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京政府风雨飘摇，直系首领孙传芳就任兼职淞沪商埠督办，特别市的建立在艰难中前行。由于上海各界之前不懈努力的结果，公署衙门外，仍设李平书虞洽卿、黄炎培等九人为参议会参议，城市自治和公民自决的建市宗旨得到一定保证，期间公布《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组织大纲》，就公署管理淞沪商埠内的行政、外交、治安事务，监督地方自治活动等职权进行界定、分工。还颁布《参议会章程》，规定公署设参议会，有权对公署各项工作提出建议，请督办裁决。5月，孙宣布淞沪市政方针，强调“督办署之设置，在改良市政，为将来收回租界，拟造成一模范市”，实施大上海计划。［11］孙作为直系军阀，推行特别市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统一上海行政权，使其政令统一，经济上形成一个整体，有利于他割据一方，取用自如。［12］但在客观上．却和真正意义上市政自治的宗旨南辕北辙，5月21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接收市公所，重新规划上海市区，解散了民间武装（商界保卫团）。他也曾试图进行觋代城市管理改革，标榜自己的民主和进步，但终因其军阀本质而缺乏政治威信，不能团结社会各界，所作改革均遭到大资产阶級和既得利益者的消极抵制，加之国民革命的开始，江浙一带逐渐成为北伐的正面战场，大上海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搁浅。
本文发表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问题［J］．社会科学，1983，（10）.
［2］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译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1985．186.
［3］时报［N］．1926-06-11.
［4］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M］．杨云若，萧延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29.
［5］时报［N］．1924-10-01.
［6］时报［N］．1924-11-01.
［7］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0.
［8］时报［N］．1925-02-13.
［9］任建树．现代上海大事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227.
［10］时报［N］．J95-01-16.
［11］民国日报［N］．1926-05-06.
［12］胡适．丁文江传［Z］．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93.
现代教育：20—30年代上海人社会化主渠道
陈犀禾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作为一个非直升型发展而是在西方文明刺激下突然崛起的大城市，上海有别于其他传统城市之处甚多，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因全方位开放而造就的人口的无根性。从19世纪40—50年代起，各地人口因社会动乱或自然经济解体而不断涌入上海，导致上海人口急剧增加，及至1937年抗战前已成为拥有385万人的中国首位大城市。
人口城市化是20—30年代上海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与有机组成部分，移民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至为密切，可以说繁华的大上海正是由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努力工作，无私奉献而创造的。
上海城市社会化的渠道与途径，广义而言概指整个社会氛围，包括社会生活、社会法制、物化环境、文化环境与价值观念等。具体而言，20-30年代上海人的现代性培养一社会化渠道与途径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工厂机关、家庭社团、参照群体等多种方法实现的。尽管渠道与途径呈多元化，但无可置疑的是上海众多的现代教育机构起了主要的关键的作用。
作为人的社会化的主渠道，现代教育能够培养和塑造出具有整体现代人格的现代人群。20-30年代上海教育已基本具备了源源不断地塑造现代人的功能。
首先，从教育宗旨来看，这一时期上海各级各类学校多以现代科技知识与现代文化为教育指导思想。30年代，市教育局规定，中小学应以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法》与《中学法》为依据，“小学教育，应力求适应儿童之身心的启发其自动能力并培养民族精神”，达到下列8项标准：（1）培养儿童健康体格；（2）陶冶儿童良好品格；（3）发展儿童审美兴趣；（4）增进儿童生活技能；（5）训练儿童劳动习惯；（6）启发儿童科学思想；（7）培养儿童互助团结之精神，（8）养成儿童爱国爱群之观念。中学教育宗旨为：“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规定达到下列七项目标：（l）锻炼健全体格；（2）陶冶公民道德；（3）培养民族文化；（4）充实生活技能；（5）培植科学基础；（6）养成劳动习惯；（7）启发艺术兴趣。不难看到，其培养目标是具有现代观念、生活技能、爱国思想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国民。
其次，上述宗旨与指导思想在其教学内容中清晰可见。据调查，20-30年代上海中小学课程设置大致如下，小学教学科目：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常识、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公民训练、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体育、卫生、国画、音乐（国乐与西乐）等。应该说上述课目设置较为全面，即使与今天中小学科目设置相比也相差无多，巳逐渐形成了以科技常识等基础课如数、理、化、语、外课为主，辅以史、地、美术、体育的现代教育课程体系格局，课程设置折射出了培养目标的指向。
第三，保证学校教育的纯洁性。重科学必须废迷信，上海学校严禁宗教迷信，取缔宗教宣传与宗教渗透。配合教育部通令，规定：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明令学校图书馆不得陈列宗教书报及画刊，宗教团体欲招生徒，不得沿用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之名称，努力在学校这一科学殿堂中驱除宗教迷信，保证青年学生养成较为纯洁的科学观与人生观，这无疑是净化上海人社会化主渠道的一大福音。
第四，从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来看，这一时期废弃传统方法，引进西方各种教学理论，一些中学已运用和建立了各种实验设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在此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适应上海市情的教学方法，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并重，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尤其着重素质教育，以培养高质量的现代人。
现代社会的发展，职业门类日多，社会分工精细，上海各类学校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与之相适应。1929年至1934年，上海的初等、中等、高等学校分别为895所、149所与32所，及至1936年，三类学校比例分别为80.07%-85.09%，12.27%-15.49%，2.63-3.98%，形成一个金字塔形。尤其是自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职业教育以来，上海的职教事业迅速发展，除专门的职业学校与专科大学外，普通中学甚至高小也纷纷设立职业教育科。从1929年至1936年，上海各类职业教育学校（包括职业实习学校）开设的学科门类大致有农业、工业、商业、商业管理、金融、交通、建筑、运输、通讯、医卫、外语、打字、文秘、会计，簿记、家致、戏剧，师范教育、新闻等。举凡上海社会所需的职业门类几乎应有尽有，为上海城市提供了各类人才，直接体现了现代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密切关系，对上海社会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现实社会的需要调节着教育结构的分化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朝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与专门化发展，作为一个工商型城市，上海社会所特有的快节奏，多变化，多样性，功利准则、商业精神也深深地渗透到教育之中，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必须与城市发展及社会需要相吻合、相配套。这种潜在的制约表明市场化机制已由深层凸化到表层之上了，表现出来的发展指向即注重实用，以为社会服务为目的。这是一个教育产品——毕业生与社会需求间不断寻求最优化结构比例的过程，两者间出现了一种对等的“支出”与“报偿”关系：学校为社会培养大批人才，社会则以多种形式回报——诸如对学校建设的教育投资、赞助以及为教育对象提供就业、报酬、社会流动或身份地位的认可等准备，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越合拍，意味着社会化的程度越深，毕业后为社会所容纳和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为社会所作的贡献与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当然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收入就越高，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切都是成正比例的良性循环，这种一“推”一“拉”及双向的‘奉献”与‘索取”的关系，促进了教育与社会的供需求机制的正常运行，这突出地表现在上海教育中实用学科的增加与偏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力倡建设为主，教育部也一再强调要纠正‘重文轻理’的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倡导“注重实用课程”，针对当时大学设文法科占90%，文法科学生1.7万人，而农工医理诸科学生数0.8万人的严重偏向，教育部规定除边远省份外，一般大学文法科不事扩张，而现有实科则力求“充实”，“提倡发展”。明令文法科学校招生人数不得超过“实科学院招收的人数”，然这一切在上海早已成为现实，随上海工商经济的繁荣，及至30年代已基本上形成了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基础理论性学科为辅的教育结构。以1934年为例，上海高等学校中设置法学、教育、医学、工学、商船、管理、政治经济学、税务与体育、艺术等应用性系科约有120个左右，而同年设置文学、理学等基础性学科的系科只有40个。在课程设置中大量增设应用性课程，导致20-30年代应用型课程超出部颁标准的倾向已成为上海各级学校的常例。有的小学与中学在20年代即已超出部颁标准的50%，而在许多中学，英语、会计等社会热门课甚至超标率达100%。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化机制这个“无形的手”在调控教育资源的配备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使得上海教育与上海城市发展同步发展，从而保证教育投资能够发挥最大的经济效应。
现代学校要培养的是毕业后能迅速介入社会并适应社会的现代人，因此学校必须以社会为大课堂，20-30年代，上海许多学校主动与一些工厂、商店、机关、医院、法院等机构建立联系，定期或不定期地带领学生前往实习，张仲孔主编的《近代上海社会研究》一书，列举了上海各类学校中种类繁多的学生杜团，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门性的如智育、美育、体育、卫生、群育各方面，可谓林林总之，包罗万象，上海中学甚至还成立了模仿市政权力机构的团体，有村、乡、市、职业市等，完全按照现代民主法制原则及政治制度原理操作运行。这样，在学校中培养出良好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熏陶，塑造出一种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国民后备军，为他们以后走上社会，从准现代人迅速转化为现代人并由此提高上海人的整体素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世纪初到1949年上海各级各类学校大致培养出了数百万学生，而1929年至1936年7年中，上海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总数为1，545，831人，几占上海总人口一半左右。弹丸之地的上海，竟培养出如此众多的学生，这充分显示了上海教育之发达，这一大批学生以后成为上海社会各业的骨干与支柱，许多人更是由此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排头兵与弄潮儿。受过系统的现代知识教育和民主与科学熏陶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以他们的社会实践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究其源，这一切都源于上海学校教育。从这个侧面，不难窥见现代教育对人的社会化——现代性培养的意义有多么巨大！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将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学校正规教育的传统人，以各种方式为之补习现代生活、现代职业所需的理论与知识，使之尽快实现人的类型转化。以此标准衡量，令人惊奇的是这方面上海也走在了前头。
首先，这一时期上海的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兴旺发达，种类繁多，几乎涉及社会各领域，以宽阔的胸怀将那些无缘或无钱进入正规学校校门的社会成员接纳进来。1934年各类公私正规学校为1，076所，社会学校则达l，173所，就学生人数而言，社会职业学校学生已达164，566人，比之正规学校的215，929人少了5万人左右，不容否认，社会办学已成为上海教育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大教育意味着全方位化，现代国民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上海的女子学校、聋哑学校，老年学校、残疾人学校都已占了一定比例，提高了总人口的文比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