅邸。也可以说，根所=identity一开始就处于自我分裂之中。而且，这次袭击是为了隐瞒起义由曾祖父和他的弟弟共同策划的。也就是说，这种兄弟的敌对是合谋，反过来说，就是联盟本身的分裂。阿蜜和阿鹰寻求他们的identity时，不得不到达敌对与合谋的境界。
但是，这种合谋与敌对存在于近代日本史本身。例如，西南战争中，西乡隆盛与政府为敌，通过自杀式的叛乱为大久保利通谋划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而做出了贡献。如果西乡真有意取胜的话，就不会单纯发动士族叛乱。而且，曾经拒绝西乡征韩的大久保在西乡死后落实了其征韩的意图。可以说，萨摩的革命家、大久保和西乡是“兄弟”。大久保成为国权论=帝国主义的象征，西乡成为深化明治维新并使其向亚洲扩展的亚洲主义=昭和维新的象征。
但是，这种敌对也许是心照不宣的合谋。事实上，后来的亚洲主义者和昭和维新的青年军官们结果只是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权力做出了贡献。这样的敌对=合谋关系使前面提到的坐标空间变得复杂起来。鹰四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向”标志着任何话语空间都发源于相同的“根源地”。
根据被发现的曾祖父的弟弟的信，明治二十二年，他对得到宪法公布的消息而高兴不已的弟弟反问道：“公布的宪法连其内容都还不知道，只是听到宪法的名字就陶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由上至下”的，不是“由下至上”的。“这封信标志着曾祖父的弟弟作为一个胸怀‘志向’的人关注维新后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志向’是支持民权派的。所以，曾祖父的弟弟做了维新政府的高官这一传说完全没有反映出事实的真相。”
曾祖父的弟弟在明治十年代是“民权派”，好像到了明治二十年代仍然坚持自己的“志向”。但是，历史上“民权派”中的许多人这一时期已经转向“国权派”或者亚洲主义。可以说，根所家暴力性的谱系表现了这一切。正如前面所言，他们全都与“亚洲”有关。
矶田光一针对1960年的安保斗争指出：岸信介内阁为了强化对美国的发言权，希望游行示威过激化。（《战后的空间》，新潮社，1983）
我虽不喜欢这种“一针见血的观点”，但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样的视点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早已提出，其中就有关于万延元年武装起义的各种解释。
作为地方史学家的寺庙住持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受到从森林另一边的土佐过来的潜伏者的煽动，起义出现了难以避免的不稳定状态。“住持、阿蜜的曾祖父一致认为如果不发动起义，山谷的农民就不会得救。住持持中立态度，村长站在统治者一边，但是，如果民众被消灭的话，他们也会同归于尽。于是，何时发动多大规模的起义成为他们处心积虑的问题核心。在形势进一步恶化而村长未受到攻击之前，给高涨成为起义的暴力能量提供一个发泄口，使山谷的暴力控制在最小限度，让剩余的暴力转向城市是最明智的。”也就是说，曾祖父的弟弟为此被利用了。所以，他一个人逃走后，作为补偿，改名换姓做了政府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国权派”的解释。与此相反，鹰四的解释则说利用曾祖父弟弟的是希望起义的农民。他们使曾祖父的弟弟组织的不良少年、“革命青年组”、“青年军官”站在了前列。“这是因为必须伤害或者杀死面前的敌人时，他们不粘手，必定让青年组织发挥残暴。普通的农民起义后，不需要担心因放火与杀人的罪状被追究，因为他们是可以参加起义的组织。”所以，起义以后，希望起义继续下去的青年组从村民中脱离出来，被村民出卖，最后躲在库房里负隅顽抗。
作品中没有直接写明，但也可以说鹰四有可能参加的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学生组织就是这种“革命青年组”。事实上，既有转向“国权派”的（以清水几太郎为代表），也有人像“我”所说的曾祖父的弟弟那样，放弃以往流氓式的热情，把它隐藏在内心深处，实现了忍受日常生活的“成熟”。但是，那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形态。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的政治斗争凝缩了幕府末期以来日本的政治、思想的生机与活力。而且，除去《万延元年的Football》以外，没有其他作品试图理解其“整体”或者分裂的“根所”。这部作品通过把“1960年的政治运动”和“万延元年的起义”结合在一起，来把握存在于1960年与昭和三十五年视差中的一切。
但是，“我”最终发现的曾祖父的弟弟形象并不是前面所叙述的。他并没有从山谷逃走，而是毕生把自己幽禁在地下仓库里。给哥哥的信也是从这里写起的：“他没能够阻止自己的伙伴被斩首的惨状，他自己也惩罚了自己。他从毁灭的那一天起就躲在地下仓库里，就这样尽管通过消极的姿态，但他没有转向，而是毕生坚守住了起义领袖的一贯性。”
他仅有一次浮出水面。在“我”祖父记录的有关明治四年暴动事件的《大洼村农民骚动始末》当中，记载了一个曾发挥了卓越领导才能的魁梧的驼背男人，他突然现身，事件过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确信那就是曾祖父的弟弟。“与第一次血淋淋的成果可疑的起义不同，他投入经过十多年的自我批评而获得的一切，成功地推动了第二次起义。暴动的参加者和旁观者没有一人死伤，而且，迫使成为攻击目标的大参事有效地自杀，而没有一个参加暴动的人受到处罚。”后来，他再一次把自己幽禁在地下仓库中活了二十年。
也可以说这种“自我幽禁”存在于日本近代文学的根源中。我在“近代日本的话语空间——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本书第二部第一章）中，论述了漱石的《心》所描写的K这个人物与明治十年代自我处罚性地禁闭自我的北村透谷和西田几多郎这些人关联。漱石在明治四十五年被迫唤起的“明治精神”就是这种自我幽禁者的identity。小说《心》中的先生对于K的自杀是这样想的：“最后，我开始怀疑他是由于像我一样太寂寞才突然做出决定的。这又使我不寒而栗——一种自己也同K一样走在K走过的道路上的预感，时不时地像风一样，开始从我的心中掠过。”《万延元年的Football》当中“我”和弟弟的关系与先生和K的关系相似。“我”也从自杀的鹰四身上发现了“战栗”的景象。不仅如此，他们的确与明治十年代自我幽禁者的identity密切关联。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三岛由纪夫创作了《丰饶之海》，用轮回转世的形式描写了“明治精神”的反复。与此最敌对的是大江健三郎。因为实际上大江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试图唤起日本近代史的“整体”并对其进行“救赎”。他不是靠轮回转世这一物语装置，而是靠讽喻的装置。并且，不是在国权而是在民权的方向上使用讽喻的。但是，大江与三岛最敌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大江最接近于三岛。他们正是大江所描写的兄弟的关系。那么，在这两位作家将日本近代的话语空间作为一个总体来把握之后，留给日本近代文学的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