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位剧作家在中国剧坛上出现了，他就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曹禺。
当曹禺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文学季刊》上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在《雷雨》被搬上舞台之后，曹禺连同他的《雷雨》一起驰名剧坛了。过了两年，他又发表了《日出》。这样，曹禺就以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青剧作家的战斗姿态活跃在进步的话剧战线上。
一个只有23岁的大学生，写出《雷雨》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这确是令人惊异的事情。人们自然会提出，为什么曹禺这么年青，就写出这样成熟的作品，难道真是天降其才吗？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曹禺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经过，就不会感到神秘莫测了。我们不否认曹禺个人的才能，但是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才气，天才必须经过琢磨。曹禺写作《雷雨》，看来好像一举成功，而实际上却经历了一个琢磨的过程。他不但经历了时代斗争风云的洗礼，也经受了他生活环境的试炼和陶冶。“五四”的革命文学给他以丰富的营养，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使他得到良好的文学造诣。特别是他自己曾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准备。
现在，让我们粗略地探寻一下曹禺创作《雷雨》之前所走过的足迹。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家里一共只有四口人，我父亲，后母，还有一个哥哥。四个人，就有三个抽鸦片的，就是我不抽。到17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家庭就逐渐地破落了。”胡受昌：《就〈雷雨〉访曹禺同志》，《破与立》1978年第5期。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早年曾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就学，后留学日本，进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做过官，但是他却喜欢诗文，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他性格软弱善感，时而牢骚满腹，倒像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他对子女相当严厉，有时在饭桌上就教训起他们来，这使曹禺感到害怕。曹禺回顾他的家庭时说：“我生长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得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朴园逼蘩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这种令人郁闷的家庭生活，使他从小就对封建家庭秩序产生一种厌恶感和窒息感。
说到曹禺的父亲，就不能不提到天津一个封建官僚买办的大家族——周家。据说，曹禺的父亲和这个显赫一时的家族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周家最著名的人物是周学熙，1912年他在袁世凯的政府里做过财政总长，曾经参加袁世凯同五国银行签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的卖国借款合同，但没有多久就下台了。周学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凯的势力进行工业投资。这样，就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首的工业财团，如唐山的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耀华玻璃厂，直到天津的华新、中天等厂，都属于这个官僚买办财团的控制范围。
曹禺的父亲也是属于这个财团的人物，但他的投资并不多。由于他和周学熙的一位兄弟有着较多的诗文交往，再加上经济联系，就使他和周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了。曹禺因此有着许多机会接触和观察这个官僚买办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个大家族的许多人和事，进而甚至熟悉这个财团的兴衰荣枯的变迁情形。曹禺正是从自己的家庭以及像周家这样的封建买办家庭的生活中，感受到封建制度的黑暗，萌生了憎恨旧社会的火炽般的激情，产生了“万恶的旧社会，必须破坏”的思想。
同时，曹禺对这些人和事的了解，就成为他后来进行创作的生活源泉。曹禺说：“我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今天我们常讲的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而是我那时所接触、所了解到的生活。我对自己作品所写到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个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所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曹禺谈〈雷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像曹禺自己的家庭以及周家这样的封建官僚买办家庭，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它的演变是有着典型性的。尽管曹禺说他写《雷雨》、《日出》时，对什么是阶级、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不很清楚，但因为他对这封建官僚买办家庭的人和事非常熟悉，他真实地描写了他熟悉的生活，就使他的作品反映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来。
曹禺的童年，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时间度过的。这个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夺了革命果实，在民国的旗帜下，推行的是反动的独裁统治。伴随政治上的反动，文化战线上也出现了尊孔读经的逆流。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里新兴的话剧运动，原是生气勃勃的，创作并演出了像《黑奴吁天录》、《热血》、《秋瑾》、《共和万岁》、《爱国血》等紧密为革命斗争服务，具有鲜明政治思想内容的剧作；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在复辟倒退的逆流中却逐步堕落为迎合低级趣味的“文明戏”，演出像《西太后》连台本戏那样窳败不堪的东西。周恩来同志曾批判过这种逆流，指出那些充斥于新剧舞台的剧目，既无“纯正之宗旨”，又无严肃之内容。往往“率尔操觚”，“藉一二之滑稽词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他还指出，在表演上也是“拾人牙慧”，“背诵陈文”，“诙谐又不出诨科丑态”。他说，这些“文明戏”是“借新剧为护符，行卑鄙之实事”，全然陷于泥沼之中了。参看周恩来：《吾校新剧观》，《校风》1916年9月第39期。
曹禺开始读书，是家里请来私塾先生，每天念的是那些腐朽枯燥的四书五经之类的书。他的父母还不算十分顽固，当他念过了“学而时习之”这些教条后，还可以溜进家里堆放旧书的房间里，找一些“闲书”来读。有时，他的父母还介绍一些他们认可的小说给他看。这样，就培养了他最初的文学兴趣。于是，他读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镜花缘》等，还读了晚清的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他说，“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拼杀一下”，可见这些小说对他的影响。当时，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说部丛书十分流行，他也找来阅读，由此也接触了西欧的文学作品。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还在童年时代，他的童稚的心灵中就播下了热爱戏剧的种子。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抱着他到戏园去看戏了。天津，当时作为全国的第二大商埠，荟集了北方著名的剧种。因此，他不但看到京剧，还看到不少地方戏，如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等。他有这么多的机会看戏，就使他得以观赏到一些著名艺术家的表演，如谭鑫培、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余叔岩、刘鸿声的京剧，还有“秦哈哈”表演的文明戏。他们精湛超绝的艺术表演，使曹禺入了迷，使他懂得了，“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
有时，他从戏园看戏回来，便情不自禁地同书房里的小朋友模仿着扮演起来。有时按着剧情故事表演，有时就干脆自己编排，总是惹得塾师出来干涉才罢。无疑，戏剧成为他童年时代的强烈爱好，他甚至想要当一名演员。他回忆说：“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童年播下的种子，后来终于结出了果实。他接触到这么多中国戏曲，使他于潜移默化之中领受到中国戏曲的民族风格及其编剧艺术的特点，这对他后来的话剧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1922年秋天，曹禺进入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读书。可以说，南开中学是曹禺从事戏剧事业的摇篮，为他后来终生从事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开中学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按照英美的教育模式办学的，但在长期实践中也逐步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这个学校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参加课外的学术、艺术、体育活动。在南开中学历史上，使之引以为骄傲的是周恩来等革命先驱曾在这里学习，并领导了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奠定了南开中学的革命传统。
曹禺的中学时代，正是五四运动之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历史阶段。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蓬勃发展，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党所领导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给曹禺以重大的影响，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作家。
当时，南开中学所在地天津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都在南开中学引起过强烈的反响。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师生立即组织了“南开中学五卅后援会”，并演出戏剧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曹禺热情地参加了这些宣传活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激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南中周刊》发表文章，声讨段祺瑞反动政府枪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对当时教育总长“不惟丝毫不动于中，而反为政府通电，话之为暴徒”的行为痛加谴责。事隔两年，在曹禺担任编辑的《南开双周》1928年第1期上，还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语录作为纪念。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制造了枪杀我同胞和外交人员的流血事件，校刊立即发表《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济南事件的意义以及我们的自觉》等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使年青的曹禺看到反动统治的黑暗，共产党人英勇牺牲献身解放事业的精神，更使他心中升腾起反抗热情，加强着改变社会的责任感。
他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说：“在学生时代，有几件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些关系。一是李大钊同志的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在《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页上印着特大的黑字标题，下面详细地描写李大钊和他的同伴们从容就义的情景。那段新闻文章充满了崇高、哀痛的感情，使人感到一种不可抑止的悲愤。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再一件，就是在初中三年时的一个同班同学给我的影响。他的名字叫郭中鉴，平常不苟言笑，但他使人感到亲切、诚恳。他当过我们的班长，说起话来便滔滔不绝。那时我很小，不太懂得他讲的道理。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成熟了的‘大人’，不平凡的。有时，我从他身旁偷偷望一下他记的老师讲课的笔记。那字迹写得十分挺秀，整齐得惊人。他是我们班上功课最好的学生。到高一下学期，春天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我读高二时，他被捕了。听说北洋军阀严刑拷问他时，他表现得很坚强，一直不屈。这个人没有对我说过几句话，但他影响了我。那时已经听说这种人叫做共产党，我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这一种不怕强权、不顾生死、决心要改变社会的人。”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鼓舞他运用戏剧的武器积极参加“改变社会”的斗争，对他后来进行话剧创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私塾进入学校，使得他在童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文学和戏剧的兴趣，得到一个较好的发展机会。南开中学为学生的课外活动提供了比较自由的园地。学校里有各种社团，如摄影研究会、美术研究会、文学会、新剧团、旧剧社以及学术研究的社团，有的社团还办了一些刊物。教师和职员也参加到这些社团中去，或指导学生开展活动，或直接作为普通的成员。曹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为一个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他既是文学会的成员，又是南开新剧团的演员。他在文学会曾负责图书股的工作。这个文学会办有《文学》半月刊。可惜的是，这些文学刊物都难以找到了。他在《南开双周》担任过戏剧编辑，他和另外一位同学在张彭春老师指导下共同编辑戏剧专栏。经过他们编辑发表的两个剧本，一个是独幕剧《压迫》（碧郎作），一个是《疯人的世界》（死钟作）。这两个剧本对旧社会的黑暗均有不同程度的揭露。曹禺说，他在写作《雷雨》之前，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翻译过一个独幕剧、几篇莫泊桑的小说。曹禺也很喜欢诗，他还是一个新诗的作者。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是两首抒情诗：《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这些诗篇，虽然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但却绽露出他的诗人气质和艺术才华。他的诗具有细腻的抒情特点，也很善于刻画诗的意境。或凄惋清冷，或恬淡幽静，显示着他的文学修养。
这些诗，也表现着他早年对诗的一种理解。他说：“我曾经说过我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当时我对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诗是一种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我自己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可。”曹禺：《简谈〈雷雨〉》，《收获》1979年第2期。这两首诗，都带有这种“超脱”的意味。我们不妨把《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抄录如下：
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
古城啊，古城，
这般蕴藏着怅惘，
这般郁积着伤心，
今夜凄淋的雨打着
摇曳的灯，
水泻的泥路上彳亍着一个
落漠的行人。
我仍冒着冷雨
送你归去，
你明晨便将无踪无影。
古城啊，古城，
苍苔盖满了颓墙，
土径铺润着青茵。
今夜呜呜的湿风吹着浙沥的雨，
送你飞越溪畔，又穿过荒林。
你便这般悄悄地离开这里，
明朝只有睡柳号着凄音。
古城啊，古城，
日后墙外不飞袅袅柳絮，
日后楼头不见纸鸢轻影。
这夜半
枝头的湿花滴沥着
凄伤的泪，
便飘飘地沾埋污泥，
又投入流水伴你长征。
明晨熹光斜照一堆
残颓的花，
你已无踪无影。
（载《南开双周》1928年3月第1期）
《南风曲》是一首长篇抒情诗，更具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情调。它写了一个村童的梦境。在晨光中，林野静默，云峦安谧，草香迷人，绿茵酣适。南风吹来了，送来湿土的香味，山野静悄悄，村童渐渐熟睡。“吹得睡灵儿出了躯窍，吹得睡灵儿飘飘摇摇。”于是他梦见一个柔媚美貌的洗衣少女，纷披的长发，雪白的裸足，漫歌着抑扬的村调。村童心灵“不自主的飘渺”。他被这情景迷住了。但是禅寺的钟声却惊醒了他的梦境，不由得使他痴想癫狂。可是眼前只剩下“残花”、“土冈”，伴随着那单调的钟声“当当……当当”。《南风曲》如作家所说，确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在这些诗中，我们看到他早年受过纯艺术观的影响。
曹禺在南开中学的课外活动中，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南开新剧团的活动。这对他后来从事戏剧创作有着决定意义的影响。曹禺说：“我写戏，大概是因为我爱看戏。一个人能终身从事一个事业，须要热烈地爱他的行业。”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可以说，他在南开新剧团的活动中培养了自己热爱戏剧的事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