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槿山
巴黎向有乞丐国际大本营的美称，所以在巴黎乘一趟地铁不可能不遇上几个要饭的。见得多了，我便有了一个小小的发现：这些人不仅大多是音乐家，而且居然还有流派之分。
英美派属于传统风格，一男一女一吉他一乡村小曲就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了。这虽然深得浪漫主义真传，但多少有点落伍，经济效益似乎不大理想。不过此派弟子追求歌星的终极价值，流浪要饭只是巡回演出的初级阶段。想当年麦当娜从意大利来到法国时，连麦当劳也吃不起，光景比这些人还惨，但她在巴黎经高手贴身指点，练就一身功夫，去美国后立即赤条条打出了一片天下。
非洲派喜欢成群结伙，往往在车站的空旷处安置一面大鼓，再加上几件谁也叫不出名的响器就开打起来。而且他们一旦开打，就一定是持久战，筋疲力尽汗流浃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每次从他们面前经过时，都会十分惭愧也十分讨厌地想起纪弦的诗：“这就是一种厉害，一种过瘾。”
东欧派人人都有一手绝活儿，绝就绝在他们的保留节目经常是《小路》、《喀秋莎》、《华沙工人歌》之类的革命歌曲，甚至是古典歌剧。我曾在地铁车厢里看见一个俄国小伙子伸直喉咙高歌《黑桃皇后》，纯正的美声倾倒全体乘客，捐款的热潮差点酿成一场动乱。如果哪天他这样的音乐家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全都流浪到中国来了，恐怕我们那些吃专业饭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就没什么饭好吃了。
法国派的强项当然是语言表达，所以他们上车后不是一通演唱，而是一通演讲，尽管“忆甜思苦”的内容并不新鲜，但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方面却大有讲究，特别是近来开始出现诗化倾向，好像法国人也终于明白了“不学诗无以言”的道理。一次，我正在地铁里昏昏欲睡时，一个行吟诗人的开场白无情地粉碎了我做美梦的可能：“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为大家献上一首我自己创作的诗，我保证它是心灵的颤抖……”接下来便是近百行的长诗。可惜我不仅没搞懂他那个心灵的颤抖，就连他那个声带的颤抖都没听清。另外我也很怀疑他这招儿灵不灵，毕竟今天不是荷马的时代，而且法国也不是一个往大街上随便扔块砖头就能砸死诗人的国家。果然，他讨钱时整个车厢走了一个来回，未见有知音。
显然，靠诗歌要饭是死路一条，但看来诗歌与经济的联姻就像小妞傍大款一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所以巴黎诗人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诗歌市场，地点就在奥德翁剧院前。这个位置选得相当不错，处于拉丁区中心地带，四周布满了出版社、书店、咖啡屋和酒吧，迁客骚人多汇于此，庞德、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等美国作家就是在这儿第一次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从此迷迷糊糊地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历程。星期天清晨，一群群诗人扛着一捆捆诗集从巴黎各个角落涌入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或蹲点守株待兔，或沿街提篮叫卖，抒情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甚嚣尘上，这是何等繁荣的文学景象！更有甚者，一个打扮得颇有几分公关小姐模样的女诗人在她那两筐诗集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按顾客所需，免费题词签名”。在巴黎一年一度的“图书沙龙”上，我看见法国现任教育部部长签名售书时也是你要什么就写什么，不过生意也不兴隆，而且一个月后他那部大作就沦落地摊半价出让了。这种卖书饶一个签名再白搭一段题词的做法大约也是一种现代或后现代习俗，虽然看上去和有奖销售、让利酬宾、买一送一之类的商家惯用伎俩大同小异，但在几十年前即便有，也肯定是极其罕见的，否则《围城》中那位范小姐在给自己题写了“Tomypreciousdarling”之后，就不必为英语中“作者”一词是“author”还是“writer”伤脑筋了。
奇怪而且有趣的是，就在诗人们识水性的纷纷下海、不识水性的也正准备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时，那些要饭的却回头是岸，开始关心起文化事业来了。近来，巴黎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流浪汉们在兜售一份他们自己的杂志——《路灯》。我买了一本，是总第二十八期，结果却意外地发现里面除了几条“要面包”、“要住房”的口号外，就只有一篇题为《龚古尔奖内幕》的长文。龚古尔奖是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奖，在法国人心目中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路灯》上的这篇文章猛烈抨击了评奖中的种种丑行，尤其让这些流浪汉们气愤的是龚古尔奖委员会违背了龚古尔的遗嘱。例如，龚古尔在遗嘱中写道：“评奖委员会成员必须是文人，只能是文人”，而现在的成员中却有出版商；龚古尔写道：“我的愿望是此奖成为单一的奖”，而现在除了最初的龚古尔奖外又增设了“传记龚古尔奖”、“诗歌龚古尔奖”、“中学生龚古尔奖”、“处女作龚古尔奖”，这样出版社的利润自然也就翻了几番；龚古尔写道：“我最崇高的愿望是此奖只发给年轻人”，但最近十年得奖人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岁，杜拉斯靠《情人》得奖时是七十岁。老实说，杜老太太的这本小说写得不算坏，评奖像退休或离休似的一刀切似乎并不合适。
法国是世界上获诺贝尔文学奖人数最多的国家，大概也是世界上设文学奖最多的国家，有人统计达三十多种，还有人统计达三百多种，如果把四五个穷而无聊的文人凑在一起就敢创立的那些精神奖都算上的话，三千也未必打得住。奖多，吵架就多，评奖委员会被批评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一份要饭杂志不务正业地大谈特谈文学的建设问题，为捍卫文学的纯洁而英勇斗争，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在感动和感慨之余感想了半天，多少悟出了一点个中道理：看来，要饭与文学密不可分，文学是要饭最常用的工具，要饭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君若不信，就请留心我们周围每天都在上演的精彩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