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好几年没有参加正式的学术会议了，所以很感谢人民大学，感谢主持人王家新、顾彬先生给我这八分钟的机会这是为2009年11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汉学大会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写的稿子。因为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为五到八分钟，所以只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最近一期上海的《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上，读到甘阳先生的访谈，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如果把甘阳的这个提议，理解为重视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复杂性，内在地认真清理它的脉络，而不只是从“外部”作简单评判的话，这个说法是合理的。举个例子说，如果以“西方的方式”，可能难以找到应对、解释中国当代文化、文学的有效途径。不过，困难的地方是，在今天我们将如何区分“中国方式”与“西方方式”？如果真的存在可以区分的这两种“方式”的话，另外的问题是，用“西方方式”研究中国，或用“中国方式”研究西方，虽说容易出现盲视，但说不定也会有洞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希望海外汉学家能更多体会中国的实情，但又希望他们不要过度的“中国化”。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存在着普遍的“焦虑症”。在对文学现状严重不满的情况下，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出现伟大作家，出现文学的辉煌时期。上世纪30年代，那时鲁迅还活着，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的发问。40年代，纪德、里尔克、罗曼·罗兰、T.S.艾略特等，成为不同文学派别崇拜的对象。1958年，周扬在一次演讲中，激情地呼唤诞生“我们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文革”中，“激进派”则宣告正在“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焦虑症”也不见衰减。有著名批评家说，我们要是有200个张爱玲就好了。且不说这是否可能，要是真有200个张爱玲，抬头低头见到的都是七巧，那也真的是一种灾难。有的海外中国文学学者，受到这种情绪的传染，也推波助澜。为什么不再有杜甫？为什么当代没有鲁迅？为什么不再有《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没有出现“世界公认”的大诗人？为什么……这种渴望，这种焦躁，让我们坐立不安。可是认真想想，（这里不恰当地借用北岛的诗）或许是“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今年6月，在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演讲之后，一位至今只知道名字却不识音容笑貌的女生给我来信，说听完我的演讲，“兴起寄赠我《一九三三》这本书的心情”。《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台湾行人出版社，区立远译）的作者是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洛维特讲到他1919年在慕尼黑，听韦伯的给他“极其震撼”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文译本篇名为《以学术为业》，收入三联书店冯克利翻译的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中。。洛维特在这本书里，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有严厉批评，但对韦伯则充满由衷的敬意洛维特这样描写韦伯：“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克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一九三三》第32页）。关于这场演讲，洛维特这样写道：
……演说结尾上他那些苦涩的话语，直到今天都仍在我眼前，就像在40年前一样鲜明。结尾说到精彩之处，他断言：“那些坚持等待先知与救星的人所处的景况，就跟流亡时期里那首美丽的破晓之歌所唱的一样：‘从伊顿的赛尔山那里有人长声问道：警卫，黑夜还有多长？警卫回答说，早晨快到了，但现在还是黑夜。如果你们要问的话，下次再过来。’”“听到这些话的这个民族，”韦伯说，“已经问了两千多年，也坚持地等了两千多年；他们令人动容的命运，我们十分清楚，所以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这就是说，渴望与等待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应该去做自己的工作，要能对得起‘当日的要求’。”
这里说的“破晓之歌”，来自《旧约·以赛亚书》的第21章《旧约·以赛亚书》第21章的和合本译文为：“有声从西珥呼问我说，守望的阿，夜里如何。守望的阿，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冯克利的《以学术为业》的译文为：“对于这么多期待着新的先知和圣徒的人来说，他们的境况，同以赛亚神谕所包含的流放时期以东的守望人那首美丽的歌所唱的完全相同：‘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听这话的那群人，询问和等待了已有两千年以上，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教训是，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政治与学术》第49页）。这里提出的确实是一个“苦涩”的话题。以一般的理解，对“光辉灿烂”的“新纪元”有所期待，总比失去希望要来得好，要更有责任心和“道德感”。但是，从韦伯这样的“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的语言里，也不一定就不能感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那“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回到我们的问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在什么样的意义上，都不会再有托尔斯泰，不会有《红楼梦》，不会有鲁迅。虽然很遗憾，也不会再有杜甫。我们只有……譬如说北岛、多多，譬如说西川、于坚、翟永明、王家新……如果王家新就是杜甫，能比肩杜甫，那很好，我们的焦虑顿消；如果不是，成就难以企及，那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正常（而非特异）的景况。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是和谐盛世，是物质、思想不断超越过去，不断产生或将要产生伟大作家的时代，还是危机四伏，精神全面“衰败”的时代，如《一九三三》这本书结尾所引的贺拉斯一首诗说的：
劣于祖辈的父辈生下了
更无用的我们，而我们很快又要养出
还要糟糕的后代洛维特也并不是绝对的沮丧。在引了这首诗之后接着说，“然而对于这持续的衰败，我们或许可以在康德的提示里得到安慰：在这最终的时代里，世界的末日仿佛已经近在眼前，但这时代所提示的‘现在’，其实跟历史本身一样古老。”（《一九三三》第257页）也许不必用这样空洞的问题折磨自己，每个人面前还是有许多简单、但切实的事情可以去做。对我们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譬如可以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继续进行一些认真的反思、总结。这种反思，不应总是从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颠覆和再颠覆；面对前辈所做的成功、失败，或成功失败掺杂的探索，后来者似应有一个尊敬的前提。我们对自己现代的文学传统，包括新诗已经形成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的充满激情创造的传统，有时会缺乏一种体谅和敬重。90年代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文学边缘化，文学退出公众社会生活空间，失去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主要是80年代后期“纯文学”思潮影响的缘故。我虽然部分赞同这个看法，但也一直感到疑惑。“纯文学”的主张、思潮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真应该承担这样的“罪责”？据我的了解，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一百年间，重视形式、语言，主张文学写作与社会问题保持一定距离的所谓“纯文学”作家和思潮，好像从未位居主流过；在革命、战争、变革交替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它们）总是被看做道德有损地处于边缘的境地。虽然卞之琳先生在当前的新诗史上获得很高评价，但80年代他编自己的诗文集时，起的却是“雕虫纪历”这个自谦、有点怯生生的书名。时代留给关注形式、语言的时间、空间，在现代中国其实非常有限、狭小，哪里会有现在描述的这种力量？另外的疑惑是，80年代提出的所谓“纯文学”，或者“回到文学自身”，指的好像也不仅仅是强调语言、叙述、形式的重要性这一方面。依我的感受，当年这一“思潮”的复杂面向，在当今的“反思”中是被大大简化了；它成为谁都可以射出箭矢，但对谁都不会产生损害，因而事实上谁都不必承担责任的靶子——一个空洞的靶子。当年谈“文学超越性”，哪里是仅仅要文学远离现实、远离政治？作家、文学创作如何建立一种与各种权力，与政党政治保持相对独立的传统，如何维护作家精神独立地位，摆脱对各种权力依附的追求，对许多作家、知识分子来说，是更为迫切的问题：这才有90年代初有关人文精神讨论的焦虑。这些，在当前的描述中，好像都被过滤掉了。作家、知识分子热衷于对各种各样的“权力”的依附，这种“媚俗”，比起饱受一些人抨击的“十七年”来，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真的是让人感叹，也让人可惜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