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长篇小说有着它广阔的空间和规模，它既有着散文的叙述，也有着戏剧性的场面和对话。像巴金的《家》，虽然在时间上并不是拉得很长，但是空间的规模仍然是舒展的。而巴金的写法往往采取对逐个人物给以集中刻画的手法，有时一章就写一个人物的活动和心理。而有些事件就透过人物的交谈介绍出来，如觉新和梅芬的爱情经历，都是琴等人交代出来的。戏剧要求高度的集中，人物不能太多，时间和空间都受到限制，而且它要通过对话表现矛盾冲突，因此，改编起来就十分困难。它不但要把叙述的变成戏剧的，即使原来的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和对话也要加以改造。我们不妨以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为例，分析一下作家是怎样进行这种戏剧加工的。在原著中，关于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描写，分散在第三、四、十、十一、十二、十六、二十六章中。直到鸣凤死后，还有一章写了觉慧的梦，梦到和鸣凤相聚谈情。小说中关于他们的爱情描写，是从爱情的萌发直到悲剧结束。是发展的、渐进的，但又是分散的；同时，又都是叙述的、心理的。曹禺为了不冲淡主要线索，把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在第二幕第一景中作了集中处理。这样使矛盾冲突更为强化了，不但没有削弱原著，反而增强了悲剧效果。首先，他删略了爱情的过程，如小说第三章觉慧对鸣凤的单独的思恋，还有第四章鸣凤在静夜中感叹身世以及对觉慧的爱情寄托，都略去了。其次，对小说中虽然是较好的爱情场面和对话，因不适宜于戏剧的表现而割舍了。如第十章觉慧为鸣凤折梅初次谈情的场面就没有吸收进来。曹禺一开始便把他们的爱情的悲剧冲突突现出来。一个爱得热烈、大胆而急切，他要喊，他要告诉人；一个爱得深情、沉郁而凄恻，她迷惘，她怕这场梦给毁了。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觉慧感到“我们中间并没有甚么障碍”，而鸣凤却清醒地知道，有着“在上面的人是看不见的”障碍。因此，不得结合的悲剧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的热恋之中。紧接着便把周氏和克明的谈话穿插进来，透露出冯乐山把鸣凤要走的不祥的消息。这就使他们的悲剧发展紧张起来，造成悬念。当他们看到人走了，还满怀喜悦抒发着他们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的爱情理想时，悲剧厄运已经降临在他们头上。这样，他们愈是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就愈发突现着他们爱情的悲剧性。作家正是在这样的戏剧情势的转换和对接中，造成强烈的悲剧效果。而在小说中，觉慧是从鸣凤和婉儿的谈话中知道冯乐山要娶小的消息，而且鸣凤被选中的事，也不像这样紧密相接，自然就不会产生这样强烈而紧张的戏剧性了。通过舞台暗转，伴随着满天的乌云，阵阵的闪电，鸣凤再出现，好像已换了另一个人，她沉郁阴暗的神情，表现出极度的痛苦和绝望。她和婉儿谈话，于沉静中暗示她死去的决心。而紧接着便是鸣凤和觉慧的会面。对鸣凤说来，这是一次死前的诀别；而对觉慧来说，他只是感觉到她异常的表现，但他还蒙在鼓里。这场戏是作家格外设计的。作家着意透过这戏剧性的诀别场面，刻画鸣凤生的渴望、爱的极致。她宁肯去死，也决不愿意给自己爱的人“添一点麻烦，添一丝烦恼”，而盼着他“一生一世地快活”，“勇敢，奋斗，成功”。这样，就把这个爱情悲剧推向高潮，推向一个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诗意境界。作家并不就此结束，继续把悲剧冲突引向纵深，鸣凤两次去找觉慧，都因他赶写稿件而拒绝，使她不得于死前倾吐心中的千言万语，含着满腔冤痛，甚至连想“看你一眼”的机会也没得到而含恨死去。关于鸣凤和觉慧的爱情悲剧的改编，作家不但根据整个剧情的发展给予恰当的篇幅，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按照戏剧化的要求加以集中。而在矛盾冲突上却给予有层次的强化处理，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删削补充和改造。即使对话也没有照搬，而是重新设计了富于动作性而又抒情的戏剧台词。
《家》改编的创造性，还表现在它的风格上。它使我们永远能够把它同小说的《家》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单是因为体裁不同，重心不同，在艺术风格色调上，它都是属于曹禺的。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说，“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巴金：《沉落集·序》。。小说《家》的风格是热情而坦白、单纯而明朗的。它绝少艺术上的雕饰，也并不需要含蓄和象征。而剧本《家》，结构严谨绵密，人物刻画细腻深邃。它的语言生动、紧凑而富有诗意的情致和散文的韵味，它给人的印象是含蓄隽永，是一种剪不断的脉脉诗情，是一种说不尽的悲怆的暖意。
曹禺曾这样谈过他对《柔蜜欧和幽丽叶》的感受：“应当说，我不推荐这个戏！我觉得它并不能代表莎士比亚。我一直认为，莎士比亚的艺术高峰，是他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瑟罗》）和《雅典的泰门》。那才是壮丽、深邃而浩瀚的。在这些剧中，莎士比亚道出了他对人生及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及控诉。对于邪恶的势力，冷酷的人情，万能的金钱，他的厌恶，是不可遏止的，通过艺术形象而震撼人的灵魂。然而，与此同时，道德、理想的美好也还是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闪着光辉。”曹禺：《〈柔蜜欧和幽丽叶〉前言》。我们不妨借用曹禺这席话，我们认为，《家》也并不能代表曹禺的艺术高峰，真正代表他的剧作是《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这三部剧作标志着他解放前现实主义剧作的发展道路和最高的成就。
自从曹禺改编过《家》以后，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创作。直到1946年4月，我们才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看到他写的另一个剧本《桥》。它连载于该刊第一卷第三期（第一幕）、第四期（第二幕第一景）、第五期（第二幕第二景）上。十分令人惋惜的是，作家没有把这个剧本写完。但是，从已经发表的这两幕看来，显示着作家于动荡的斗争年代中思想的进展，同时，表现出作家在努力开辟新的题材领域，进行新的艺术探索。
在抗日战争中，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垄断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对民族工业实行兼并吞食的政策。作家围绕着一个民族工业懋华钢铁公司被官僚资本兼并摧残的过程，揭露了官僚资本的罪恶，提出了民族工业出路的课题。也表现了广大的愿意献身工业的爱国的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徒具热情而毫无作为。何湘如，就是一个官僚资本家的形象。他“弄钱的本领超于一切”，是很有一套手腕的。在他周围麇聚着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的人物，为他效劳卖命。他“进则官退则商”，亦官亦商应付自如。在台上，他利用权力“压迫与他的利益冲突的事业”；在台下，依然横行无忌，可以全然置法令于不顾。他利用懋华缺乏资本的困难，依恃其金融资本的威力，把手伸进懋华。逼退了原董事长，夺得董事长的地位。但他绝不是要振兴工业，而是借此增殖自己的财富。作家虽然还没写完，但已勾勒出这个官僚资本家贪婪恣虐的性格。《桥》还塑造了民族工业家和几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总经理沈蛰夫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民族工业家。他曾经雄心勃勃，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工业，并且“立志要迎头赶上，与外国的企业争个短长”。但是，正如作家所说，“在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资金不足，工业技术标准不够，管理人才的缺乏，帝国主义工业与买办银行的压迫，国内商业资本的跋扈，政府无保障工业的决心，官僚们从而掀风兴浪，帮着洋人的工业来摧残……这一切一切使他苦恼、懊丧，甚至于失望”。透过这个民族工业家创办企业的辛酸历史和现实，可看到作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也揭示了民族工业不得发展的真实原因。沈承灿，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他是沈蛰夫的儿子，钢铁厂的副厂长。这是一个具有坚毅性格和进取精神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留学美国，掌握着专业知识，聪明能干，还有着献身工业的事业心。作为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他身上还呼吸着时代的进步思潮的影响，在他“心灵深处藏着一种永不磨灭的爱自由、爱真理的天性”。作家写他脚踏实地，尊重工人，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充满务实的朝气和毅力，把钢炼出来。他希望“看见第一次列车在四川第一条铁路上开行”。为了事业，他宁肯和爱人容熙暂时分手，并鼓励她去专攻音乐，“打开中国音乐的大门”。他批评大学毕业生古恭宪不应当轻视“庄稼人”，他认为“只要告诉他们、教他们、接近他们，他们都可以成很好的工人”。他还说，“我们有根基，我们更要跟着最低的人学”，“你必须跟领班合作，跟工人打成一片”。在一次事故中，他身负重伤，表现了他的忘我牺牲的热情。显然，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形象。就作家倾心塑造这样一个在时代潮流中前进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来说，这不但是作家的一个生活发现，更寄托着作家的进步的热情和要求。他还刻画了吴天长、古恭宪等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家揭示了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写得性格鲜明，也写了他们在时代潮流中前进的脚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未完成的剧本，无论就作家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都产生了可喜的变化。如果把沈承灿和方达生的形象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是憧憬光明，而是竭力在时代的潮流中朝着进步的方向要求自己了。这个剧本在艺术上也有着新的探索。在《桥》以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位作家把炼钢工业写进作品中，更不用说搬上舞台。他写得颇有气势，把一个大工业的规模和背景描绘得很有气魄。宏大的场面和火光熊熊的炼铁情景，被作家生动地层现出来。像这样一个揭露官僚资本的剧本，即使写完，也很难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得到演出的机会。从作家表现的这个生活侧面来说，他对黑暗的统治是越来越愤慨了，而对现实生活的课题也思索得更加深刻了。
1946年2月，这是抗战胜利不久，当时正值为实现政协决议而斗争的气氛中，政局还不使人绝望。正是在这样一个使得善良的人们怀着希望的日子里，他和老舍应邀去美国讲学。在重庆，文协为他们举行了欢送酒会。茅盾、巴金、阳翰笙、何其芳、刘白羽等出席了酒会。在这个会上，曹禺发表了即席讲话。他希望在此行中能做到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新文化是怎样艰苦地产生的，了解新文艺运动的成就。他说，吃牛奶黄油的外国人是不了解吃草的中国作家的。他幽默地说，他们见到老舍先生就会明白中国作家的生活和环境。他接着说，他很不喜欢有些人，首先怀着写给外国人看的写作态度，结果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写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写自己熟识的人。最后，他富于风趣地结束了这席话，说，“带了哈巴狗去周游世界。回来仍然是哈巴狗。我不知道我回来后是不是哈巴狗？”黎舫：《“文协”欢送老舍曹禺》，《文联》第3期，1946年2月5日。在这个讲话中，表现了作家对祖国的深挚的爱和高度的民族自信心。他把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和成就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但是，当他一踏上美国的国土，祖国天空中的一层层阴霾浓云就卷了过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这样，“在美国，他要说的话，他要呼喊的声音，都不免因此低沉暗涩”。他在美国停留还不到十个月，便悄然回国了。他思念着祖国，他关怀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美国的日子里，他既“惊奇那现代式的生活”，但更“觉得自己有什么力量比人更强，那就是对人生固执的信心，它使自己感激，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分量”梅朵：《记归国的曹禺》，1947年2月12日、14日《文汇报》。。他在解放战争的炮火隆隆声中回来了，祖国在迎接着他的忠实的儿子。他依然用笔去为催促新中国的胜利诞生而战斗。
在“戡乱”的反动政治空气中，作家写作越来越困难了。1947年，他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他满怀激愤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世界，仍然是汉奸横行，流氓打手为非作歹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层的人民过着被压迫被蹂躏的生活，这是一个好人没有活路的世界。他呼喊着“起来争个是非”，同反动势力“争个你死我活”。他还表现了人们对阳光的渴望，渴望着“大地洒满了阳光”，渴望着“艳阳天”。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号角声中，曹禺毅然从上海飞往香港，他的心早就飞向了解放区。在香港地下党的妥善的安排下，他和马寅初、叶圣陶等登上一艘北欧船，终于冲破重重黑暗，到达烟台，踏上了解放了的祖国大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回顾曹禺解放前的创作道路，他面对着黑暗现实，苦闷，探索，追求。他呼唤着“雷雨”，他盼望“日出”，他终于盼到了明朗的天，看到一个阳光灿烂的祖国。由此，又揭开了曹禺崭新的生活一页，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新的创作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