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写于1936年，先是发表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上，1937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早已伸进华北。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机达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因之，《原野》问世后既没有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也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重视。在屈指可数的几篇评论中，几乎都给予了严峻的否定批评。有人就说，《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在后来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的专著中，也都指出它失败的情形。
我们重新探讨《原野》，并非为它的不足进行辩诬，乃是因为我们感到，仅仅指出一部作品的失败情形，还不能算是尽了文艺批评的责任。如果是深入地研究曹禺的创作道路，探讨他成功的作品自属重要，而研究他不够成功的作品及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这里，有一个始终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曹禺在写成《雷雨》、《日出》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之后，又写出《原野》这样无论是在创作方法还是在艺术作风上都迥然不同的作品？对于这样一个现象应该怎样给予科学的说明，其中有哪些得失以及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这正是我们加以探讨的重点。
一前进中的曲折
正如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都会有着曲折、回旋、反复一样，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也不会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前进。
我们研究《原野》，不应当忘记这样一个特点：作家当时只不过是一位26岁的青年作家，他的思想和艺术都还处于一个不定型的活跃阶段。周恩来同志曾说：“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于紫光阁。在创作上，他从来不满足于旧作而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但是，对于一个勇于独创的作家来说，总会担着风险，也不能永远保证成功。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原野》都是作家积极探索的产儿，表现了作家敢于探索自己未曾探索过的新课题的勇气。但是，《原野》的创作较之《雷雨》、《日出》，使作家面临着一个从未遇到的巨大矛盾：他本来是扩大了他的生活视野，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民，探索农民的生活地位和命运，可是，他所探索的却是一个他全然不熟悉的生活领域。他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不但不熟悉农村生活斗争的历史，更不熟悉农村现实的斗争环境以及现实的阶级关系。这样，积极探索的愿望、探索的热情同不可能完美地实现对题材的掌握的客观条件之间，就必然形成难以克服的矛盾。而这些，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说来，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它本身就构成了创作的潜在危机。我们正是从作家所面临的这个基本矛盾上，来探讨作家的得失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曹禺是凭着他卓越的技巧，在一个贫瘠的生活土壤上建起了《原野》的戏剧大厦，尽管外部看来奇特诱人，却经不住现实逻辑的推敲和考验。他建筑了这样一个戏剧的结构，却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道理作为支撑，相反，却透露出他世界观的矛盾和苦闷的心情。他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富于诗意的独特感受，而是运用着一些奇异的观念虚构着戏剧冲突，导演着人物的性格，布置着戏剧的气氛。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原野》是一部完全失败的作品。有人曾指出，《原野》是“一个纯观念的剧”，它只是“写人与命运的抗争”，“所要表现的是人类对于抽象的命运的抗争……一个非科学的纯观念的主题”。这些评价，不但没有看到作家积极的探索愿望，也没有看到《原野》所包含的某些真实性的内容。作家透过仇虎复仇的悲剧故事，仍然透露出豪绅统治下阶级压迫的消息，和农民不可抑制的反抗复仇的情绪。同时，也表现出作家对豪绅统治的满腔愤激和反抗热情，以及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只要看看30年代文学领域里日益增多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农民问题成为许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关切的课题，那么，《原野》也正是在这种文学潮流里涌现出来的。
《原野》写的是农民仇虎复仇而终于自杀的悲剧。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了。焦阎王不但抢占了仇虎家的土地，烧了他家的房屋，并且把他的妹妹送进妓院致其悲惨死去。仇虎自己也被焦阎王诬告为土匪送进了牢狱，在牢狱里整整熬过八个年头，被打瘸了腿。他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阎王霸占来给他的儿子焦大星作了续弦的妻子。仇虎一家家破人亡的惨相，揭示出广大农民在封建制度下处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一个乡间的恶霸地主，就像人间的阎王操纵着农民的生死命运，暴露了豪绅统治的专横和残暴。
当序幕揭开时，仇虎刚刚从监狱里逃出来，他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一心要为死去的父亲和妹妹报仇雪恨。但是，他很快就知道杀人的祸首焦阎王已经死去了，只剩下阎王的瞎老婆焦氏和儿子焦大星。仇虎并未因此而消除复仇的决心。他先是同分别八年的金子重叙旧情，使金子又萌生了希望。然后，他杀死了大星，还假焦氏之手，杀死了大星和前妻生的儿子黑子。他留下焦氏一个人让她活着受罪，使焦家断子绝孙。当仇虎和金子准备逃走时，焦氏暗中报告了侦缉队，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在漆黑的夜里逃入黑森森的林子里，迷了路。侦缉队从四周追剿着他们。最后，金子逃出了，而仇虎却在追捕包围中不能脱身。但他宁肯死去，决不愿再戴上铁镣，他用匕首结果了自己。临死前他曾对金子说：“告诉他们，现在仇虎不相信天，不相信地，就相信弟兄们要一块儿跟他们拼，准能活，一个人拼就会死。叫他们别怕势力，别怕难，告诉他们现在要拼，得出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起来的。”凡引《原野》中文字，均出自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
从这样一个梗概中，我们看到作家在积极地探索着农民的出路问题。他发现农民身上酝蓄着对于压迫者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他否定了“一个人拼”的复仇道路，模糊地提出了“一块儿跟他们拼”的集体反抗的课题，并对未来寄予希望。如果把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放到30年代末期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着伟大的翻身解放的运动，就显得《原野》的思想相当朦胧软弱而不具体。但是，对于曹禺说来，他从呼唤着“雷雨”，到对于“日出”的向往，再到热切盼望农民起来斗争，通过斗争来摆脱旧的统治秩序，找出一条“活路”，无疑，它表现了作家思想的前进的趋向。如果不看到《原野》这些积极的因素，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能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
《原野》毕竟是一部比较复杂的作品，它的确有值得令人探讨深思的地方。许多评论都一致认为，它表现了格外浓重的神秘象征的色彩。杨晦说：“由《雷雨》的神秘象征的氛围里，已经摆脱出来，写出《日出》那样现实的社会剧了，却马上转回神秘的旧路。”杨晦：《曹禺论》，《文艺与社会》，页126。王瑶也说：“作者注视到农村也表示了他视野的扩大，但他处理题材时，却渗入了过多的神秘象征的色彩。”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页274。刘绶松也说：“同《雷雨》一样，过于浓厚的神秘的色彩遮没了它的社会的意义。”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页397。为什么一部具有积极的探索倾向的剧作，反而出现这样浓厚的神秘色彩？对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应该怎样理解和评价呢？
《原野》的神秘性要比《雷雨》浓重得多。它不但布满戏剧气氛之中，熔铸在戏剧冲突里，而且人物的性格也具有奇异的神秘气息。特别是环境氛围的描绘渗透着鬼气。沉郁的土地，黑森森的、莽苍苍的原野，充满着“原始的残酷”和“生命的恐惧”。而第三幕还出现了阎罗王、判官、牛首马面、青面小鬼以及死者的鬼魂，这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冥幽世界。对于这样过分玄秘的环境描写，我们认为，不应该一律加以抹煞，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其中仍然跃动着作家的反抗热情以及对黑暗的憎恨，它有着积极的东西。鬼气森森的原野，象征着现实的黑暗和残酷；冥幽的幻觉世界的恐怖情景，也多少反映出现实世界的“重重压迫”。鲁迅在评论《何典》时说：“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做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鲁迅：《〈何典〉题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395。可以说，《原野》中冥幽的幻觉世界也有某些现世相的神髓。仇虎对阎罗不公的控诉就是对现实世界不公的控诉，而他对阎罗世界法律的揭露也正是批判着现实世界的法律。作者采用这样的非现实的描写手法，是借以反映被压迫者痛苦万分的心声，使之发出悲痛欲绝的哀号，写出那现实压迫的残酷和横暴。同时，作家也意在塑造一个“不相信天，不相信地”的不屈服的“反抗的灵魂”。曹禺说，《原野》“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乱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农村里，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作家为了突现仇虎“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悲剧气氛，极力渲染了环境的残酷和恐怖，以象征黑暗势力的强大，这样，也就使仇虎的悲剧有一种不得冲出重围和不可摆脱的历史真实的意味。
但是，一个处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还用幻觉的描写来反映现代阶级斗争的主题，以非现实的形象来描写现实的阶级关系，这确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矛盾现象。问题是作家为什么会陷入神秘。有人说，作家好像是“追求一种戏剧气氛”，也有人说是重蹈《雷雨》的覆辙。这些说法，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造成《原野》神秘象征色彩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作家对现实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
从特定角度上说，戏剧是一种更集中更突出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矛盾的艺术形式。剧作家一旦进入创作，必然面临他提出的矛盾并给予回答和解决。而在作家提出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体现着作家对待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曹禺在《原野》中面临的是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个被压迫农民向着恶霸地主复仇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作家意识到这场冲突的尖锐和迫切的性质，也意识到被压迫农民的痛苦和反抗的情绪，也觉得农民应该有一条好的出路。但是，好像作家啃不动这样一个题材，他不明确这个社会矛盾的全部性质，也不明确矛盾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也不知道这个社会矛盾的解决的道路和方法。还由于作家对这场冲突没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因此，他虽然提出一个现实性很强的课题，却在许多方面落入唯心的解释；对一个可以深入开掘的冲突，却又始终不得深入进去。在对待这个社会矛盾上，深刻地暴露出作家矛盾犹豫的态度和苦闷心理。他把自己反抗的热情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都一起注入《原野》之中了。
在对待仇虎复仇的问题上，作家就处于一个矛盾的心境里。在作家看来，一方面认为仇虎复仇是焦阎王的残酷迫害逼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把仇虎复仇杀人看做是违背农民本真的变态的行为。一方面看到仇虎怀着深仇大恨只有复仇这条路；另一方面又看到复仇并不能解决问题。作家把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行为搅得复杂起来。第二幕里金子和仇虎的一场争论很能说明问题。金子和仇虎准备逃走，她梦想去那“黄金子铺的地方”，但是，她痛苦地向仇虎提出，“为什么我们必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到得了呢？”“为什么偏偏是大星呢？难道一个瞎子不就够了。”金子认为大星是无辜的。尽管她不愿意再同大星生活下去，但她认为大星还是个好人，是不该杀的。仇虎却辩解说：“我要她（指焦氏）活着，一个人活着。”似乎只有杀大星才能给焦氏一个狠狠的报复。可是仇虎又不忍心杀害大星，他们从小是拜把弟兄，他也知道大星并没有责任。但为了要报两代冤仇，他又非杀死大星不可。于是，仇虎便设法激起大星的嫉恨，诱使大星先动手，然后再杀死大星。似乎这样便减轻了责任。仇虎果然杀死了大星，但杀人之后，他又产生了恐怖和自责，陷于心理的痛苦和内心谴责之中，以致幻觉里出现大星紧跟着他的恐怖情景。作家就是这样把一个现实的课题，搅入一种不可思议的抽象的道德动机的纠缠之中，单纯地用心理的分析去说明这样一个阶级复仇的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但是，人物的心理应该具有真实的原因和现实的根据。由于作家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观察仇虎的复仇行为，又脱离开社会根源孤立地对待这样尖锐的社会冲突，反而使一个明确的社会行为成为毫无现实逻辑的行动，越说越说不清楚。抽象的人性观点和心理分析变得模糊不清，捉摸不定，从而陷入神秘的五里雾中。
《原野》和《雷雨》从外部看来都具有神秘的色彩。但是，《雷雨》的不同之处，在于作家抱着对宇宙里斗争的主宰不可言喻的憧憬去描写一个他烂熟的人物和环境，尽管蒙上一层神秘的纱罩，却处处展示着现实的真实关系。《原野》是作家面对着自己生疏的人物和环境，对于尖锐的冲突作着唯心的解释和说明。当一个作家既不熟悉又不能深刻理解自己描写的对象时，又怎么能指望他从题材中提炼出新颖而深刻的主题，怎么能塑造出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因此，当他处理仇虎复仇的悲剧命运时，他一方面对这个悲剧人物充满着深挚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生活感受，他不知道仇虎悲剧命运在现实生活中该是怎样发展，他看不清仇虎的出路。积极探索仇虎命运的热情和苦闷交织起来，突出地暴露了他世界观中的固有的矛盾。使作家在一个不熟悉不懂得的描写对象面前加重了他困惑不解、苦闷徘徊的纷乱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