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特征，“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群众斗争的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的正直与他们的力量”，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参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页18。曹禺的思想也大体体现出这样一个特点。最近作家总结《雷雨》、《日出》创作的思想时也说：“比较准确地反映我的思想的是这样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还有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说它朴素也罢，粗鲁也罢，浅薄也罢，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感觉，正是我的主导思想。我在这些剧本里所抨击的，正是那一群不劳而食，不劳而获，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的荒淫无耻的坏蛋，以及依附于他们，同样过着寄生生活的‘帮闲’们。”《曹禺谈〈雷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对旧社会的强烈仇恨和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构成了曹禺思想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主导成分。这样一个思想的特点，直接地决定着《日出》的现实主义的战斗面貌。
同时，3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鲁迅和郭沫若都以共产主义者的战斗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当时，只要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作家，就会受到他们伟大旗帜的感召和榜样力量的影响。而1933年茅盾《子夜》的出版，它对于作家认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对于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更直接起到示范的作用。
因此，“试探一次新路”，不能看做仅仅是个结构问题，它实质上是作家在30年代革命斗争和革命文学运动影响下提出来的创作要求，也是作家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得到加强的产物。
作家对《雷雨》的创作显然感到不满足了，他在追求一条更深刻地反映现实的道路。他说：“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的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过后我每读一遍《雷雨》便有点要作呕的感觉。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对于《雷雨》结构和技巧的“厌倦”，表现了作家在艺术上严于解剖自己的宝贵品质。一个不断创新的作家总是首先从不满足自己的旧作而踏上艺术独创的路。当作家认为过去的结构和技巧不足以帮助他深刻地揭示主题，或者说更充分更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时，那么，过去的结构技巧就成为他的障碍甚至束缚了，而“敲碎”它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曹禺正是在认真总结了《雷雨》的创作经验，提出“试探一次新路”的。而他所追求的“新路”，具体表现在《日出》的创作企图上，是“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同上。透过小小的舞台来深刻反映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形态”，较之《雷雨》来说，无疑是一个艰巨而崇高的美学使命。它要求作家的创作方法要有一个深刻的变动。这种现实主义不但要求作家能够具有广阔的视野，还要求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更要求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度的透视力。应该说，《日出》出色地实现了作家的愿望。
总之，曹禺提出的“试探一次新路”，就其实质来说是探求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向着革命现实主义积极靠拢和接近的道路。从作家的创作发展来看，“试探一次新路”，标志他思想和艺术发展的一个可贵的趋向。当一些评论仍然用批判现实主义标定他的创作时，无疑是忽视了《日出》现实主义的新的特色。而这正是本章所探讨的一个中心课题。
二都市社会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那么，《日出》就是一部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
就《日出》的现实主义成就来看，无论是反映现实的广阔性和深刻性，还是批判现实的战斗性，较之《雷雨》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而呈现出革命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
把《日出》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也许会遇到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那种情况，“初看起来，也许显得奇怪和勉强的”。但是，列宁却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日出》也可以说是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一面镜子。在这部作品中，它反映了被压迫群众包括工人群众对吃人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恨，对一个光明的社会表现出极度的渴望。它深刻地指出：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彻底腐烂了，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它。它以惊人的现实描绘表明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征兆。
作家把他的艺术注意力倾注在对那个金融社会机体全部腐烂的描绘上，表明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他把它全部否定了。既不存在任何幻想，更没有半点留恋。作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这个社会末日来临的必然趋势。这是《日出》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特色。
作家选取陈白露的华丽的休息室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来展开那个社会的生活画面，是饶有深意的。这不但因为这些地方最能体现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社会的畸形状态，是这个社会最腐朽最黑暗的角落，还在于作家把“鬼”似的人们生活的“天堂”和“可怜的动物”生活的地狱加以鲜明对照，满腔激愤地揭示出那是一个多么“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而更为深刻的地方，是从这上层的糜烂、骚动、混乱和下层的激荡、嘈杂不安中，透露出整个社会崩溃倒塌的消息。请看在交际花陈白露周围萍水相逢凑在一起的人物吧：从银行经理、高级职员、博士、富孀到面首、茶房、流氓、打手，由这些乌七八糟的一群构成那大饭店里上层社会污浊混乱的生活场景。在甜蜜的笑脸下掩盖着卑鄙的阴谋，在卑躬奉迎中深藏着发狂的贪欲，而在“文明”的言行中流露着荒淫的心理。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在这人生的舞台上厮混着，角逐着。在夜幕降临下，“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鲁迅：《夜颂》，《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158。。他们发疯般的生活，犹如一场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在翠喜的周围，也是一个躁动的环境氛围。这里有乞丐、哑巴、卖糖的、卖报的、瘸子、瞎子、卖皮肉的。打情骂俏中掩着深沉的叹息，强颜欢笑下更是一个个惨绝的悲剧。皮鞭下爆发出不可抑制的愤怒，人肉的交易中潜伏着仇恨和抗议。在这喧嚣嘈杂的地狱中，同样是骚动不安的空气。这种非人的生活再不能照样继续下去。这个社会机体从上层到下层全部腐烂了，解体了，发散着腐尸的臭气。由此，透露出这个堂皇的社会大厦必然倾覆的消息。作家所写的张乔治的梦境，正是这个金钱社会崩溃的写照：“哦，可怕，可怕极了。啊！Terrible！Terrible！啊，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乱跳乱蹦，楼梯，饭厅，沙发，床底下，桌子上面，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臂，活人的大腿，又笑又闹，拿着人的脑袋壳丢过来，扔过去，嘎嘎地乱叫。忽然哄地一声，地下起了一个雷，这个大楼塌了，你压在底下，我压在底下，许多许多人都压在底下。……”凡引《日出》中文字，均出自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这个梦，既是张乔治感受着世纪末的恐怖和悲哀的心理写照，也是垂死阶级日暮途穷的深刻反映。而这社会的混乱和动荡更征兆着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曾说，30年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更加剧烈并且向前发展了。他说：“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105。在《日出》的现实主义的描绘中，30年代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征兆是为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了。
《日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还表现在对造成这不公平社会的根源的紧张探索上。它深入现实的底里探求造成种种悲剧的必然性。
有的评论曾指出，作家“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日出》只是“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我们应当看到作者的局限，但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是社会科学教科书的全面图解，也不必把任何因素都写进去。如果照此要求《阿Q正传》，那么，它也没有写出造成阿Q悲剧的社会根源——帝国主义。显然，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日出》较之《雷雨》的一个突出变化，即作家直接到社会本身去寻找或探索悲剧的根源。他从现实的真实关系描绘中，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全部“症结”是“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上”。参看曹禺：《〈日出·跋〉附注》。因之，当他揭露黑暗社会的腐烂时，正是从整个社会制度的腐朽上探求悲剧的必然性。
金八的形象是作家追索造成种种罪恶的根源和探索悲剧必然性的艺术体现。尽管这个人物没有出场，但却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概括的典型形象。就其金融买办的地位来看，他很像《子夜》里的赵伯韬，但较之他更带有封建帮派头目的特征。他的性格残忍冷酷，手腕毒辣，流氓成性。他的魔爪伸向各个角落，到处布满他的魔影。他直接或间接地操纵着《日出》的社会，并促成潘月亭的破产，黄省三的失业，陈白露的自杀，小东西的惨死。他是大大小小悲剧的渊薮，是那黑暗制度的化身。这个人物以其象征性概括着30年代反动统治者的某些特点。
30年代中国社会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的现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寡头统治和垄断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他们凭借特权操纵金融，把魔爪伸向各个领域。他们掀起的投机事业，使全国金融界都卷入投机狂潮之中。这不仅使民族资本家身受兼吞之灾，更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魔影笼罩全国，操纵亿万人民的命运。因此，金八这种人物不但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社会支柱，也反映出四大家族金融垄断的某些侧影。作品中还指出，“金八多得很，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在这个地方有时像臭虫一样，到处都是”。这样，作家创作时虽然深感“各种实际箝制”，避免使演出“受些无妄之灾”，而实际上他把攻击的笔锋直接指向了反动统治阶级，彻底否定了大大小小的金八及其代表的社会制度。
《日出》在探索造成罪恶的社会根源时，其杰出之处表现在对那个社会金钱制度的批判上。它深入到政治经济学和道德伦理学的领域，暴露出那个金融都市社会的种种罪恶的现象。正是在这些经过作家选择的典型现象的揭露中，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也深刻地揭示出造成种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30年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社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阶段，各种畸形的社会现象都更加突出了。它把都市社会的种种社会关系都空前地卷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中。发财的贪欲和对金钱的欲望把人们驱逐到人生的战场上，它不但成为资产阶级“最心爱的生活原则”，而且使“一切热情和一切活动都必须沉没在贪欲之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页236、221。作家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社会现象。潘月亭就是这种金钱贪欲的形象。他把金钱作为他生活的目的。他说：“人不能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要活着，穷了就是犯罪，不如死。”金钱的贪欲牵动着他每一根生命的神经，支配着他每一个行动。他的贪婪、狡诈的性格，也是这种金钱的贪欲铸造出来的。你看他有时可以抑制激怒，表现出高度的忍耐和宽解，即使李石清抓住他的把柄，他也能忍下去高喊“团结”，还把李石清擢升襄理。但是，一旦他觉得胜利在握，便露出刻骨的狠毒，把李石清置之绝境。公债涨落的消息是他情绪的晴雨表：一条不利的消息传来，搅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甚至把手枪都准备好了，准备自杀；而一条好消息传来，则使他眉飞色舞，唱着金钱的幻想曲：“我现在真真有钱了，我过两天要有很多很多的钱，再过些天，说不定我还要有更多更多的钱。哦，我从此以后要做点慈善事业，积积德，弥补弥补。”作家把一个浸透了金钱贪欲的资产阶级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
再没有比李石清更为典型的了。就其阶级地位来说，他并不是资本家，但是，发财的欲望却像鬼魂一样附着其身。发财的欲望把他的性格变成冷酷甚至残忍。他丢掉一家老小，连儿子的病也不顾了，拼了生命向着金钱的宝座攀登。这种发财欲望使他失去人类的同情。面对黄省三的悲惨遭遇，他侮辱他耻笑他，教他去偷去抢，甚至教他去自杀。他心里恨着有钱的人，但是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他骂潘月亭，骂陈白露，骂胡四，可是他又不要脸地巴结他们。他看到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平等，没有道德，全是骗人，但是，却要破釜沉舟去拼，爬上去，“翻过身来”。发财的欲望把他折磨得精神矛盾，甚至癫狂起来。
作家对金钱贪欲的揭露，正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货币不仅是发财欲望的对象，而且同时是发财欲望的源泉。自私自利没有货币也是可能的；发财欲望本身是一定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的而是历史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页233。当作家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发财欲望，他就深刻地反映了“一定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卖淫制度的揭露，是作家带给现代文学史的特殊贡献。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作家这样尖锐地提出卖淫问题。作家怀着神圣的道德感情关心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的地位和命运。作家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全面考察了高级交际花的卖淫生活和三等妓院的人肉买卖，同样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
这是怎样一个令人发指的禽兽世界：小东西还是个没有发育成熟的女孩子，因为金八有钱有势，就可以把她作为发泄兽欲的工具。而小东西抵抗了野兽的意志，便遭到毒打，送进火坑，悲惨死去。小东西的悲惨命运是对这非人世界的血泪控诉。在宝和下处，卖淫制度把人变成了“可怜的动物”，她们被廉价出卖着，把人逼到“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悲惨境地。看来交际花是“自由的”，陈白露似乎也很骄傲自负；但是，她也无法掩盖她是“永远卖给了这个地方”。潘月亭料到陈白露还会找他的：“我知道你还会找我的。”只是因为他有钱，他这个脑满肠肥的丑类就可以占有妙龄女子的青春。作家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是一般地揭露了卖淫现象，而是展示出普遍的卖淫正是普遍的“现金交易”的结果。并且指出，自由的卖淫对被侮辱的妇女来说，是最大的不自由，她们被迫捆绑在金钱的屈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