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是作家对一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体验、生存困境的一种发现、感受，概括，是艺术家形成与表达自己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鲁迅的思想与表达方式时曾这样说：“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现象形态，不仅对鲁迅的思想的形成，而且在鲁迅思想的表达上，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鲁迅与其说是运用逻辑的力量推论出社会、历史、人类、人性的理性认识，不如说是运用了自己深切的观察而体验感悟到这一切。构成鲁迅思想的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引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页19—20。
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401基本单位（元素）的，不是抽象的逻辑范畴，而是一些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的、典型化的单位意象，例如‘死火’，‘过客’，‘影’，‘墙’，‘夜’，‘求乞者’，‘杀人团’，‘无物之阵’，‘吃人的筵席’，‘戏剧的看客’，‘染缸’，等等。正是这些文学化的意象、语言，赋予鲁迅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精神现象、心灵世界以整体性、模糊性与多义性，还原了本来面目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样，鲁迅所要探讨的精神本体的特质与外在文学符号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与统一”。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则既要揭示这些意象背后的哲学意蕴，又不能将活生生的思想加以切割。———其实，这样的单位意象、观念不仅存在于鲁迅作品中，可以说一切关注人类生存的作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单位意象与观念。就我研究的范围，周作人有“风雨”、“水”（“小河”），曹禺有“挣扎”、“残酷”、“被捉弄”等等。后来读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发现他也有“存在编码”、“关键词组”的说法，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或许“存在编码”要更为确切。
还有一类单位意象、观念是表示作家主体的生存状态与心态的。比如，我在研究鲁迅散文时，从鲁迅的自述与友人的回忆中，发现了“夜”这一鲁迅的单位意象与其散文创作的内在联系：“夜”不仅提示了鲁迅写作的环境、氛围，而且暗示鲁迅这一创作主体的“孤独者”的存在与“悲凉”心态。而这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一方面折射着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与制约、影响着鲁迅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决定着创造主体与读者之间的紧张、排拒关系，以及以“独语”为特征的独特话语方式的采用。这样，“夜”这一单位意象（典型现象之一类）就不但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具体性，甚至构图性（请想想“夜幕”、“灯”、“鲁迅”、“文稿”四者的镜头组合吧），而且具有超越的象征意义与广阔的概括力，它几乎可以引起人们关于鲁迅散文（也许还不只是散文）的文化背景与创作主体的关系，以及创作主体精神结构与文本结构的关系……的种种联想、体验与思考，与鲁迅其人其文浑然融为一体。“爱智者”与“常识”则是周作人的单位观念，前者是周作人自我身份的确认，后者看似只涉及周作人散钱理群：《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形态———鲁迅思想论》，《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33—34。
米兰·昆德拉：《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收艾晓明编译：《小说的智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页24。
文的内容与观念，但与“爱智者”构成一个整体，就暗示着周作人作为“爱智”的“凡人”的自我存在方式，以及他的“凡人的信仰”、“凡人的悲哀”的特殊心理结构与心境，并由此决定了创作主体与论述对象和读者的双重平等与双重宽容，和周作人行文与读者接受上的自然、平和、亲切与从容。初步的研究实践，似乎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前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关键词组）的丰富内涵（多义的象征性）的深入开掘，将有可能把文化背景、作家主体心理结构、作品文本结构的分析，作者、作品、读者三维空间的探索，这几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不仅是从大量的文学现象中提炼出来，是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描述的重点，即在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中，都必须紧紧抓住突出这些典型现象。我曾经这样设想：如果小说创作有“小说叙述学”，文学史的写作，也有“文学史叙述学”，也有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的选择这类问题，而这正是被我们长期忽略的；在文学史的叙述学里，应该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我个人而言，我心向往之的文体是一种报告文学体的文学史———这自然不是追求报告文学的虚构性，恰恰相反，文学史中的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必须是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的，绝不允许杜撰；所要追求的是报告文学那样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典型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造成的现场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史叙述即是一连串的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的联缀，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新的叙述，赋予旧材料以活力，因此每一个材料的引述都具有一种发现的意义，并在材料（典型现象）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这就构成了对历史的复述与再述，既不是“六经注我”，也不是“历史本来面目”的复原。这里，或许可以举一个例子：在《1948：天地玄黄》一书写作中，我用力最多的就是全书的开头，写了几稿都不满意，原因即是没有找到恰当的典型细节，于是又回到当年的报刊上去爬梳，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诗人冯至在一篇散文中提到，1948年1月1日凌晨，他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邻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因此而感到了“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而今天我作为一个研究者透过历史的尘埃，却发现了这一细节（包括冯至当时的感受）背后的典型意义：它反映了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于是有了生存者的挣扎与选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403择，有了生存者的文学。”这样，这一历史细节（“深夜咳嗽”）就成了我所要叙述的1948年那个时代及文学的历史象征，而且也规定了我这本文学史著作的充满历史沧桑感、悲凉感的舒缓而沉重的叙述方式与叙述语调。———我当时甚至感到，抓住这一典型细节，全书的写作就有了“魂”了。
（三）
我们或许可以作一点总结：所谓“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历史细节”，都必须具有具体性与普遍象征性的双重品格。文学史既然主要通过这些“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历史细节”去展现时代生命与文学的历史，一个文学史家就必须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浓厚的兴趣与职业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捕捉细节与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这里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有别于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的问题，这也是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而这又是关系到文学史自身的独立存在，即“使文学史成为文学史”的问题，现在也只能把问题提出，更深刻的认识还有待今后的深入讨论。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文学史所要把握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生命、文学生命之流的整体涌动，而不仅仅是对每一个历史生命细流的精细考察，或者说，对具体细节的发现、描述是文学史研究、写作的起点，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体的把握。
因此，对于一个成熟的文学史家，不仅要具有捕捉细节的敏感，而且还要有一种整体感，对时代生命与文学的总体氛围、对象的混沌感觉，直观把握。缺少这一点，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文学史家的思维就会淹没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之中，笔下的文学史图景就不免流于琐碎，失去了历史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与气魄。
这就说到了“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历史细节”本身所存在的盲点，或可能出现的陷阱。———任何理论、方法在有自己的独立价值的同时，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如前所说，我们强调现象、意象、细节的典型性，是希望寻找、发掘文学发展的共同特征与线索，以便使文学史的图景有序化。应该说，这样的共同特征、发展线索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的典型化提炼就有了根据；但这样的存在又是有限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典型化的努力的有限性。这就是40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说，文学的发展更有着自己的为共同特征包容不了的个别性、特殊性，在发展线索之外的超前、滞后、中断与偶然，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把文学发展中的共同性、普遍性绝对化，就会导致对历史、文学史的简化与抽象化，甚至落入“历史决定论”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的陷阱。这正是提醒我们，在充分地重视典型现象、典型细节，以勾勒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轨迹的同时，还要注意那些显示文学发展的个别性、特殊性、偶然性的文学现象与细节，不要忽略了主导性的轨迹图像不能包容的文学现象，其中孕育着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常常在经过了历史的中断以后，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为发展的主导方向，而这恰恰是显示了文学发展的超前性与非连续性特征的。———我们所要描述的文学史图景，应该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
以上，比较多的谈到了我自己在王瑶先生“典型现象”的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试验，不仅在追求过程中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也就是追求与实现之间的距离，而且我的总结也仍停留在感性经验的范围，缺乏理论的严密与深度，但仍提供给会议，自然是希望得到师友们的指教，同时，也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对已有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科学的总结，或许是我们寻求现代文学研究方法上的新的突破的一个途径。
1998年4月17日整理于燕北园生命意识烛照下的文学史书写生命意识烛照下的文学史书写———和来访者谈我的现代文学研究追求国家玮（北大研究生，以下简称国）：钱教授，您好。您的鲁迅研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在我看来，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从外到内的转变。正如您自己所说：“我与鲁迅的关系，绝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那种冷漠的（人们所谓纯客观的）关系，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最初与鲁迅在精神上的共鸣是如何转化成为您学术研究的动力的？民间经验和学院训练在您的鲁迅研究中是一个什么关系？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在贵州时，虽然我自以为有一个关于鲁迅的看法，但那个东西实际上是相当感性化的，后来经过学术训练以后，确实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把原来许多的感性认识大大地深化了，然后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我之鲁迅观”。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个专业训练的话，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对鲁迅的观照；还有我非常感激北大的就是它有很好的学术环境，不仅是导师，还有同学，还有我后来作为教授上课接触到的那些本科的学生。当时北大整个的学术气氛是很浓厚的，在那样一个氛围下，才可能产生我的鲁迅研究。假如完全是民间的，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形态。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应该不分偏颇地追求这种民间的学术和学院的学术之间有机的结合；而我自己实际上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也就是说，我有一个中国最上层和最底层、最中心和最边缘、城市和农村、精英和草根这样一个互动。所以我的东西有很多是来自民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间的，但也有很多是学院的，因为按我的体验，这两者是可以结合的，可以互相补充的。如果只有民间经验和自己主观情感的话，它是不可能达到一定深度的，和学院的进入一个更大知识背景中的观照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民间的东西，我觉得对于鲁迅这样的对象是特别不合适的。因为鲁迅本身就生长在农村，他是民间艺术所熏陶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鲁迅和民间社会、底层社会的关系的话，你是无法去理解他的。所以如果我的研究有什么经验的话，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国：周作人研究给予您什么？它与您的鲁迅研究是否有某种互动？
钱：事实上，我的鲁迅研究显然受到我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如同我在《心灵的探寻》后记中所说的，我发现在五六十年代时代思潮影响下，自己很多方面误解甚至曲解了鲁迅，感到非常痛苦。因此，必须从原来的研究模式中摆脱出来，于是我想到了周作人，其实研究周作人的目的是为了鲁迅：找一个和他经历一致、受到的教育一致却又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作家，而且也是和他同一个重量级的，从周作人看鲁迅，在比较中认识鲁迅。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也就是把周作人引入鲁迅研究的视野，这样反过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鲁迅，所以我的研究起点反而是周作人。当然，我研究周作人的结果，对周作人，以及他代表的和鲁迅不一样的文学派别，有了更深的体认，就不仅仅是为了认识鲁迅。而且这也成了我的研究优势，就是对现代文学两个最重要的领军人物都有了比较深入的，而且又是属于自己的独立认识和把握，有了这两个“底”，再来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就自然能够游刃有余。这也算是我的研究经验吧：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抓“大家”，而且最好是有两个以上的可以互相对照的大家，这也是研究者的基本功：作家作品研究，特别是大作家、文学经典的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基础打得越厚实，研究发展余地越大。
研究大家，对自己的精神成长关系也很大，像鲁迅，就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对周作人的认识，又丰富了这样的资源。可以说，我以后所有的思考，都是从鲁迅出发的，也同时融入了周作人的某些思想资源。如一些朋友所指出的，这可能构成了我的某些弱点，但也因此形成了我的特点，而且我至今也还认为，鲁迅的资源是开掘不尽的。
生命意识烛照下的文学史书写写完周作人再来研究鲁迅，写《心灵的探寻》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重新把握鲁迅的视角和研究模式，于是就有了你说的“向内转”，着重探讨鲁迅的“心灵”和抓“典型现象”的研究模式。这样，《心灵的探寻》就成为我第一本独立的著作，有自己的方法论和自己的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