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糊纸扎彩庆大婚
光绪大婚是在正月二十六，然而就在一个月前，天安门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还没来得及修造，但总不能在一片狼藉的废墟前庆贺吧？于是，公众的“能工巧匠“和那些”办事得力“的大臣们想了个办法：内用芦席包扎，外用诸色彩纸粘糊，焕然一新。取名“扎彩”。按照当时的民俗，唯大祭丧礼才用扎彩。所以就连老百姓们都偷偷地讥笑此事。有人写诗嘲讽道：“德宗末造逢时艰，婚礼不祥事可叹，先遣祝融（火神）为肆虐，芦棚包裹假天安。”
岂不是要抄我家了
内务府郎中庆宽负责伺候慈禧，也颇得慈禧的信任和喜爱。慈禧的生日快到了，光绪要准备给慈禧的寿礼，就把庆宽找来说：“我要给太后送寿礼，你帮我准备准备吧”。庆宽就找人打了四种样式的金镯拿来给皇上说：“我做了四个镯样，皇上您看哪个合适？”光绪一时拿不准，就让他去问慈禧，看她喜欢哪个。结果慈禧看了说：“我四个都要了。”庆宽回来奏报给光绪，光绪问他：“这四副镯子要多少银子？”庆宽说：“四万两。”光绪一听，叹了口气，“唉，这岂不是要抄我的家了！”
光绪帝的玻璃窗
光绪刚刚开始亲政的时候，任命内务府大臣立山为户部侍郎。这立山一直想表现一番但是苦无机会。有一天，他听太监们说皇上怕冷，就赶紧在殿门口装上了一扇玻璃窗，为光绪挡风御寒。慈禧听说这事以后勃然大怒，叫来立山厉声呵斥道：“文宗晚年得了咳嗽病，也是非常的怕冷，但有大臣觐见也要出来，只是在腿上盖一件大衣,是多么能吃苦！皇上现在这么年轻体健，怎么会怕冷怕成这样？！何况祖宗体制极严，你在殿廷上装起玻璃窗，像什么样子？我看你是故意在皇上那里献媚取宠，陷皇上于不仁不义之中，真是胆大妄为！你如今已经是朝廷的重臣，不是奴才了，我不能打你，但你如此的公然违背祖制，你自己想想该当何罪？！”
立山被吓得几乎昏死过去，磕头如捣蒜，涕泪泗流，求恕死罪。又赶紧将玻璃窗拆除，才算了事。
光绪钦定的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乾隆皇帝建立金瓶掣签制度以来，继九世达赖之后，在清代又一个未经金瓶掣签而确定为转世灵童的达赖喇嘛；而其免予掣签，与九世达赖一样，是经过皇帝批准的。十二世达赖喇嘛逝世以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组织力量寻访,于光绪二年在拉萨东南的朗顿村，找到罗桑塔开甲错，认为是转世灵童。于是请奏皇帝对灵童罗桑塔开甲错免予金瓶掣签。光绪皇帝接奏后降旨：“罗桑塔开甲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由此，确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
光绪三年十一月，灵童罗桑塔开甲错被从塔波地区迎至拉萨，按照惯例在日光殿，举行了转世灵童拜接圣旨的仪式。宣读完毕，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为谢皇恩，向东方行三跪九叩大礼，向两位大臣赠哈达、茶叶等礼物。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宗教仪式，以示庆贺。
光绪四年一月，八世班禅在蔡公堂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剪发剃度，取法名土登嘉措。噶厦请驻藏大臣转奏皇帝：“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拟于明年（藏历土兔年）举行，请予恩准，并请准按惯例使用金册金印，乘用黄轿。”对此，光绪降旨，赏给黄哈达一方、佛一尊、铃杵一分、念珠一串，并赏给他的父亲工噶仁青官衔。”“准许达赖喇嘛钤用金印及黄轿、黄车、黄鞍、黄缰以及黄布城。”
西藏军民抗英兵
1895年3月，英国人麦克唐纳率领一千多人准备向西藏嘎吾一带发起进攻。由于得知在堆纳、多庆之间的曲米辛果以北纵深地带有藏兵和民兵布防，英军不敢贸然进攻，提出要进行谈判。3月31日，在曲米辛果藏军前线指挥官拉丁色、朗赛林与荣赫鹏等英方代表谈判时，英军偷偷包围了队形密集的藏军。荣赫鹏等人与拉丁色、朗赛林见面后声称：“既然要议和，为表示诚意，我们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你们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荣赫鹏命英军士兵将步枪子弹退出一发，但士兵们旋即推动枪栓将另一发子弹顶入枪膛。当时藏军不了解步枪构造，误认为英军枪膛内已无子弹，便按协议将土枪点火绳全数熄灭。英方遂下令开火，但待命的藏军却无法打响火绳枪。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和轰击中，英军对藏军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数分钟内藏军即被英军射杀四百多人，西藏谈判代表数人亦被杀害。鲜血染红了曲米辛果泉水。英军又乘机攻占古鲁，追杀藏军数百人。一千多藏军在曲米辛果牺牲。曲米辛果失陷后，英军继续北进。4月11日，进逼江孜。
7月5日至7月6日，英步兵在炮火支援下对江孜发起七次攻击，都被藏军击溃。经过三天抵抗，守卫藏军弹尽粮绝。7月7日，江孜宗山最终失陷。抗击到最后的数百人全部跳崖牺牲。江孜保卫战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持续了大约一百天，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
西藏民众殊死抗击英军的英勇行为，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西藏人民面对强敌入侵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永标史册。
“洋鬼子”与义和团
清帝国的官员到人民，对洋人的鄙视惊人地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整个大清子民差不多都深信洋人不是人，是某种动物。有一位叫汪仲洋的写他第一次见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
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就“豁然痊愈”。
大学士徐桐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院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除了这些高官仇洋，最底层的农民也都把仇恨集中到洋人身上。北方爆发“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数百万流民涌入城镇，深信能够“降神附体”，“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他们杀洋人，杀中国的基督徒，烧教堂……他们到北京各王府内演示“神功”，使得一些贵族高官战战兢兢，连慈禧太后也对其法术深信不疑：“有如此之神勇义士，定能灭洋人，保我大清江山。”因此贸然下令攻打使馆，向八国同时宣战。
洋人军队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北京的时候，义和团宣称他们可以让渤海的海水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天津战斗时，洋人的枪炮实在厉害，义和团首领向清政府保证，可以将洋人的枪炮“闭住”，但是只能“闭住六天”。他们说和洋人的战斗是“神”与“鬼”的战斗“洋兵与拳民交战，拳众只作揖，不动步，即能前进。作一揖，进数百步，作三揖，即与洋兵接，洋兵不及开枪，身已被刃。”
红灯照更是邪术的产物。义和团认为洋人之所以厉害，教堂之所以久攻不破，是因为洋兵额前抹有女人阴血，或者是用女人秽物抹在了教堂壁上，使义和团请来的众神神力发挥不出来。朝中高官，专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作对的“老左”徐桐也说，洋人弄来许多女人阴门，摆在了东交民巷，大摆“阴门阵”，所以久攻不下云云。于是，义和团为与洋人比法术，弄来许多没出嫁的十五六岁的女孩，谓之她们真元之气未散，能破洋人秽术。她们扎红带、裹红巾，红肚兜上写“护心镜”三个大字，走路如舞蹈状，左手持红巾，右手摇纸扇或提红灯，号称夜里飞潜至城里教堂，放火杀人，甚至能飞至外洋烧杀洋人，因而被北方农民尊崇称为“圣母”。然而这些“法术”终究没有发挥用场，大批大批的农民在洋枪洋炮前因为这种愚昧的骗术而成片倒下。
发现国宝
19世纪末，清帝国已是奄奄一息，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圆）正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积沙。当一大堆积沙被清除之后，洞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积沙的支撑，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墙上出现了裂痕。王道士惊诧之余用手敲敲，里面竟是空的！这无意中的叩击，竟叩开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只见里面从地上层层堆码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一直堆到洞顶。人们从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洞窟里，先后搬出了四万多件手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
1899年，紫禁城里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命老仆人去中药铺抓药。这个熟谙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杂处的药罐忽发奇想———这“龙骨”上的横竖道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刻画的呢？假如刻画的是一种符号、一种文字，传那又递着一些什么信息呢？想到此处，王大人遂命仆人将那家中药铺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又跑遍全城，收购“龙骨”。于是，“龙骨”的产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诱人的宝库。河南商贾起初封锁消息，大摆迷魂阵，说是在汤阴。大学问家、上虞罗振玉加以考证，查实了“龙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确定了这儿即是史书上记载的殷墟———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清末，在陕西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出土了包括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何尊、墙盘等在内的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该地区早在宋代就出土过著名的“穆公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有著录。扶风县庄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铜器一百零三件。岐山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亦是一坑达一百二十余件青铜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蝉纹木乏禁，为当时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铜木乏禁，举世轰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
《永乐大典》被八国联军当作砖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