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以后，西方的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一般经由租界里西人社会运用在先，其后华界社会则从排拒继而适应再而认同和追求。随着现代法规、管理制度、科学技术等在上海的成长和逐日完备，二十世纪初期后来者”追求现代化的步伐加快，对租界里西方的管理法规和器物见识后由好奇转而慕羡进而模仿，随后运用在华界市民的社会生活之中，现代性的东西因而获得本土的认同、消化、融合而发展。上海无线电台广播发展过程——主要是华商迅速模仿和运用西方无线电技术，深层介入本地社会生活，开始辐射影响全国的历程，实际展示了无线电台广播在上海从“中国化”的到上海化“最后国家化”发展的轨迹。
参考文献：
［1］许敏.上海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申报，1923—1924.
［3］电报，1934—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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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凯.上海广播电视志［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6］蒋建白，聂海帆.上海市教育局民国二十三年播音演讲集［C］.上海图书馆藏书，1937.
原文发表在《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1期
上海都市民俗特征初探
艾萍
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步步推进，在古老的东方造就了一座国际化的都市——上海，上海的民俗从此贴上鲜明的“都市”标签。上海传统民俗体系、中国各地民俗体系、西方民俗体系以及由这三大民俗体系相交融汇而成的变异民俗体系，共同汇聚成上海都市民俗体系，［1］展示出中西交汇痛北兼容、新旧杂陈的独特魅力。
一、中西交汇
在上海都市民俗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洋俗”东渐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从西方传来的各种饱含现代科技的新式用品对上海人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而经过早期城市化冲击的上海极具开放意识，通过洋货带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与大众传播，西俗逐渐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至为明显。［2］因为，“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据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也。”［3］（P103）举凡外洋事物、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婚丧礼俗、岁时节令等等都从上海转销内地。“一切西方文化，其总进口即上海是也。”《八十年前后之上海》，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4号。
到了民国时期，中俗与西俗的交汇己成为一种趋势，上海人对于异域的“洋俗”从疑惧排斥到欣赏、接受直至推崇追求。这种交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方式。
（一）直接移植西洋民俗。西方民俗本是根植
在西方社会的土壤中，但到了民国时期的上海，许多只有在西方国家可以看见的民俗现象已经被照搬进上海人的社会生活中。一是因为西方的科技文明造就的产品确实优于本土制造，“居民争购用之”［4］（P100）“洋货”自然代替“国货”，所以“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4］（P44）二是因为上海人所具有的“趋时”特性，对于“洋化”、“摩登”由好奇到尝试、效仿。较为“摩登”的人士已将洋化的思想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对于衣食住、行都崇尚欧化，即如起居一切，语言动作，也都仿效西式。如衣非西装不着，食非大菜不快，住非洋房不乐，行非汽车不走，还有屋里的装饰身上的穿戴，都统统西式是求。叫起人来，满口“密斯忒”、“密斯”；［5］写中国字，必喜横写；吃食水果，也要吃外国货；生病吃药，也要购外国药；连断了气直了脚，也要困一口外国的玻璃棺材，才觉心满意足。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东西样样是不好，中国的习惯又样样是腐败，要做时髦人，非式式学步欧化，不能算头等漂亮人物。”［6］（P57）西洋的各种娱乐设施也广受青睐，看电影、跳舞、赛马等等都成为上海人都市休闲的重要选择。
（二）改良西俗，洋为中用。无论上海人如何
“趋时”、“崇洋”，西俗毕竟生成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与中国传统民俗存在极大差异，时人评价道：“吾国之所谓风纪与彼方之所谓风纪，原则虽无差异，以进化迟速先后之不同，遂不无同源异流之现象。我之所谓忠君，彼则忠国；我之所谓父慈子孝，彼则家庭各守分际；我之所谓贞节，彼则一方保护人之自由，一方禁止侵犯人之稀有，如是而止已。”［3］（P104）西俗与中俗不仅仅是字面的差异.更非“进化迟速”、“同源异流”可以解释，因此，更多的情况下，上海人对西俗加以改良，“洋为中用”、中西结合。这一点在婚丧礼俗、节庆习俗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民国时期，旧式婚礼己颇受针砭，虽然在乡村中仍行之如仪，在城市，特别在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中，“文明结婚”则更受欢迎。在婚姻程序上，既有旧式媒妁之言、父母主婚的影子，但主要采用男女自由订婚的形式；在婚礼仪式上，男子一般着中式长袍马褂，女子有着中式旗袍的，也有着西式婚纱的，男女均行鞠躬礼；旧式婚礼一般以轿作为迎亲工具，到民国时，多采用汽车迎亲，而且“有好多要装阔的新郎，也一定要请新娘坐顶慢顶慢的汽车。”俞子夷：《奢侈》，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26期（1926年4月）。迎娶时采用清音班或军乐队奏乐，新郎新娘相互赠送约指以为誓言，婚礼后筵宴改为茶点。
由此造成中西结合不中不西的新式文明结婚，这种婚礼也只有在社会急速变革的民国初年才能见到，却与变革的时代相得益彰，没有丝毫不和谐之处。
葬礼虽以中式为主，但西方的丧仪也被部分采用，为中国式丧礼增添了“场面”，满足上海人借出丧展示实力，死后仍不忘“风头”的心理。中式的滩簧、唢呐，西式军乐齐奏；传统僧道、印度巡捕一起送葬。1930年5月，上海闻人虞洽卿之母方太夫人逝世，择于五月九日在龙山原籍成主领帖，十日举殡，整个葬礼包括：“（一）设立登记处，由委员会具名登报公告，以便招待各界来宾；（二）指定轮只，编列舱位号码；（三）卫生设备由会函致红十字会酌派医士二人，随带药品，定期赴龙；（四）担任剧务……分头与各票房接洽；（五）摄取影片，由明星影片公司承办；（六）庆祝游艺，分京剧，电影，烟火，音乐，杂耍等等。闻近日各界赴该会登记者，军政各机关及各团体代表等已有五百余人。”《丧事呢？还是喜事呢？》，载《生活周刊》第5卷第23期（1930年5月）。
西式的登报公告、卫生设施、汽车、轮只、电影、烟火、音乐等等被充分运用，与中式葬礼相结合，“洋为中用”，使都市的丧礼少了几许沉闷、忧郁，更像一场盛大的演出。
在传统节庆中，上海人也学会使用现代科技，使传统节日更加吸引人的眼球。中秋时节，月饼为特殊的应时食品，于是商家“竟有以电气灯盘作‘中秋月饼’四字，高挂门首，以代市招者。入夜则光明灿烂，颇夺游人之目。而稻香村糕饼铺尤遍地皆是。某君诗云：‘稻香村畔晚来行，节序关心记得清。一色电灯盘作字，中秋月饼放光明。’”［7］（P212-213）二、南北兼容如果说上海都市民俗中的“中西交汇”体现的是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时间上错位结合的话，那么上海都市民俗中各地民俗空间上的集聚亦可以用“南北并蓄”来形容了。
首先，外来人口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分布上“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对于各地方民俗在上海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海为典型的移民都市。五方杂处，“各省均有寄寓之人，首指者为广帮，次则宁、绍，次则苏帮，最次则本帮。”［3］（P108）在文化传播中往往有一种特别现象，即一种文化越是处于异质文化包围中，其维护自身传统的意识、能力越强。如，上海居民“一旦有婚丧事故，各以其本乡俗例行之。”［8］（P198）春节时，居住在上海的各地居民仍然保持本地的饮食特色，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仍以米饭为主食。在沪的有些苏北人有做元宝饭的习俗，年卅夜煮一大铁锅饭，饭后把剩饭装入拔秧盆或木桶，饭上插满柏树白果，象征四季常青，果实累累。正月初一同样烧一大饭，将剩饭和年卅饭剩饭和在一起，表示除陈接新，这顿和在一起吃的饭，称元宝饭，寓意年年有余、食之不尽。［9］（P233）不仅饮食上大相径庭，甚至日期上也有差异。众所周知，中秋佳节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但有些原籍宁波的上海人有十六日过中秋的习俗，并爱吃芋艿炖鸭子。［9］（P234-235）其次，同乡团体对于本地民俗的传承功不可没。据郭绪印统计，1931年上海有各类会馆公所68个，到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市社会局登记的同乡会已达119个。［10］（P91）这些同乡团体在沪的重要功能之一即“联络商情发挥合作互助精神保障桑梓福利及办理公益慈善事业”。《上海潮州会馆章程》（民国35年6月改订），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118—9—2。共同的神灵信仰不仅是旅沪商帮的精神寄托，也是加强团体凝聚力的需要。在沪会馆公所除共同奉祀关羽观音之外，又各奉祀其故乡的乡土神，如：山东会馆（又称齐鲁会馆）奉祀乡土神孔子；江西会馆奉祀乡土神许真君许逊；徽宁会馆奉祀乡土神朱子（朱熹）；湖南会馆奉祀乡土神瞿真人，民国期间又奉祀“三公”即同乡名人黄兴、^教仁、蔡锷；浙江会馆奉祀伍员、钱镠；潮州会馆奉祀乡土神韩文公即韩愈。［10］（P26）每逢重要的节令，各同乡团体亦会组织庆祝活动，借机联络乡谊，放松身心。三月二十三日天后圣诞，各会馆都会开筵演剧。七月十五盂兰盆节，依据西晋竺法护译的《弗说盂兰盆经》，中国传统旧俗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超度历代祖先的一种佛教仪式，称盂兰盆会。俗称“打醮”。寓沪广帮客商会在新闸路广肇山庄内举行“打醮”，“遍处悬灯结彩，而陈设之古玩珍品名人书画，尤极繁富，并有粤中名手巧制之活动人物灯彩，栩栩如生，以资点缀。”［4］（P43）这样的活动不仅增添了沪上节令气氛，也是在沪商帮参与上海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契机。
再次，上海人的宽容与开放让异域风俗得以充分展示。无论是西洋的民俗节日，还是东洋的庆典活动，上海人都坦然面对，经过都市化洗礼的上海人对于这些异域风格的民俗活动，少了几分排斥、隔阂，更多的是好奇，甚至羡艳。4月29日为日本传统的天长节。天长节，日本庆祝天皇诞辰的节日，公元775年设立。每到这一日，侨居上海的日本人即停业并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时人描述道，整个庆典活动从下午一时开始，由全体日侨参加，并有公使参与、总领事致词，典礼结束后举行角力运动竞技以及各种游艺活动，晚间燃放烟火并在日侨俱乐部举行盛大的宴会。［11］这一切都让国人大开眼界。上海人关注的不仅是白天的庆典和夜间的烟火，更重要的是在典礼中采用运动竞技的庆祝方式让国人倍感新鲜，心向往之，称赞其“备极一时之盛”。雪林女士：《回忆》，载《生活周刊》第3卷第26期（1928年5月）。
如果说一衣带水的日本有很多民俗与中国传统相似，729年起，唐玄宗把自己生辰列为国家庆祝的节日，称千秋节。775年，日本也设置天长节，作为庆祝天皇诞辰的节日。上海人易于接受的话，那么，对于远隔重洋的西俗，上海人还是一样的好奇、接受，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其中，我们就不得不再次认可上海都市民俗中兼容并包的特色了。在基督教中，复活节是西方国家仅次于圣诞节的重大节日，沪上各洋行“均循例休假三日”。［12］外籍人士、教民、“洋派”绅商、各洋行职员都受其影响。待到圣诞节，上海更是全民动员，经受西式教育的学生、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纷纷热衷于此，互赠礼物，饮宴游乐，正如竹枝词中所记：“外侨佳节纪耶稣，圣诞老人孰辩诬。怪底中华诸士女，醉心宗教竞时趋。”［13］（P271）三、新旧杂陈都市民俗并不意味着完全都市化的民俗。在近代上海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国际都市，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民俗的新与旧并非截然对立，同一都市，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甚至同一民俗事项中即有新与旧的杂陈、融合，“一个种族内部的民俗文化变迁是一个兼容着新与旧的总体选择过程。”［14］（P2）这种现象在世界很多都市都有表现，只是因为在上海急剧的都市化背景下，这一特征更加凸现，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趋时与守旧同在”。［15］（P485）上海都市民俗的新旧杂陈主要表现在：
（一）地域差别。上海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并具国际化背景。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的现代化仍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其现代化程度仍然浅而慢，再加上上海独特的统治格局，民俗在地域上的新旧杂陈也表现得至为明显。
从地区来看，租界地区由于接受西方统治，公共租界、法租界俨然西方社会的翻版，举凡经济、社会政治各项制度都以自己的母国作为范例，现代化程度较高，其民俗也受西俗影响更多，以新俗为主。国民政府统治范围内的松江、嘉定、上海设县较早，杨浦地处国民政府统治中心，这些地区在政府强有力的统治推动下，以及租界的示范影响下.新俗的进入、流传也较为容易。而离工业化中心区域较远的浦东、南汇、宝山、金山等地区，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不大，传统旧俗的成长土壤依然浓厚，造成同一城市、不同地区风俗各异、新旧多元势差的结构。
以婚俗为例，从择偶观来看，上海市中心地区由于受欧风美雨和现代工商业的影响，已经认识到现代教育与科学知识的重要，这一点也反映到对婚姻配偶的选择上。“从前的配亲，大家都讲门第，门第是要相当。相当，实在就是平等的意思。
现在用学位，毕业来替代门第了，但是却不讲相当，而要男子比女子高些了。”俞子夷：《男子心目中的女德》，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19期（1926年2月）。浦东高桥、青浦等地。由于地处偏远，商业和工业都仍处于落后状态，风气尚未十分开通，其择偶观仍逃不出“郎才女貌”的巢臼。浦东高桥地区仍以门弟、面貌、财产为主要择偶标准；昕集：《江苏浦东高桥的婚丧风俗谈（一）》，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42期（1926年8月）。青浦地区流传的歌谣是：“天上乌云薄薄飘，仙童仙女遇仙桥，七岁官官八岁才，九岁官官做出文章来；你家有个玲珑女，配他年轻小秀才。”林家礼：《江苏歌谣中所表现的婚姻风俗》，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1号（193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