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金子并不是在哪里都会发光的。秦叔宝和程知节这两块足赤纯金在王世充手下就一直蒙昧黯淡，归顺唐朝以后，才真正露出闪烁耀眼的万丈光芒。他们加盟大唐以后，李渊做出了一项相对于他本人来说很糟糕的决定：“上使事秦王世民”。派他们两人跟随听命于李世民。“素闻其名”的秦王早就知道这两人一身本领，厚礼待之，封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一秦一程自此以后变成了秦王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为李世民后来通过政变获得帝位起到了极大作用。和李密当年标榜炫耀自己组建的“可当百万军”的八千名“内军”部队一样，李世民也亲自挑选了千余精锐骑兵，组成了一支特种部队——玄甲队。顾名思义，玄甲就是身穿黑衣黑甲。这支人员素质、战斗技能、武器装备都超一流的精英部队就是由秦叔宝、程知节等人负责统领的。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对二人的信任程度。
两员猛将的降唐其实只是王世充人才流失噩梦的开始。其后，郑军多名骁将因“恶世充之为人”而弃王就李：骠骑将军李君羡、征南将军田留安、勇将罗士信等人都率领自己的部下投降了唐军，令王世充实力大损。那时，郑人降唐好像是一种流行风尚，“偷渡”的郑国兵民都把目的地设定为唐朝，史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王世充将帅、州县来降者，时月相继。”
见大家络绎不绝地离去，王世充慌了神，他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早晚会变成光杆皇帝，便加重了对逃亡的法律制裁，规定只要家中有一人叛逃，则叛逃者全家无论老幼全部杀死（一人亡叛，举家无少长就戮）。为了遏制逃唐者，王世充出了个很馊的点子，倡导鼓励大家互相监督揭发，规定父子、兄弟、夫妻间相互告发的可以免死。这种“划清界限”的疯狂残酷做法，现代人似曾相识，并不陌生。在提倡“窝里斗”的同时，王世充还出台了“邻居连坐法”，“使五家为保，有举家亡者，四邻不觉，皆坐诛。”
这个太过分了，只要有一家人跑了，其他的四家人全部活不了。见过不讲理的，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但白色恐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效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像杨广当年屠杀造反者一样，造反队伍不是越杀越少，而是愈杀愈多。王世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这就是恶性循环的道理。既然跑一家杀四家，那干脆一家和四家一起跑，一个也杀不着。这种“逃逃不绝”的现象最后恶化到了“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的程度。连出城砍柴都要控制樵夫人数，实行行政审批。农民子弟刘海要是生在那时候，估计是没得机会出城“砍樵”了，因为“樵票”紧张啊！不知道那会儿洛阳城里有没有倒卖“樵票”的“黄牛党”。太多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去让王世充对谁都不信任，后来，他的手下将军出城作战，都要把家属留在宫内当做人质。这招很绝，意在警告他们，如果想一去不回头，那你全家人都会变成没头的，一个人净身出户吧！
皇帝做到这种一盘散沙、兵叛将离的程度，就像是现今某些歌唱选手把“英国首都在哪里”的素质考题答成是巴黎一样，也是很有幸才能碰到的。
王世充能力太次，无法有效管理好一个由众多高知人士组成的团队群体，这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他的心思不在治理国家上，而在防范别人背叛他。裴仁基父子就是他疑心病下的牺牲品。
裴仁基、裴行俨这对勇武父子在李密兵败后被迫投降了王世充。刚开始王世充很重视他们，对二裴敬重有加，封老子为礼部尚书、儿子为左辅大将军。后来，由于裴氏父子在军队系统内的威望太高，王世充便渐渐开始猜忌他们。在任何朝代，一旦被皇帝猜忌上了，当事人只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主动向皇帝递交辞职书，以办理病退、停薪留职、告老还乡等由头请求放弃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另一种是突然向皇帝打黑枪，将皇帝“黑掉”，剥夺皇帝当皇帝的权力。否则，就不单是“猜忌”那么简单了，迟早会“猜忌”变“忌日”的。军方背景深厚的裴氏父子决定采用“另一种”处理方法。他们私下联络了朝廷内多名大臣，准备“谋杀世充及其党，复尊立皇泰主”。但由于保密工作没有做好，导致消息提前泄露，结果一干人全被王世充杀死并诛灭三族。这起未遂政变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皇泰主杨侗的死亡。王世充的哥哥王世恽对弟弟说，裴仁基等人之所以谋反，就是因为皇泰主还活着的缘故，不如早些除掉皇泰主，永绝后患，于是杨侗成了这次“事故”的次生灾难遇难者。
裴氏父子死亡后，王世充手下能拿得出、顶得住的名将已基本损失殆尽，他离灭亡的日子越来越近。
武德三年六月，唐高祖李渊将收拾王世充的洛阳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开始和众臣商议攻打王世充之事。王世充闻讯后，加强了洛阳守备，从下属各州镇选拔骁勇之士集中到洛阳，准备和唐政权进行正面抗衡。
公元620年七月，李渊下达命令，“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正式吹响了进攻洛阳的集结号。这次十几万东征大军是关中的最精锐主力部队，尉迟敬德、屈突通、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刘弘基等勇将悉数而出，跟随李世民杀往洛阳。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屈突通。由于历史原因，他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洛阳城内。李渊问他：“今欲使卿东征，如卿二子何？”
面对皇帝“你的两个儿子怎么办”的提问，屈突通的回答气冲霄汉、掷地有声。他说，我过去作为阶下之囚时是理当被处死的，但陛下不但释放了我，还对我“加以恩礼”，那时候我就在内心发誓，“期以更生余年为陛下尽节”。如今正是报效皇帝的时候，“二儿何足顾乎”！
在屈突通心里，家事第二，国事第一。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也只能这么回答了，总不能说：慢，先别打，等俺走后门把儿子捞出来后再打吧！人很多时候的言不由衷是可以理解的。
唐军从关中出发的二十天后到达了洛阳西边的军事重镇新安（今河南新安县）。新安自古就是中原要塞，地处函谷关要塞之东，是屏护洛阳的西方门户，离洛阳只有七十余里。“诗圣”杜甫名垂青史的《三吏三别》中的《新安吏》即写于此地。李世民以此为基地，开始了这场被后人列进“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次战争”的洛阳大会战。
拉开唐郑大战序幕的第一场战争的地点是慈涧。慈涧位于洛阳西侧不远处，是进围洛阳的重要通道，要想直达洛阳，就必须先拔除这个据点。李世民将首战慈涧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从王世充那儿投靠过来的大将罗士信。
罗士信出道很早，军龄很长，出名很早，是个十四岁就出来混事的“红小鬼”。他和秦叔宝曾经是同事，最早时都在隋朝名将张须陀手下从军。张须陀见罗士信年纪太小，“疑其不胜甲”，总是不让他上阵实战。罗士信见部队首长竟然怀疑自己承受不住一套盔甲的重量，特别生气。
某天，他特地“被重甲，左右鞬”。穿上两副盔甲，挂上两壶箭支，飞身上马，在首长面前表现了一番。隋时，骑兵穿戴的盔甲都是重装铁甲，两副至少有好几十斤重。小小年纪的罗士信却“穿重若轻”，灵动自如，张须陀既惊奇又高兴，立即将其招为自己的侍卫。后来罗士信随张须陀到处征战，每一回都表现不凡。有次在山东打仗时，敌人正在布阵，罗士信突然单枪匹马冲入对方阵地，连杀数人，并割下其中一人的首级抛往空中，再用长矛接住，然后用长矛顶戳着那颗人头，在阵前高声挑战。结果，“贼皆眙惧无敢亢”，没一人敢接招。小罗有一个很残忍的“爱好”——搜集人的鼻子。他在战场上每杀死一个敌人，“辄劓鼻纳诸怀”，把阵亡者的鼻子割下来纳入怀中，回营以后按照鼻子的数量报功。一个鼻子一条命，他的功劳是有无数个鼻子堆起来的。那么多鼻子，也不恶心鼻涕。
幸好割的是鼻子，要割的是耳朵，就是“罗纳耳多”了，球迷们会有意见的。
从此，“罗纳鼻多”成为名震天下的少年猛将。他跟着张须陀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凡战，须陀先登，士信副，以为常”。这对“黄金搭档”到处赶场子镇压农民起义军，获得军功章无数，隋炀帝杨广还曾特地“遣使图须陀、士信阵法上内史”。就是派遣宫廷御用画家专门深入前线，将两人的作战实况画出来，然后带回皇宫供皇帝观赏，有点类似现在的连环画。这相当于隋朝中央媒体的现场采访，规格已经是高无可高了。
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猛将一样，罗士信的从军经历也是曲折坎坷。张须陀死后，他跟随了裴仁基，裴仁基投降瓦岗后，他又变成了李密的部下，李密和王世充决战时，罗士信拼死力战，身负重伤，被王世充所擒。王世充因其勇猛，没有杀他，而是“厚遇之，与同寝食”。后来罗士信见王世充对李密的降将邴元真也同样“厚遇之，与同寝食”，觉得很受侮辱。因为在他眼中，邴元真是个品行低劣、卖主求荣的龌龊小人，故此，罗士信开始“耻与世充为伍”。
而直接将罗士信推向李渊怀抱的是一次“夺马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