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生活在这个物质稀缺社会的人都清楚，这个社会最稀缺的物品实际上是真实。也就是说，这里没有什么客观现实，只有那些得到允许的现实才是能够存在的。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说：“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以及政府机构官员决议所核准的。”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对此，萨米亚特作家形成了他们的文学观，那就是将揭示真相视为写作的崇高目的。波兰诗人赫伯特说：“说出真相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只有这样，社会的公正才会施予他们。”前南作家丹尼洛·契斯甚至声称自己不再信任作家的幻想，并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了一种文献方法：“在经历这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切之后，显而易见，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全部意义。现代历史创造了这样真实的现实：今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赋予它艺术形态，在必需的时候‘创造’它：这就是说，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
然而，不愿生活在谎言中的人终归是少数，多数人并不会感到水下的生活难以呼吸。哈维尔曾经分析过这种状况：“每个人在或多或少的意义上，都能够接受和谎言生活在一起。”他认为这是由于人性中的浅薄和功利。谎言若是不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它就不是那么可怕。这实际上反映了公众与制度之间的一种共谋关系，谁也不会去主动揭开那层薄薄的意识形态面纱，甚至也不会认真去对待它。人们装作相信来自官方媒体宣传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唯一必须抓住的就是当下的生存。捷克学者伊瓦·卡图科娃曾一针见血指出，东欧的社会道德观“继续认可的这两个原则——集体对个人的统治和人类幸福的简单概念——业已成为半个欧洲令人震惊地倾向极权社会及其伴随事件的精神之源”。这种对集体主义生活和简单幸福概念的认同，对可能失去它们的恐惧，使得大多数人保持顺从与沉默，容忍一个以谎言为基础的社会，既成为它的受害者，又成为它的支持者。
对于现代极权制度下人的精神现象，无论是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还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似乎都不如苏联学者雷达里赫所说的“积极的不自由”更为深刻。按照雷达里赫的说法，“积极的不自由”就是“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个人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的状态”。它正是康德所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反面。人都有盲目服从权威的秉性，一个人依赖国家和社会太久，从心理上便会产生对自由的不适应，害怕自由，甚至反感自由。当这种情况是出于对平等的渴求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题；当它是出于对孤独的恐惧时，这是弗洛姆的命题。而在东欧国家，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环境里，权力会极力生产出一种不喜欢自由的人。因此，丧失自我实际上是这一制度带给人们的必然结果。人们处于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不相信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对周围的善恶是非麻木不仁，甚至助纣为虐。从赫伯特、瓦楚利克、克里玛、契斯、康拉德等人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社会的自我侵犯和自我毁灭过程。
雷达里赫的“积极的不自由”让人联想到以赛亚·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但他的提法在时间上要比伯林更早，语境也完全不同。伯林属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传人，他从20世纪的历史看到追求自主的“积极自由”的危险，因而提倡一种“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强制的最小限度的自由。而雷达里赫的思想立场恰恰接近“积极自由”，并将其反面视作“积极的不自由”。这也是所有萨米亚特作者的共同特点。这些作者大多是文学知识分子，将文学视为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武器之一，关注的是精神方面的现象，因此他们更强调这种体制下的人性、良知与责任，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市场、法治和权利。也就是说，它更像是关于存在的话语，而不是政治话语。在思想资源方面，他们的言说也多源自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米沃什、阿伦特，而不是洛克、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和伯林，这使他们的话语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性。当然，除了专业的训练和品位外，更是因为西方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自由问题。只有在一个自由秩序的国家，谈论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才是有意义的。而在一个完全缺乏权利的社会，仅仅谈论“消极自由”只会导致犬儒主义盛行，米哈耶罗夫作品UndergroundNotes封面却无法建立起自由秩序。
这便是造成伯林与雷达里赫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积极的不自由”不同于“消极自由”，它是不要自由和权利，对它的究诘近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决定论。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哈维尔、昆德拉对后极权文化的深刻评说外，包括前南作家丹尼诺·契斯对中欧民族主义的思考，前南作家米哈耶罗夫对宗教复兴的主张，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对“非现实”社会的分析，匈牙利作家康拉德对“反政治”的阐释，捷克作家克里玛对“布拉格精神”的抉发，以及捷克学者伊万·M哈维尔等人对“捷克现象学”的阐扬，无一不是针对道德危机这一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人文问题。今天，中国有些知识分子鉴于新文化运动一味批判国民性的教训，倾向于对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决定论持负面评价，从而引起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争。但历史现象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文化与制度也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是制度决定论；反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文化决定论。制度固然能够培植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共同体的制度选择。诚如哈维尔所说，极权制度的发生仅仅是因为现代人性中存在着某种倾向于创造、至少是忍受这种制度的东西。
对东欧知识分子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因此，他们才会将其写作面向公众，而不是当权者。公众的思想往往是对统治者的模仿，就像统治者极力培植公众的道德麻痹一样，摆脱这种道德麻痹，同样也需要培植公众对自由和责任的需求。明白这一点，才能更深刻理解他们所提出的“生活在真实中”的内涵。这个口号由捷克哈维尔等人提出，并为东欧所有国家的萨米亚特知识分子接受与奉行。那就是拒绝被意识形态强行规定的角色，拒绝靠谎言过日子，勇敢承担起自己“存在的责任”。相对于“生活在谎言中”的自我异化，“生活在真实中”则是一种存在的自我证明。而按照捷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说法，生命的意义不仅需要通过个人体验来理解，更需要通过社会活动来验证，因此在萨米亚特知识分子那里，自由首先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人只有在清楚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关系时才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识，这种对自由的感受就是责任”（帕托切克语）。争取自由不是为了权力的宝座，而是承担对自由的责任。即从恢复人的尊严开始，并将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绝不能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哈维尔语）由此产生出萨米亚特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思想，即拒绝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权力观，以道德作为政治的起点和终点。
最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哈维尔，此后匈牙利作家康拉德也将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反政治”。相对于权力游戏的政治现实，“反政治的政治”完全是由真实与责任所构成，因而看上去像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并非没有任何人性的根据，也不是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成为他们所极力倡导的“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一种原则。如果说，萨米亚特写作乃是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参与政治被视作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权力，还是一种文学知识分子的理想，那么，由波兰知识分子最先提出的建立公民社会的主张就是通向某种公开状态，并为现代以来权力制衡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在政治思想史上，19世纪的托克维尔首先认识到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观察，这位法国人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即由各种独立于政府的自主康拉德作品Antipolitics封面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能够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近年来，西方兴起了一股公民社会的研究热，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及论证各有不同，但其实质却都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此一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近年一些学者指出，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复兴，乃是由于20世纪国家主义的空前炽盛，公权力的扩张，科层制的发展，这些因素不断压缩个人生存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更直接的导因，则是东欧社会摆脱极权统治的社会转型。
面对东欧社会的自我侵犯和自我毁灭，早在1989年以前，东欧知识分子就已着手建立一个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独立公民社会，按照权利和责任而非义务和依附来理解社会的存在。他们持续不断地拓展公民的言论空间，相信一个独立的社会能够迫使政府做出妥协，承认有限的多元社会的存在。在捷克，以“七七宪章”为标志，萨米亚特知识分子倡导践行马萨里克的“从小事做起”，要求政府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维护公民的权利，并将参与公共事务看作生活在真实中的一个具体行动。在波兰，以米奇尼克的《新演进》为标志，知识分子提出要“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坚持面向社会，以渐进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促成独立的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担当，最终摆脱极权统治，恢复社会的自主性。这一理念促成了“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并最终推动了团结工会的成立。在匈牙利，萨米亚特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建立援助穷人组织、自主的大学，后来哲学家杰诺斯·基什等人又写出《新社会契约论》，呼吁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广泛的社会转型，包括市场经济、政治多元、民主选举与尊重人权和法治。在谈到东欧知识分子的行动时，蒂茂舍·G阿色（TimothyGAsh）相当敏锐地道出了他们的宗旨：“对于他们来讲，重建‘公民社会’本身即是目的，又是实现政治变革目的的手段。”
许多人曾经把东欧知识分子看作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东欧国家后来社会转型的事实表明，他们的道德诉求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现代社会，“反政治的政治”虽然看似过于理想化，但如果不是与权力的运用而是与公民社会的理念联系起来，它就具有深刻的价值，显示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总是面临平等与自由之间的两难选择。要么依靠国家权力谋取平等，要么依靠资本市场谋取自由，而国家之恶与资本之恶又都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何才能抑止这两个必要之恶，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社会的概念无疑是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性安排之外，提出了一种制约国家与市场权力的社会力。这样的公民社会不是建立在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治和自律的责任之上，依靠社会来制约权力，因而它注定是以反政治为原则的。它也使得东欧知识分子能始终站在民众立场，坚持自由与公正二者之间的平衡。
重寻真理之源——捷克萨米亚特哲学思想简论
在一般人看来，哲学是一门专业化的科学，需要特殊而长期的学术训练。单是要弄清那些艰深的名词与概念，大多数人就得花费一生的时间。而在哲学庙堂的大门外，却是波涛起伏的存在的海洋，即捷克哈维尔等人所说的“自在世界”（naturalworld）。如果某一天哲学从学术界分离出来，思考者发现自己无须面对教条，而是面对真实的“自在世界”，这样的哲学会是个什么模样？
会不会水漫金山？
这便是上个世纪70年代，捷克萨米亚特知识人给当代哲学提出的问题。“萨米亚特”原是一个俄语词，用来指上个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其作者大都是作家、艺术家、记者和学者。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一些失去工作的捷克作家、学者并没有停止哲学思考和写作，虽然在西方学院派看来，他们的哲学思考雅恩·帕托切克（JanPatocˇka，1907—1977），捷克哲学家，布拉格德语捷克语哲学学会的奠基人之一。1977年，与哈维尔和伊希·哈耶克联合发表《七七宪章》。或许缺乏严格的规范，但却更加具有原创性。就像帕托切克所说，这些思考是把哲学当作“生活本身的一种实践”，渴望再次使不是问题的话语成为问题。
提到捷克的萨米亚特，就不能不提到帕托切克。这位当代捷克的苏格拉底式人物曾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生，担任过《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在现代捷克社会，帕托切克是将伦理行为重新引进哲学思考的第一人，并直接影响了哈维尔等人的思想。“布拉格之春”后，大多数捷克人出于恐惧与利害考虑，沉默地接受了充斥着谎言的生活。为此，帕托切克写下《何谓七七宪章》一文，提出重建道德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当代人把希望寄托于权力与政府之上，同时却放弃了个人的良知和责任。在这篇阐述宪章原则的文章中，他写道：“道德的存在不是只为了维系社会运转，而且更是让人成为人。不是人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