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章太炎的影响下，章门弟子“覆孔孟，铲伦常”，对孔子和三纲五常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批判，彻底冲决了封建礼教的网罗，极大启蒙了民众，有力推动了思想革命的深入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依自不依他”的人生态度
从历史上看，一场成功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破除外在的客观束缚，颠覆长期的统治学说之外，还必须努力谋求内在的主观自觉，唤醒人们的主体性意识。“五四”思想革命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摧毁了封建旧礼教，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个性解放，胡适后来即曾回顾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一、“任个人而排众数”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个性解放思潮较早便已萌始。详参拙文《从个人到社群：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困顿——以严复、孙中山为例的个案研究》，《人文杂志》2002年第4期。另外，关于人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历程，还可参阅刘晓虹：《中国近代群己观变革探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严复即曾援引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呼吁：“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82页。梁启超也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选集》，第223页。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二人均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群己”关系的，从而缺乏对个人自由的终极价值关怀，“个人主义对他们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为富强的理想目标——即国家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手段”。［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缘是，当二者发生矛盾之际，他们纷纷放弃了对个性解放的提倡，甚至走到原先立场的对立面。严复便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第981页。“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98页。他甚至宣称：“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可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3页。而梁启超同样也表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选集》，第227页。“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选集》，第435页。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详参胡建：《中国近代“个性”价值的奠基者——析章太炎价值观中的近代意蕴》，《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1894年，他就在《明独》中明确提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章太炎：《訄书初刻本·明独》，《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54页。1907年，他在《国家论》中更将这一思想精辟概括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章太炎：《国家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58页。此后，他又强调，“即实而言，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44—445页。他并且还批评韩非学说束缚个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不如老庄通脱明道。章太炎：《国故论衡》，第115页。
这一时期，章太炎还提出了“依自不依他”说。所谓“依自不依他”，源于佛教术语，通俗地说就是主张人格独立，倡导个性解放。1907年，章氏在《答铁铮》一函中就概括说：“盖以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源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至中国所以维持道德者，……惟‘依自不依他’一语”，“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在依他”。他同时还表示：“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在这封信中，章太炎还为自己倡导个性解放辩护说：“及其失也，或不免于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69—375页。
今天看来，“依自不依他”说显然构成了“整个章太炎伦理学的核心”。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尤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这一思想的阐述主要集中于1907—1910年，正值其东京讲学时期。缘此，章门弟子受到了这一学说的很大影响，周作人即曾回忆说：“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匪浅矣。”周作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追忆章太炎》，第274页。
而正如有论者指出，“章太炎这些独具一格的思想主张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鲁迅便是当年受章太炎影响的著名例子”。李泽厚：《章太炎剖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6页。在章门弟子中，最能与章太炎此说产生精神共鸣的非鲁迅莫属。他早在弘文学院求学时便经常与许寿裳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18页。为此，他不断地上下求索，却一直难以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而当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的主张、倡导人格独立后，鲁迅则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随即将目光转移到个性解放上，并在1908年先后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一系列文章，集中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首先批判了压抑个性的“群己观”。他针对时人“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的主张，指出那不过“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必将导致“个人之性，剥夺无余”。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5、57页。与此相反，他明确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他写道：“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4页。“为今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7页。
由此出发，鲁迅热切盼望中国出现特立独行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他说：“久沐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自我，本属自由”，“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他甚至还表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第一义也”。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0—54页。
由于时人对“个人”一词普遍存在误解，鲁迅还为此特别澄清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此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0页。从而将提倡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他鼓励人们发扬人格独立的精神，不畏外界的诽谤，“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3页。
总之，鲁迅此时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过去一直思索的国民性病根就在于缺乏个性的解放。针对这一症结，他热情呼唤道：“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嘱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5页。
显而易见，鲁迅这一思想的形成受到了章太炎的很大启发。章太炎认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鲁迅也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章太炎指出“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44页。鲁迅也强调“绝对之主我”的个人应“绝义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1页。章太炎号召人们“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鲁迅也呼吁“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5页。此外，章太炎常常提到的拜伦、尼采等思想家，也同样为鲁迅所尊崇，甚至章太炎惊世骇俗地“承认自己有神经病”，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见《章太炎讲演集》，第2页。也成为鲁迅后来创作《狂人日记》的原本。参阅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汪晖、钱理群等：《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历史地看来，鲁迅对章太炎的“疯话”确实有深刻印象，他曾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白‘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见《〈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80页。
在此期间，在章太炎与鲁迅的影响下，许寿裳也撰文倡导个性解放。他在《兴国精神之史曜》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促进个人自觉的法国大革命：“佛朗西革命之精神，一言蔽之曰：重视我之一字，张我之权能于无限尔。易言之曰：个人之自觉尔。”他同时还提出了自己对群己关系的看法：“所谓个性者，固非利己之私执，实融化群伦心理之谓也。洞彻夫社会个人之关系，以全群进步之资，厥维个性之扩展，个性扩展以皇大全群，斯即谓之群德。是故个性皆进，转而为之，则新教化之社会于是立矣。”许寿裳：《兴国精神之史曜》，《河南》月刊第4期，1908年5月5日。这与鲁迅的观点也十分接近。
今天看来，章太炎与章门弟子在此方面的思想主张，虽然带有较为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如章太炎便说：“村落、军旅、牧群、国家，亦一切虚伪，惟人是真”，章太炎：《国家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58页。甚至认为“个人离于社会，则非不可以独活”，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44—445页。公开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历史地来看，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对于封建宗法社会所奉行的伦理纲常，显然是一种进步的学说，尤其是对于被封建思想长期禁锢以致精神孱弱的国民来说，无疑是唤醒他们的有力武器。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等人在这一时期对个性解放的倡导，还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个人的发见”的先声。
二、“个人的发见”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后来被概括为“民主”与“科学”。但正如有论者指出，陈独秀最初揭橥的旗帜实际上是“人权”与“科学”，此处所谓“人权”，指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反映了对个性解放的精神诉求。详参朱志敏：《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茅盾后来即曾总结说：“从思想上看，‘五四’的建设就是‘人的发见’和‘个性的解放’”，茅盾：《“五四”的精神》，《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1938年5月1日。“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茅盾：《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20日。郁达夫也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5页。由此可见，在狂飙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性解放思潮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即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1页。此后，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他又归纳，“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而中国恰恰则与此相反，“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因此，“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66—167页。在稍后发表的《一九一六年》中，他也再次呼吁人们“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并且宣称：“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