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林则徐题匾

清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同年七月，林则徐巡视滇南，路过江川。一日，林则徐到县城北郊“金莲书院”察看，院长赵士选等将林则徐迎至客厅侍茶。闲谈间，林则徐问起“金莲书院”的来由。赵士选答道：“书院原在旧城(今江川龙街)西隅，崇祯年毁于战火，现在又重新建造的。林则徐道：“如果还叫做金莲书院，恐怕不太恰当呀。”话音未落，江川知县刘绍高急忙站起深揖施礼道：“请大帅赐名，也好为书院增色。”林则徐问：“书院东侧那座小山叫什么名字？”刘答道：“名叫‘钟秀’。”林则徐拍手叫好：“我看叫钟秀就可以。”于是挽袖挥笔，潇洒磊落，蘸墨疾书“钟秀书院”四字。

八月，刘绍高派人将“钟秀书院”四个大字刊刻悬挂于书院大门头，并自书“读书立品”刻成匾额挂在书斋内堂。在刊刻“钟秀书院”时，刘知县认为林则徐所书“院”字最后钩笔气势不够，便略加修改。十月，林则徐返回省城，又经过江川，重游书院时，被那块红底金字大匾吸引住了，光彩夺目的“钟秀书院”四个大字十分耀眼，落款处刻着“钦命云贵总督部堂林则徐题书”。林则徐看后，很和善地问知县：“这‘院’字的反钩一笔是谁改过？”刘知县一时惊慌失措，难以回答。在场文武官员，个个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谁也不敢吭气。旁边有一个总督衙门文书，因前次向知县索取非分礼银未遂，便借机报复，上前禀道：“据小的听说，这确是知县刘绍高更改的。他以为自己书法超群绝伦，擅自涂改大帅墨宝，藐视大帅，目空一切。”林则徐听了把脸一沉，骂道：“放肆！胡说。”转身欣慕地看着刘知县，神态和蔼地问道：“贵县，是你改的吗？”刘知县惊恐万状，跪下回道：“卑职如此妄动，万望大帅海涵！”林则徐笑道：“改得很好。你这一改，使‘院’字变得端庄秀丽，比原先有气势多了，您这是保全我的面子呀。”刘知县这才如释重负，转忧为喜。在场文武官员，无不被林则徐礼贤下士的精神深深感动。

“皇城根儿一大怪，五品顶戴走着来”

曾国藩崇尚节俭，平日里也是躬身奉行，他还曾因为穿的衣服缝缝补补太不成样子，被皇上责怪过。所以当他升任五品时，咬牙做了一件新官服，花了二两银子。但搂着京城还是出现了讽刺他的民谣，也叫京城一怪：“皇城根儿一大怪，五品顶戴走着来。”原来，曾虽然有了新衣服却没有轿子，每天都要走着去翰林院当差。

曾国藩有一个门房叫周升,曾一有闲暇便和他谈古论今，言传身教，被士子们称奇。满人主奴之间的界线是极其分明的，无人肯混淆，这也是满人的老祖宗立下的规矩。为这不顾体统的事，英和还正儿八经上奏参了曾国藩一本，说曾国藩身为大清国官员，不顾身份不懂规矩，待下人如兄长，视奴仆如亲人，有违大清祖宗家法，并引经据典说，仆可以买卖，官员可以买卖吗？如果任他这么胡闹下去，国将不国了！所以恳请皇上重办曾国藩，以正国风。

望着这不伦不类的奏折，道光帝长叹一口气，提笔在折子上批道：“英和年迈，老糊涂了！”折子退回军机处，京城一时传为笑谈。此后，百官私下都管英和叫“糊中堂”或“涂中堂”。

“一钱如爱我无儿”

清道光年间，有个状元叫戴兰芬，他七次赴考，48岁方中，期间历尽艰辛，苦苦攻读，百折不挠，而这些都与他父亲教子有方是分不开的。戴兰芬的父亲是沂湖边上的一个老书生，虽然熟读诗书，却没能混个功名，一直以教书为业。戴老先生做人处事以“礼”、“德”为重，十分注意对儿子的教育。每发现儿子有邪心废业、贪图好色之事，必拷打成招，直到戴兰芬具书立誓才肯罢手。就在戴兰芬考中的时候，戴老并未欣喜万分、得意忘形，而是奋笔写了一首七律，勉励儿子。其中两句是：“万虑尽消樽有酒，一钱如爱我无儿。”意思是说：我应该为你高兴，但今后做官，切不可贪图钱财，搜刮民脂民膏，不然，你就不配做我的儿子。戴兰芬由于长期受到父亲的“读书明礼，为官清正”的教诲，做官以后，始终为政清廉，禄外分文不取，直到死时，他家在沂湖边的砖砌草盖的四合院，除了增加个状元照壁门和门楼之外，依然还是旧样。

清朝的“黑社会”

道光年间，烟禁很严。在广州一地，嗜鸦片烟者很多，有一位负责戒烟的千总，借戒烟为名，巧取豪夺，收入颇丰。当地有一个无赖，叫陈谭，靠骗人钱财为生，奸诈狡猾。这陈谭在千总对门赁民屋居住。千总出门经常看到他家客人三五成群，迎接客人的仆人衣着华丽，以为他家是一个富商。一天，忽然有一个仆人被责打，偷偷逃出来，埋怨他主人，并告诉千总道：“我因小小失误而被主人责打，而我家主人其实犯了更大的罪责，还敢如此作威作福。”千总问：“你的主人犯了什么罪？”仆人道：“今天我就给他抖露出来，就是吸鸦片烟。”千总问：“你有证据吗？”仆人答：“大白天不吸，到了漏三下，才开始吸。

”千总庆幸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就用话骗仆人说：“我专门在此禁吸鸦片，如果获得证据，就酬劳你百金。不过，你得替我带路。”仆人答应。到了夜深之时，仆人带千总前往，随从还有几个当兵的到门前，一拥而入，将陈谭捆绑，并带走他的烟灯烟枪。陈谭一到千总衙门，就大笑道：“到了这里很好，我就不走了。”千总问：“你是谁？”陈反问：“难道你不知我是陈谭？”千总道：“咄！现有证据在，你还有什么话说？”陈谭取过枪掷于地，问千总：“你仔细瞧瞧，这个也可以当证据？”千总仔细审视才知道这烟枪是假的根本不能吸食。到了这时，才知道被他骗了，就只好向陈谭说好话，请他回去。陈谭当然不肯，千总没办法，只好付了陈潭一大笔费用，才算把他打发走。

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十三年，在正阳门外煤市街一带，就常有聚众斗殴、放洋枪、砍伤人口的事发生。参与这些斗殴的流氓，最著名的是恩瑞，绰号“恩四大王”，还有林世生，绰号“活判官”，而手下的同党则很多。这些流氓，胆大妄为，有时甚至连职官也敢打。如当时有一流氓宋恒，就率领多人，把骁骑校刚魁砍伤二十多处，可以说是凶横至极。

《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三年，流氓王进孝指称甄五道、翟应聘等人窝藏罪犯，敲诈银两，后来多次恫吓要挟索取银两，导致翟应聘上吊而死；康熙四十五年，流氓林三假冒九门提督的家人，骗取钱财。

《申报》批露，同治年间，上海有一批无赖匪徒，专拐童男幼女，领到僻静的地方，毁伤孩子的脸，打残他的肢体，想尽各种龌龊的法子，使这些孩子变得肮脏畸形，不堪入目。然后领他们到城市、市场，让他们为自己行乞要钱。明代横行于安徽一带的“乞丐船”，他们的所作所为大致也是如此。

清末，自成都、重庆而下，有一些匪徒专门以拐带妇女为业。这些人交结极为隐秘，而且拐带妇女之术，诡计百出，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他们每当拐带少妇时，首先是指使团伙内的妇女去执行。这些女拐匪经常骑着驴子，不时在村落之间游弋，看到有村妇骑驴出门，其丈夫若跟在后面，则赶驴向前，故意与村妇并行。随后，与村妇互通姓名，假装献殷勤，而暗地里却紧赶驴子，让其快行，而村妇“不觉而速”。过了一段时间后，其夫就落在后面。女拐匪就假装安慰道：“不用怕！前面有我亲戚，可去小憩，等等他。如果困乏，也可借宿。”于是，就将村妇引到匪所。

一入门，拐妇就躲起来，但见满室都是男子。村妇见状，一定惊慌失措地号哭，于是拐匪就让人将她痛打一顿，并告诉她：“你已经落入我们的陷阱，不依从我们，就打死你。”随后，流氓的同党就将村妇奸污，名之为 “灭耻”。村妇不但受到恐吓，而且失身于人，也就逐渐心灰意冷了。于是，他们就让同党扮成买主，前来买去为妾，然后好言相问，问其从何而来。妇人听后，必然哭泣，并诉告冤苦。此同党就假装目不忍睹，然后退下。接着拐匪又将村妇痛打一顿。慢慢观察，发现她确实已无变志，就又让一匪前来购买，相问如前，如果村妇还诉冤，就再痛打一顿。如此三四次后，村妇就不敢再说了，然后才将她带到市镇上卖掉。

康熙三十年张秋镇，有一个妇女，30多岁，雇驴到兖州探亲，驴主人驾驴同行。到了中途，问驴夫：“娶妻了吗？”驴夫问答：“还没有。”妇道:“我刚好也新守寡，想和你结为夫妇。”驴夫大喜。到了兖州，对驴夫说：“我母家很有钱，你的衣服破烂成这样，不方便在一起呀。”说完，给驴人十两银子，让他到缎铺买缎。买回后，此妇偷偷将缎烧了几个洞，然后怒道：“你怎么买回来如此破缎？吃完饭后，去换好缎。”此时，妇人已借机偷偷置毒于饭中。驴夫吃过饭后，就一同到缎铺，争论之际，驴夫毒发而死。此妇就以缎铺杀人之罪，打算鸣官告理。缎铺老板无奈，只好拿五百两银子贿赂此妇，妇人拿到银子，扬长而去。

“贼开花”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作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