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的现实的思想、文化、学术生态，距离王富仁先生向往、倡导的具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359有“整体性”和“独立性”的“民族学术”的理想还很遥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国学”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含有内在的现实批判性的概念。
（三）
“新国学”：文化、学术、精神的归宿“新国学”的理想主义，更表现在它对“精神归宿”的思考与呼吁。王富仁先生在《论纲》中，一再谈及“归宿感的危机”，强调他“之所以认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在我看来，这是《论纲》的点睛之笔，也是“新国学”的点题所在。
我读《论纲》，正是读到这里而怦然心动。这些年我一直为“失根”的危机而焦虑不安。我退休后写的第一本“退思录”就命名为《追寻生存之根》，并且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当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忧虑”，我提出了“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样的命题。按我的理解，王富仁提出“新国学”也存在着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这样的焦虑是全球化时代许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只是寻求精神家园、归宿的具体途径各有不同。如果说我的目光转向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王富仁的视野则更为开阔：他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学术”，而且是它的“整体性”。这样，他对“精神归宿”的思考，也更开阔，更具钱理群：《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52。
深度：正是在这一点上，给了我许多启发。
“学术”在人类、民族生活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他的思考中，有以下三点，很值得注意。
一、他把重心放在“学术”上，这是最能显示他的理想主义的。在我看来，贯穿《论纲》一文的，不仅是王富仁对“新国学”的阐释，更有他对“何为学术”的思考和独特理解。但这是需要专文来讨论的，这里仅摘录一些我以为很值得深入讨论的观点。如他这样提出问题：学术“在全人类以及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的回答是：它所起到的作用是“理性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尽管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最终达到”的目标，但在“这样一个目的意识的牵引下”，人们会去努力认识那些时时干扰民族“心灵的安宁和现实选择”的有效性事物，正是这样的基本欲望要求，推动着民族学术的发展。他又进一步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后，干扰中国民族心灵安宁和现实选择的，就是“一个以狰狞的面目闯入我们视野的‘西方’”。这样，认识和了解西方，以“取得在现代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主要任务”，现当代中华民族学术就是这样应运而生。因此，他强调“学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人类以及民族实现自我再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一个民族的学术没有战胜一切的力量，但也有被任何力量所无法完全战胜的力量”，而民族学术的独立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民族的语言”，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民族知识体系”，“民族思想体系以及认知能力体系”。因而学术“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也“不能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构成“学术事业的内在动力”是“对本民族社会实践关系的一种关切”，而“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又是“在对现实实践关系的超越中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对民族实践的“真诚关怀”和对自我超越价值的“明确意识”，构成了从事学术事业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与学术“共生”的。因此，在王富仁这里，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只能是自己民族的学术。———这里所表露出来的学术责任感、使命感，以至神圣感，是动人的，却也给人以陌生感：现在，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这样看待学术，这样痴迷于学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意义与价值投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361入其间的了。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学术理解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是必然的。
民族学术共同体
二、王富仁所要寻求的精神归宿，是具有“整体性”的民族学术。如他自己所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分化发展，从外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完整性的中华民族学术，需要在精神上也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有一种凝聚力”。这也是他为自己的“新国学”的概念规定的任务：为中国知识分子构造一个有机融合、浑然一体的，而不是分裂的，相互沟通、互动，而不是相互敌对、消解的学术共同体，使其成为“属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同存共栖的归宿地”。这样的归宿地显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如王富仁所说，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领域，不可能有一个凝固不变的、涵盖一切的、完全统一的理念化本质”，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将某一种文化（如“地方文化，乡土文化”，或“传统文化”）理想化，以至美化的偏颇———这是寻找精神归宿时很容易落入的陷阱，我对此是时时警惕的。
民族学术的本质：“汉语家园”的建构三、在王富仁对民族学术的理解，以及他用“新国学”命名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归宿地”的中华民族学术里，民族语言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可以说是中心的位置，这是他的新国学的第一“构成性”要素。这是王富仁一再强调的：“学术，是一种语言建构”，“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学术”都是“由民族语言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整体”，“在一个民族内部，要永远坚持民族语言的母语地位”，“从事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担负的是“发展民族语言的任务，通过掌握语言，运用语言不断积累知识和思想、不断产生知识和思想的任务”。因此，所要寻找的精神家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找民族语言———汉语家园，我们所说的“失根”的危机，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母语的危机”。这一点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其实，这些年，我之积极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就是深感这样的母语危机，因此要从中小学母语教育入手。我最近和一些朋友对七年前编写的《新语文读本》重作修订，在《前言》36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写道：“在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出现的‘汉语的危机’，引起了许多关心中国文化和未来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忧虑。我们正是由此而加深了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和教育改革的认识，一是重新认识我们所进行的母语教育的意义，引导学生感受‘汉语的魅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二是重新认识加强学生正确、准确地运用汉语能力的训练，培育他们健康的言说方式、文明的语言习惯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想，王富仁先生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注和热情，大概也有类似的思想、文化背景。他这篇《论纲》有些论述，就包含了对母语教育的某些思考。
据说，他还有写一篇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长文的计划，相信会有更充分、精彩的发挥。
有待展开的课题：中华民族学术和全球学术的关系我们已经一再谈到了在我们讨论作为“中华民族学术”的“新国学”，以及相关的精神归宿的问题时，都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论纲》也已经谈到，当我们在自己的民族学术的整体中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同时也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且还是一个很大的部分”。这就涉及到王富仁试图以“新国学”命名的“中华民族学术”和全球（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由于《论纲》所讨论的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思想、文化、学术的建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只是稍有涉及，而未作正面讨论和展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否则是会产生某种疑虑的。
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我在和韩国学者讨论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概念时，他们就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疑虑：在中国大谈“大国的崛起”时，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要“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根据我对王富仁先生思想的理解，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类似的逻辑，但我认为韩国学者的疑虑，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在思考、讨论民族思想、文化、学术格局和观念的重建时，必须明确地与“大国崛起”
论划清界限。因为，在我看来，“大国崛起”论尽管现在正以“最新潮流”的姿态风行一时，它不过是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重来”。而且这并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363非孤立现象，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思潮，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不可小看。我一直对我们民族传统中的两大痼疾、顽症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是前文已经说到的思想、文化、学术专制主义，另一就是中华中心主义，它们是一有机会，就要重新发作的。而如王富仁先生所说，传统的“国学”观念中，是存在着“明显的排外主义色彩”的，那么，“新国学”明确地与这样的“排外主义”划清界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希望王富仁先生能再写专文，集中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学”，对以“新国学”命名的“中华民族学术”和“全球（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学术”的关系，有一个更系统、深入的阐释。
2006年12月8日，9日，13日，21—23日36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初版于1987年8月，修订本则于1998年7月出版，其间刚好间隔了十年，正经历中国文学研究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迁，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我自己的学术思想，包括文学史的观念与追求，都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会不同程度上体现在对本书的修订上。但因为是集体写作，我们三人在合作过程中，又并未对文学史观念这样的全局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这本身也造成了本书内部的不尽统一与平衡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弱点；但又因为我们是研究生的同学，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又自有一种默契，这就使得本书大体上保持着某种统一性。———当然，我下面所谈的一些问题，也主要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其他两位作者，这也是要预先说明的。
本书初版本在写作与定稿过程中，我正热心于和另外两位同学———子平与平原合作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全书完成后，由我负责统稿并执笔写“绪论”，也就很自然地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写了进去。这样，《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今天回过头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也还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联系我自己当时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追求，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今天看来，当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理解与分析，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我个人的。我曾在一次与韩国学者的座谈会上，谈到我今天认识到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受到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的影响，我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解与前景预设是充满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365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我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对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对“现代化后果”的思考与描述，都被简单地称之为“民粹主义”而加以否定。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撞击与回应”的模式的印记是十分明显的。记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正是王瑶先生的及时提醒，使我开始反思，更使我懂得了应不断对自己提倡的东西进行质疑，这是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思考方式的。第三方面的问题，也许我自己是更为严重的，这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新比旧好，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我们称之为“本质”、“必然规律”）一路凯歌行进，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