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是，正如毛子水同时所指出，“钱沈朱诸君所编的《文字学》和朱逖先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皆是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的结果”。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章太炎还通过言传身教，促使章门弟子在史学的科学化上取得了一致共识。如钱玄同就宣称：“我们如果愿意阐明‘国故’的真相，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可。”钱玄同：《国音沿革六讲》，《钱玄同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在音韵学研究的过程中，他也积极吸取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是高本汉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采纳者之一。他同时还赞许刘复等人运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一定是极有价值的”。钱玄同：《刘复〈四声实验提要〉的附记》，《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4页。他甚至对唯物史观派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也极为欣赏，并在日记中写道：“近来每于晚间向床榻上看郭氏书，觉其见识实超卓，治甲、金文当以此为正路。我之目的虽与彼不同，彼重历史，我看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钱玄同日记》第7册，1930年11月19日条，第3886页。
此间，甚至连一向被视为“保守”的黄侃也主张输入西方科学方法。他对尝试引入西方近代语法学原理来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马氏文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至丹徒马氏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驾驭众制，信前世所未有也。”他还驳斥那些非议《文通》“不师古”的说法是“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一皆得之异域”，并且表示“文法之书，虽前世所无，自君作故可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27—128页。充分表达了他对引进西方学理的支持。至于在学术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黄侃也申明：“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小学者，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借以推求其正当明确之由来，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这一时期，沈兼士也积极提倡借鉴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他明确号召：“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对语言文字研究，他更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有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49页。“更当推广范围，于中国旧日小学现代方言之外，进而涉及东方语言及西方比较语言学，多面综合，以完成语言文字学之理论的研究，此我辈今日所当取之途径也”。沈兼士：《影印元至治本郑樵六书略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32页。他并且身体力行地引用了德国文化史家蓝浦瑞喜提（Lamprecht）关于人类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划分，来说明“中国造字原则发达之次第”，沈兼士：《造字原则发展之程叙说》，《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9页。认为这是“一切文化发达的一般形式”。沈兼士：《研究文字形和义的几个方法》，《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5页。以上两条材料借鉴了陈以爱的发现，特此致谢！参阅《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第176页。
与此同时，沈兼士还尤其强调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要注重理论系统，“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沈兼士：《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62页。“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在科学的研究之基础上，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缺一不可的”，沈兼士：《文字形义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84页。“其理论的研究愈精密，则其应用之效力益广大，……声音训诂之学亦然。语言之声音，文字之形态，千变万易，学者贵能归纳之为简易之定律，以阐明其不易之定理”。沈兼士：《古音系研究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30页。他并且表示：“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48—49页。“从前讲六书论形体的，都是就一字说一字，所以总免不了汗漫支离的毛病，我想用一个法子通盘筹算，从根本上解决这重公案”。沈兼士：《文字学之革新研究》，《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页。他著名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即是一次成功的理论探索。而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他更是一方面运用考古学方法来探寻文字的原始本义，另一方面又系统阐明了文字包含的时代意义，可谓颇得章太炎真传，杨树达当时就指出沈兼士此文“申其师说也”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如果说钱玄同、黄侃、沈兼士等人以上对科学化的论述主要侧重于小学研究，那么吴承仕则是直接将科学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他通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第80页。章氏晚年弟子汤炳正也评价说：“太炎先生的门人弟子，跟先生的经历一样，大都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学术上作出应有的贡献。”见《忆太炎先生》，《追忆章太炎》，第466页。终于认识到“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经济、政治、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吴承仕：《认识与实践》，《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244页。因此“在今日的社会上研究文学、史学，文学、史学便都是社会科学的一方面”。吴承仕：《本系的检讨与展望》，《吴承仕文录》，第237—238页。缘是，他实现了“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详参庄华峰：《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吴承仕学术成就初探》，《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而究其根源，吴承仕这一思想转变也与章太炎的熏陶有关，杨树达即曾指出：“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第80页。
至于长期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则更深受章太炎关于史学科学化论述的影响，并终其一生都以此为职志。关于朱希祖史学思想及贡献，详参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史学》（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朱希祖史学略论》（载《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他曾自述：“希祖生平最嗜史学，与先师平日谈论亦以史学为多。”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由此出发，他深感“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遂倡导“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尝试以社会科学的眼光重构传统史学，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史学系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上。
首先，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方面，朱希祖曾提出：“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1页。“于普通史之外，须从事社会科学及哲学”。由此出发，他大幅调整了史学系课程，规定一二年级应着重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基础科目，并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社会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对此，他曾经解释说，“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使学生一改其研究史学之心理，不致专以多识史事为史学”；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而且，“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研究史学”。北京大学编：《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5—26年度），第1—2页。显而易见，朱希祖这种“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的主张，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其目的就在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
与此同时，朱希祖还专门聘请了许多学者讲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借此灌输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意识。何炳松在讲授“新史学”一课时，便一再呼吁应尽可能援引一切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与“史学要论”，也主张史学研究必须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并指出史学“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知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这实是史学界的曙光”。李大钊：《史学要论》，韩一德、姚维斗编：《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201、208页。何炳松、李大钊等这些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课程均被朱希祖列为“本系最重要之学科”，北京大学编：《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5—26年度），第1—2页。规定为必修科目。朱希祖并且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一书作序说：“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纳善，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何先生译了这本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创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5页。由是在当时造成了“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的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热潮。何炳松：《通史新义·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页。
在此期间，朱希祖还运用西方史学的分期方法，将中国断代史课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并且解释说：“盖史学以时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结果，此乃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史学者。”《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9日。这就基本扬弃了中国传统史学以朝代为断代标准的分期方法，使之更加科学。朱希祖这一主张除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外，或许还间接受到了章太炎启发，早在1900年，章太炎便说：“西方作史，多分时代；……适于学校教科”。见《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329页。
其次，在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朱希祖更是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并由此获得了章太炎“逖先博览，能知条理”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17页。的赞赏，其弟子傅振伦也评价说：“先师研究史学，最重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者，即治学有条理系统，而迹象能求其真，进而明其因果关系也。先师于此，实力行之。”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
1928年北大史学系师生联欢会，前排左起：一、陈大齐；三、朱希祖；五、马裕藻；六、马衡。
具体说来，朱希祖继承了章太炎提出的“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的史学思想。他指出“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0页。并且号召“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始基；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主体大用也”，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治史当“博学深思，经纬万有，著书立说，指导人类，蔚为史学正宗”，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这无疑将历史学的任务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史学概论》讲义中，他还分别从史学的起源与派别两方面检讨中国传统史学的得失，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在记述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哲学指导，所以在“推理主义”方面的进展一直未能有所突破，因此必须加强史学研究的系统性，使它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努力探索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
总之，无论是在引入西方近代科学还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朱希祖都继承了章太炎史学思想中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通过他的一系列课程改革，北大史学系终于摆脱了过去“文史不分”的窘境，跻身于社会科学学科的行列，“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十八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学科并列为一组的”。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第173页。而这一举措在中国史学界也造成了重大影响，“此种制度实施以后，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效。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始渐有以史学名于世者”。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
与“古史辨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