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母亲坐茶馆的事情在l957年结束了。记得那两天下班后，母亲骑着车外出，很晚才回来。后来才知道，母亲那两天都在往学校跑，给她熟悉的老师朋友说一句忠告：“多听少说！”记得有位老师在母亲赶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已因为经不住动员在大会上发过言了。这位老师姓黄，后来被划为“右派”。
十年之后“文革”中，我们家再次遇到风浪，我独自在成都为父亲的事奔波。此时已被下放到大凉山的母亲给我写信，信中说，如遇到困难，生活无着，可以去找这几个老师：九中的陈老师，十九中的张老师，还有附中的黄老师……他们都认识我，记得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说一样的话：“我认识你，你是张科长的儿子。”啊，那时，我只是茶馆里读小人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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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凉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来里，有个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沪山的山，五十多年前，山下湖边有一所学校，西昌师范学校，在这学校的一排平房中，有过我的家。那是“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母亲从成都下放到这个偏僻山区当一名教师。不久，我也从成都转学到西昌，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亲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编和某研究室的副处长，尽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过党籍处分，降了职。但下放一事，没有任何“新处分”的痕迹。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员的“带队领导”。其他下放者到基层劳动了，她待在机关里闲得没事干，又不愿去监督巡视下放人员，于是就要求到学校当老师。不知是谁同意了，她就来到了这所师范学校。到学校后，她每月去领工资，发现自己比校长的多得多。她想，我来锻炼的，于是她交了两份申请，重新入党的申请和要求把工资降到低于校长水平的申请。入党的申请没批，工资很快降下来了。从此她在大凉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母亲的党籍问题得到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但她下放问题和降工资问题“无法弄明白”。这二十年来她的档案一直还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动下放和自动降级”二十年。
我从成都坐了三天的汽车，又让一辆小马车接到了这个家。那时，这里真荒凉。学校没有围墙，野兽常在房前屋后窜。大凉山刚搞过民族改革解放奴隶，社会治安也不太好，我到这里一星期后，就出了一场凶案。师范校的边上是民族干校，那天民族干校的会计从城里领工资返校，就在师范学校下面的小路上被人劫杀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读了艾芜的《南行记》，如果你今天读这本书，就可以了解我那时的心境。
比蛮荒更直接的是饥荒。我到这里后，正是全国的三年大饥荒。西昌是一个没有大灾的地方，除了夏天的泥石流，人们还没有经历天灾的经验。
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的母亲，又在这里让我体会到许多难忘的事。我们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了包谷，长得挺好，但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没的阳光，包谷秆就拼命地往上蹿，老高老高，夏天第一场暴雨，它们就全倒了。我们在屋后种了南瓜。南瓜长得很大，二三十斤一个，又放得久，两三个南瓜，就让一个冬天，有了底气。
饥饿年月，冬天特别难熬。越冷越饿，越饿越怕冷。在学校里念书，一下课，大家就靠着太阳晒着的那面墙，特别觉得“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都是向阳花”真是唱到心坎上了。
在那个饿死许多人的灾年里，我开始了在大凉山里的生活，这三年我长高了两公分。这三年我就读邛海另一侧的一所初中，西昌川兴中学。
现在，这地方是有名的航天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去年，我应邀去现场看亚太一号发射实况。我对主人说，我在邛海边住过三年。“哎呀，那可是依山傍海最有名的风景区，著名的疗养地。”是啊，我想起来了，那里确实风光美丽，只是住了三年，我都没有注意到这山光，这水色，可惜了。
写到下放大凉山，想起了母亲的几个同事，那时奴隶制的彝族地区刚实行民主改革，大凉山基本上还是四个字：穷乡僻壤。我与母亲做伴也到了大凉山。有多荒凉？学校建在半山坡上，山上的花豹钻进猪圈咬死了猪，花豹拖不动肥猪，便在圈内饱餐美食，吃饱了，竟然不能再从猪圈木栅栏钻出去，被人生擒了。门前有盗匪，后山有豺狼，头一次身处如此险恶的环境，便对身边的终生难忘。
一位是学校的音乐教师，气度非凡，高挑美人，在这荒山僻野就是仙女下凡。她和母亲关系很好，常到家里与母亲聊天。她没有男人，却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不像妈妈，两条眉毛又浓又黑，像个男孩。那时总有运动，还时兴写大字报，一来运动，老师们的事就被好事者们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写音乐教师的大字报总是用“糖衣炮弹”代替她的名字。问母亲，母亲说：“别信那些，这是个不平凡的女人，读大学时，与学校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发生恋情，有了这个女儿，为了保护那个男人，她主动申请支援边疆，来这儿当了老师。”这个女老师让这蛮荒之地，充满了一种温馨气息，让我从盗匪和花豹的噩梦中走出来，发现这里满山遍布着黄色的紫色的小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位头发斑白的男人，来学校里，先找我母亲，后来又与这位女教师见了面。他就是那个女孩的父亲，那次见面后，这位父亲将女儿接回了省城，而音乐教师依然孤身一人，终老于大凉山这所平常的学校。
还有一个男老师，对我母亲很好，因为我母亲在北京读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总是这样对别人介绍我母亲：“张老师就是林道静！”这位男老师是个混血儿，老爹是美国人，男老师喜爱游泳，学校前面有个大湖，让他十分开心，每天上完课就泡在湖水里。他能在水底潜水行走，这让我十分不解。他力气也大，学校里凡有义务劳动这类事情，他也一个人顶在三个人。他像个大男孩也爱和孩子们一道玩。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爸爸？”他笑着说：“他是帝国主义！”如果说音乐老师像个仙女，这男老师就像个洋人王子，这穷乡僻壤之地也就有点“绿野仙踪”的味道了。只是很快地男老师就离开学校了。不久，三年自然灾害也影响到这里，学校一天就开两顿饭，一顿饭每人一只馒头或半碗蒸饭。这位体格硕大的老师，以前一餐就要吃四五个馒头，熬了几个月，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便给那位美国老爹写了信。不久，上面便给他办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看来，他那个爹还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了，真的。“就这么说的，告别词简单得让人想忘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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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电视里又出现了那位说东北话总是饰演母亲角色的老演员，妻子说：“这演员真像咱家老太太，老太太真是个心善的人，我想到那个困难的时候，周末为你留的只有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她说完这话，一下子弄得我俩都沉默了。老母亲去世多年了，妻子一下子说起干瘪的胡萝卜，又把我引回到五十年前……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时光回到了五十年前。母亲是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基层锻炼”，下放后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就近-上学的“西昌专科附中”只办了一年就撤销了。学校撤销，农村来的同学就失学回乡，学校里少数城镇户口的学生便安排到其他学校读书，我去了川兴初级中学。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块坝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围起来的一块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誉。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和川兴中学隔湖相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沿走田埂小道，老乡说，这段路有三十多里，我每次回家，都要走三个多小时路。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又走上了那三十多里的田埂小道。学校是周六下午放假。川兴中学是川兴公社办的农村中学，几排干打垒的房子，再加一个平整出来的操场，便是学校，我刚去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四周都是农田。有一条不长的土路连接进县城的公路，公路也是土路，没有铺柏油，也没有公共汽车。学校到城里有十五六里远。从县城再到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也有土石公路，还是十五六里。每次从学校回家，胆子小，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所以要走公路回家，公路上虽然没有灯光，但总有来往的行人车辆给自己壮胆。那时大凉山民主改革在l958年才进行，在此以前奴隶主下山来抢人当奴隶的事，还让当地老百姓心惊肉跳，家里的小孩一淘气，大人就吓唬：“还不回家，下山抢人的来啰！”那时，我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里走完三十多里路，实在是“弟弟你大胆地往前走”，没有人给我唱这支歌，只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就有想了一个星期的妈妈。我在这路上过了两年，越走越大胆，到后来就不走公路，沿着湖旁走田埂小道，这样会省两三里路，同时，走小路心里紧张，脚下的步子自然也急，总觉得能早些回到家里。直到今天，还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鸣和月色。能够为我的心境还有当时感受到的山野风景相呼应的有两本老书，一本是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一本是作家高缨的散文集《西昌月》，艾芜的是经典风光，苍凉而清凄；高缨是在西昌深入生活之作，浪漫而绮丽。两种情绪糅合在一起，就是在大凉山乡村中学读书的叶延滨每个周末步行三十多里回家的心境。
这根干瘪的红萝卜让我回到了那个漫长而饥饿的乡村中学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学生有每月27斤粮食的供应，由于没有肉、糖、油、蛋等副食品，27斤粮食分配到每天就是每日三餐共九两食品充饥。到了周六最后一餐的时候，家境不同的同学就会有不同的举动。家境较差的同学，平时吃饭时，常把自己定量的食品让给其他同学，说好周六的时候“偿还”，这些同学到了周六吃饭时，就会“收回”平时省下的米饭，给家人带回去。家景好的同学，就会把这一餐“还给”平时多吃几口“借饭”的同学，空着肚子回家去，吃家里的晚餐。西昌是山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靠湖的农家能偷偷下湖捉鱼，生活比较宽裕。靠山的农家，能上山采蘑菇、拾山货、打野味，过日子也能有点油水。苦的是种粮的农民，还有城镇居民，有钱也买不到吃食。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地就留着它，留给周六回家的爱子。
细节，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码，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对于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和亲情中永远温馨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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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奇怪的，有时，记忆像个最吝啬的精灵，选择那些当时零碎的细部，留了下来，而且越在脑海中留得久，印痕越深，越在时光之后存放，越放大得清晰。记忆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这种珍惜又使我记得我曾经珍惜过的事情。
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课本中，还有没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了。这篇回忆录，用七根火柴的角度，写下了红军过草地的千辛万苦。这是一个短篇纪实文学，每次一看到那些动辄数十万字的“巨型报告文学”作品，我就想到了《七根火柴》。我以为这是一篇写长征的经典作品，用一个红军战士对七根火柴的珍惜，表现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长征壮举中人性的光彩。我们生活的现实，已经到了五光十色的时代。我记得，在我少年时期，最困难的岁月，我们珍惜每一根火柴。那是疯狂的“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灾害时期，物质空前匮乏，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配给，都要凭票证定量供应。我记得，有粮票，粮票还分粗粮票、细粮票、全国粮票、省粮票等。县里自制的粮票叫“搭伙证”，不能流通购买粮食，只供在单位食堂就餐，然后各个单位的食堂可以用它到粮站购买粮食。此外还有食油票（每月三两）、棉花票（每年半斤）、糖票（每月半斤）、糕点票（每月半斤）、布票（最少的一年每人一尺五寸）、肥皂票（每人一块）、肉票（最少的一年每人每月半斤）、蜂窝煤票（城市居民专有）、煤油票（电力不足的小城市居民专有），等等，还有逢年过节发的茶叶票、香烟票、豆瓣酱票、酒票，豆腐票……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在l960年前后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的最低保障，就可以去调查一下那个时候的城市居民的票证发放情况。那些邮票大小的票证，让人们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证中，还有一种叫火柴票。
说到火柴，我们就会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用火柴的光，点燃了自己的梦想，让生命最后时刻有些许光明和温暖。但我在读这个课文的年代，正是中国人连火柴也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年代，因此，这小女孩不断划燃火柴的举动，在我们那一代孩子眼中，也许显得太奢侈了。我们更理解《七根火柴》，知道每划一根火柴，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有一年，在我的记忆中，火柴也要凭票供应，一家两盒火柴。火柴在那时不贵，两分钱一盒，但没有票，也买不到。两盒火柴，不足两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烧三顿饭，晚上停电点煤油灯，点蚊香，还不是每一根都能划燃。两盒火柴，一个家庭维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里有一个抽烟的人，这就不够用了，两分钱的火柴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家人的面前。
四分钱，两盒火柴，在那个饥饿和寒冷的年代，让我看到了母亲坚韧而乐观的灵魂。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下面的这个细节。那时候每天清晨，学校大食堂烧早饭的时候，烧柴草的灶孔下堆着从灶里落下的柴草灰烬，灰烬中还有没有熄灭的红炭渣。下放到大凉山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母亲，就到伙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压得紧紧的一盆炭灰，可以从早上到下午都保持着热气，用小火钳拨开灰烬，还有豆粒般星星点点的小火炭。就这样，不仅能取暖，还能省下火柴，留在没有炭灰的时候用。
用手指捏着火柴，划一下燃起来，那火花真好看。小心地点燃煤油灯，黑黝黝的屋子顿时有橘红色的光亮。“真好啊，有火柴的时候，就不怕停电。”这是我最早的对光明的礼赞。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我们家除了每月两盒火柴，母亲还有一份“特殊的供给”--每月一斤肉，一斤黄豆，一条香烟。这是配给“老红军资格”的待遇。母亲虽然被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待遇没有取消，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点奢侈品。买肉的时候尽量挑肥一点的，连皮带骨头的一斤肉，把皮和骨头加上青菜做一锅肉汤。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在热油里做熟了，然后一起放在一只小罐里，一小罐有肉渣的猪油。以后的一个月，做菜的时候，用竹筷挑上一星儿，青菜就有了肉味了。
一根火柴点亮油灯，半星油煮一碗青菜，在那个最困难的年月，在那个叫大凉山的深山里，让我感受到母爱，那么真切，那么细腻。
原载《延河》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