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到了新一代学者比之我们这一代，有许多长处，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每一代人也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新一代学者也不能避免。记得王晓明先生曾经谈到，新一代学者“很难长久忍受自己的努力的无意义”：“倘若你竭心尽力地……阐发哲人之思和历史之魂的意义，现实的社会和人心却尽往相反的方向滑动，日甚一日地陷入乏味、压抑和粗蠢，你会不会废笔长叹，甚至对自己整个工作的意义都发生怀疑呢？……会不会更进一步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也发生怀疑呢？”我想补充的是，新一代学者还很难忍受自己的工作长时间地不被社会所承认，急于“出来”，恐怕是许多人或隐或显的冲动，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会不会因此而落入新的科举制度、养士制度布下的陷阱，以及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风尚的陷阱，并毫不知觉而逐渐沉湎其中，自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批判职责，丧失了创造活力，使自己的精神与学术日趋平庸化，甚至导致精神与学术的堕落呢？而且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长处与特点，也同时预伏着某种陷阱。
比如，新一代学者大都有浓厚的理论兴趣，读书甚多，但会不会因此而陷入“唯知识主义”、“唯书本主义”，把学术研究变成知识的炫耀、拼接与智力游戏，用王晓明：《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文收罗岗：《面具背后》，页255。
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23既定理论来裁剪历史，从而根本丧失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与原创性？我和一些年轻朋友因此而想到，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中的“信仰，知识，经验与体验”的关系，恐怕还是一个大问题。还有，新一代学者大都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不断为新的话题、研究课题所吸引；但会不会精力过于分散，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沉潜下去，浮光掠影，浅尝即止，不能将活跃的思想转化为厚重的学术？……我说这些，同时也是在反省与警戒自己。因此，我期待这次评奖能够成为一个自我批判的契机。我特别愿意和获奖的年轻朋友一起，借此机会，认真检讨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我们个人的研究，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可能有哪些陷阱：我们的根本问题究竟在哪里？———也许，这正是现代文学研究能够获得新的突破所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2003年7月16日讲，2003年11月8—14日整理，并作补充22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附录唐青年文学研究奖评语郜元宝：《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本文所进行的“鲁迅基本词语概念的通诠”的研究，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尝试。这不仅是方法论上的新开拓，而且也隐含着对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的一种体认，自觉地用鲁迅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他自己，而不是将鲁迅思想与文学强纳入某个现成的西方话语体系中，成为证明某种时髦理论正确性的“例证”，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这也是“反抗被描写”的努力（参看郜元宝：《反抗“被描写”———解说鲁迅的一个基点》）。
本文对鲁迅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心”的概念，进行了细密的考释，并努力揭示其多层面的丰富内涵，从而对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新的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如作者在研究鲁迅早期著作中，注意到鲁迅如何用传统心性之学的术语翻译西方“神思新宗”，在双重误读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这就打开了有关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与空间。而作者通过“心”及相关概念的梳理，使学术界过去所忽略的鲁迅与传统心学的关系得以呈现，这应该说是作者的一个发现，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助于鲁迅研究的深入。
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25罗岗：《“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卷2期）本文选择的是一个“小切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与出版；所要讨论的却是“大问题”———对已有的现代文学史叙述的一些仿佛不言自明的前提的质疑。这样的“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就很有启发性。
如作者所说，1935年经由新文学运动的权威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透过‘文学史’的写作和讲授，实际上潜在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新文学’的理解”，而其对文学史分期的“时间规划”则“笼罩了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叙述”。作者由此而发出了他的追问：这样的“时间”和“分期”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知识”和“权力”关系？由这样的关系又带动着怎样的制度运作？这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新文学的历史’经由这种方式被‘自然化’了，文学史获得了固定不变的叙事模式和互为因果的发展顺序”，“同时也意味着丧失了活力，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作者因此主张，必须“把文学史的‘阶段划分’重新放置到制度建构的语境中，我们才可能将已经被‘自然化’了的新文学历史再次‘历史化’”。
作者的论述可能会引起争议，但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它打破了囿于既有“结论”，在使其精细化或重新组装上“大做文章”的学术研究的平庸状态，敢于对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些“未加论证即作为前提使用的命题、概念和价值标准”提出质疑，显示出“从变迁的历史中，从与现实的对话关系中来重新理解新文学”
的高度自觉。
这样一种“重新研究一切”的胆识，“发现并提出问题”的眼光与能力，显示了年青一代学者可贵的学术锐气，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而作者又没有陷入空泛议论或故作翻案文章，而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史现象进行精细的个案分析，把《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的“事后对历史的叙述”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把自己的“质疑”放在“理解”的基础上；这样，作者所提出的问题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媚俗22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炒作。这是更为难能可贵，并应予提倡的。
倪婷婷：《“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原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本文从五四作家“人格建构”的“别一层面”：传统文人的“名士气”在“五四”的投影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剪不断，理还乱”
的精神联系，别具眼光，打开了有关研究的新思路。
这也意味着作者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精神气质本是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但作者的描述却具体可感，丝丝入扣，又游刃有余，这是显示了一种功力的。
这首先得力于作者“进得去”。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对材料的细心搜寻，梳理，并烂熟于心而运用自如；更因为作者有心灵的感悟，而能从新文学阵营中的“名士”“放达”与“隐逸”的表象，看到背后更为幽深精微之处。
难得的是作者还能“跳出来”。这就获得了研究的距离感与历史感，从而打破了“不是绝对肯定，就是绝对否定”的二元对立模式，以一种较为复杂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作者因此力避作简单的类比，而努力地揭示传统的投影背后的时代内容；强调“五四作家的名士气，以及他们中国名士风的创作，其可取之处与致命弱点几乎融为一体”；也不回避具有名士“隐逸气”的有些作家“过分看重了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自我”，“非但无助于自我人格的发展，反而模糊了个性解放的真正涵义”。本文的讨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深度，并更具启发性。
王毅：《细读穆旦〈诗八首〉》
（原载《名作重读》1998年第2期）本文最引人注目之处，自然是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细读”的研究方式。如作者所说，这首先是由穆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在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燕卜荪直接影响下的写作，“穆旦的作品必须应经得住细读法则的挑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27战”。但其方法论上的意义也许是更为广泛的：文本细读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功，却往往为习惯于作空泛的、不着边际的研究的人们所忽略。
而作者的细读也别有特色：紧紧扣住本诗“写爱情，又远不止于爱情”的特点，精细地分析了诗人怎样以爱情为八诗之骨干，“以此为本，发为爱情的终极原因、过程、时间、方法、生死，种种矛盾痛苦”，通过“信仰式的祈祷”、“等待”而最后“化为平静”；而同时又于诗人“明写暗点”之处，时作点拨，揭示了隐于爱情背后的生命宇宙的追问，“从第一推动到最终归宿的思考”。
作者同时紧紧抓住了诗八首的内在结构的分析，细心地捕捉词语的启承，诗思的运行，使组诗的圆型结构逐渐呈现，与前述精神的回环取得了有机的结合。作者又基本上适当地引入了诗人相关诗作与背景材料，使分析与讨论的内涵更为丰厚。这样，作者对研究界众说纷纭的《诗八首》，就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阐释，尽管仍有可讨论之处，但自成一家之言，即已证明了其价值。
而作者通过《诗八首》的细读，引发出的对穆旦诗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的讨论，对研究界很有影响的“穆旦对于古代经典彻底无知”论的质疑，也许是更具启发性的。作者的研究有力地显示了文本细读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
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原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本文把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或个体来看待，反对从“他者”化的思想体系出发，以“他者”的原理范畴为评判标准，显示了一种“自立标准”的自觉，注重于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逻辑源点与思想原创性问题”的研究，这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具有理论与方法的启示意义，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作者在本文中提出，自由意志是中国启蒙主义的支点，并以此为中心，详尽地讨论了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情感、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人学范畴的对立性命题，如何被合乎逻辑地纳入整个启蒙思想体系，并针对学术界关于“改造国民22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性”的讨论，提出了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中的“他者启蒙”与“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些讨论与思考，尽管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已显示了作者的思辨力，并且自成一说。
王瑶学术奖推荐书兼及近年学术研究新进展229王瑶学术奖推荐书兼及近年学术研究新进展（一）学术著作奖1．《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陈方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本书是近年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我们以往的研究，常囿于“新文学”与“旧文学”两大阵营的整体对立，而遮蔽了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差异与矛盾，将“众声喧哗”的历史过滤了，也单一化了。而本书则是直面“历史复杂性”的自觉尝试。
作者首先将蔡元培开创的“北京大学”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剥离开来，小心地揭示它们的同中之异；又从“一校一刊”的话语中心中剥离出“S会馆”的独异之声；再将“S会馆”剥离为三，揭示出鲁迅和钱玄同，特别是与周作人的同中之异；然后又深入其内，讨论了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缠绕关系的以上各方，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基本话题：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话语变革所展开的“多重对话”，这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了“五四”话语的丰富性。
本书的具体结论，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作者的所有论述均建立在对史料的细密辨析，对文本的细心体察，对历史多层面、多角度的精细剖析之上，其治学之认真与严谨，其处处可见的独立见解，在日趋浮躁、空疏的学界实在是难得的。这是一部有着厚重而扎实的学术含量的著作。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追求，这是“回到现场，触摸历史”的自觉努23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力，更是一种作者所说的“立足于‘感觉’的研究和写作方式”，作者“首先是在对既有的文学史论质疑的前提下，不带任何成见地去重新阅读那些可以收集到的史料”，而作者关注的是这些史料背后的曾经鲜活的生命，也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努力地去“感觉”与“体验”，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并将由此获得的生命感注入自己的笔端，作者也因此选择了“重在描述而非论述”的学术文体，即使是辨析中所融会的理性，也是由感性孕育的理性。这样的学术追求，就使本书的写作，严谨严密而又充满鲜活的生命力，这也是十分难得的。
2．《“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倪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不可简单地将本书看作是“填补研究空白”之作：尽管本书也确实是较早系统、全面地研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艺运动的学术专著。
本书写作的最大特点，是有很强的理论自觉。
首先本书的选题，即表现了一种自觉的新的理论视野：如作者所说，他关注的是“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他强调：“把现代文学放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也就是说，作者的研究背后有学科发展的全局的思考与追求，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
而作者对他的选题的意义的认识与预设，更是显示了一种学术眼光：如作者说，他的研究目标，不仅是要重新认识国民党统治“那个特定时代里的文学生产状况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方式，而且也能为我们认识新中国建立以后发展出来的对文艺创作和生产加以控制的高度成熟的体制化模式提供一个参照性的框架”。这样，他的研究就既没有回避，又超越了政党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这类研究课题通常关注的层面，而更关注其背后的更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在这方面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与文艺政策及其管制下的文学，是存在着某种同构性的。
而作者在进入具体研究时，又是从大量的原始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入手王瑶学术奖推荐书兼及近年学术研究新进展231的，也就是说，尽管本文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意识，但其研究结论却是从对历史事实的具体深入的分析中得出的，这样，本书的研究就具有了视野开阔而史料扎实的特点。
而作者对史料的分析，又有很强的思辨力，作者善于抓住关键性的概念，如“作为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文艺宣传论”、“民族主义”、“统制与独裁”等，进行历史的与逻辑的分析，从而对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建设关系的历史特点作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要概括，这样的思辨性与理论深度，是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少见的，特别值得重视。
3．《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本书是范伯群先生领导的苏州大学研究群体，以十数年之功，所获得的关于“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集大成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