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你读过古文吗？如果他点头，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韩愈，知道唐宋八大家，这是稍通文化的中国人，最起码的文学常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外国人，你知道诺奖吗？如果他点头，你要是让他一口气，不查宋八大家的说法，始自明代，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一直为世人所首肯，延续至今，无人异议，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来，追求不朽，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一些还健在的，有点子成就的作家，一些刚逝世的，有点子名望的作家，便有人来不及地为其盖庙建祠，树碑立传，香烛纸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其实，文学史这把尺子，以数年、数十年计，而不是数百年来测量不朽，往往是不准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以来，从轰轰烈烈，到一蹶不振，从光芒四射，到了无声息，一串一串的大师，一出一出的闹剧，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们大家躬逢其盛，亲眼目睹过的。
如今，已成为广东潮州的一个景点的韩祠，又称韩文公庙，却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学大师的庙，到隔朝宋代才修，说明古人对不朽一词的慎重。这座宋真宗成平二年（公元999年）兴建的庙，离韩愈逝世的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时间跨度。是真金白银，是废铜烂铁，是骡子，是马，经过两百年的过滤沉淀，朽或不朽，自有公论，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由此来看，肉眼凡胎的我们，对于同时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断，难免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抬轿，云山雾罩，扑朔迷离，薰莸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读者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远不如时间老人那样看得准，看得透的。所以，在跟班和跑腿的马屁簇拥下，在虚荣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纪念馆以求不朽的同行，自封不朽，贻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话。再说，不朽又不是小笼包子，需要趁热吃，至于那么急着加冕吗！该不朽，谁也挡不住你不朽，不该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贤盖三千生祠，最后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韩愈这个名字，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来有自，因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盖文学小庙者，可曾有创新、领先、走在时代前面、令文学面貌一变的努力？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吗？如果数册手稿，就会永远被后人记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说到底，是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所以又称之复古。不过，韩愈并非全盘照搬的复古，而是在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散文文体。虽然他主张“破骈为散”，恢复两汉以来司马迁、扬雄的自然质朴的文体，但他更主张“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言贵独到”、“能自树立”、“辞必己出”、“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然而，去陈出新，谈何容易。所以，他在《答李翊书》里说，创新是“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问题还在于新生事物，不但不会得到习惯势力，保守思想的接纳，而是被抵制、被非难，甚至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坚信，只要能够“处心有道，行已有方”，顶住压力，冲锋陷阵，古文运动的这场改革，在他看来，只要“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地坚守阵地，倒下再起，总是能够荡涤浮华，扫尽艳丽，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韩祠建成以后，又数十年，对韩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苏东坡，撰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现在，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保存着这块碑石。其中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以及“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宋人司马光在其《答陈师仲司法书》中说到韩愈，“文章自魏晋衰微，流及齐、梁、陈、隋，羸备纤靡，穷无所之。文公杰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惊照今古”，也是臻至极致的赞美。
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对宋代高抬韩愈的现象，有过一番讽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
其实，北宋追捧韩愈，是一种必然，北宋立国，到真宗、仁宗之际，适与景的辉煌中。因此，对于前朝文学遗产的扬弃，对于当代新兴文学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务。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学，除了绵软无骨的花间词，便是空泛无物的西昆体，可谓乌烟瘴气，不成气候，与前朝的“梁陈宫掖之风”，浮艳骈偶之文，有得一拼。于是，以韩愈为样板，欧阳修、尹师鲁奋起拨乱反正，加之司马光、王安石、三苏、两曾的创作实践，使文学重归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证明宋代散文进步于唐。北宋的诗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碍重重的进程中前行。嘉枯二年（公元l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选了苏轼、曾巩一批务实的，不作花哨文字的新秀，而将时望所归的好浮艳，尚华丽，讲形式，乏内容的考生除外，因为他们的文章绣腿花拳，华而不实。欧阳修本意，希望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促进一代文风的改变。结果，事与愿违，开封城里，竟引发了一场落榜考生闹事的风潮。在官道上包围住主考大人，兴师问罪，幸亏当时不兴扔臭鸡蛋，摔西红柿，否则，欧阳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许因为惺惺相惜心理，深感唐代韩愈进行古文运动之艰难，出于同志式的知心，战友式的敬意，笔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
《宋史·欧阳修传》也将韩、欧一体而论：“文章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不过，即使在北宋，韩愈成为抢手的绩优股，溢美夸饰，不绝于口的同时，也有清醒者，既认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马光在《颜乐亭颂》中说：“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譬如欧阳修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说：“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就是历史的视觉差距了，历史看一个人，总是聚焦于忠奸贤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电子学上的栅极作用，年代愈久，光辉的部分愈被烛照，愈被强调；时间愈长，无关紧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虚无。
于是，后人只记住“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的韩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论”其实“无异庸人”的韩昌黎。
韩愈一生，最有影响，最为风光的一件事，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最为英雄，最为知名的一件事，为“忠犯人主之怒”的谏迎佛骨事件。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l9年），佞佛的宪宗李纯要将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供人敬奉。出于捍卫道统，出于尊儒排异或出于自我感觉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请，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
（见《年谱》），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李纯阅后大怒，批示付以极刑。幸亏丞相裴度为之缓颊，保住了一条命，流放广东潮州。
从此，人们记住了上书“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铮铮铁骨，记住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悲壮诗篇，然而，并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时，却与和尚们交往频密。令人不可理解的，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里，老衲出入门庭，小僧趋前奔后，而且据宋人朱熹说，那都是些酒肉无赖之辈，就不知这位非佛主义者韩愈所为何来了。到了潮州以后，又与一位名叫大颠的法师，结为莫逆之交，书来信往，甚为投契。钦慕之，服膺之，连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拒佛，“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所以，东坡先生为了他心目中一个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韩愈，断然声言韩的《与大颠书》为伪作，“退之家奴其实，人有长短，物有好坏，君子心里有小人的因素，伟人身上有痞子的影子，高尚的人未必不卑鄙，而王八蛋也许并非一无是处，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复杂世界。虽然，儒学原教旨主义者将复古重儒的韩愈，在孔庙配享的排位，列于孟轲之后，等同于圣人。但圣人并非完人，他发配到潮州以后，巴结，甚至马屁大颠法师，是否期待这位大德高僧，影响那位佞佛的唐宪宗，而对他被贬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呢？按他当年”三书抵宰相求官“的脸皮厚度，未必会不存此心。
韩愈终于登上华山，在其《答张彻》诗中，有”洛邑得休告，华山绝穷陉“句，用他最害怕的这个”穷“字，来形容他的华山之行，可见对这次旅游，想起来后怕胆战的场面，犹耿耿于心。那天，到达华山最高峰后，定睛环视，千峰壁立，万丈深渊，立刻头晕目眩，魂飞魄散，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颤抖不已。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时，只看到脚前方寸之地，尚可勉为其难地行走，下山时，那脚下却是命悬一线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测，往远看，云雾缥缈。稍一不慎，滑跌下去，连尸首都找不着。想到这里，腿肚抽筋，浑身凉透的四门博士，哪敢再走一步。精神崩溃的他，完全失控，赖在山顶，竟放声大哭起来。据唐李肇的《唐国史补》：“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传世的韩愈肖像，很是庄严肃穆。据五代陶谷说，弄错了，那是南唐韩熙载的画像，因两人都姓韩，都官至吏部。真假姑置勿论，但如此一位准圣人，一脸眼泪鼻涕，该是一个什么德行？
世界复杂，人更复杂，从出生到死去，自始至终，处于矛盾当中。因此，这个矛盾的组合体，有其长，必有其短，有其优，必有其劣。文人，只是多一点掩饰装扮的功夫而已。所以，看人，要懂一点两分法，而看文人的话，尤其那些大师，则必须一分为二，千万别被他们唬住。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