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着，刘文静跟裴寂铆上了，这样子的“散打”，文乎乎的裴寂明显干不过气呼呼的刘文静，经常被刘文静欺凌羞辱，两人因此怨隙越来越深。
大家都很熟悉反映男女典范合作的那句话：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站着一个女人。而对刘文静来说，是一个死亡男人的身边总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中的郡守王仁恭一样，刘文静这把茶壶也配了N多茶碗，家里妻妾成群，大小老婆们整天争风吃醋，茶碗碰得叮当响，吵得“一地头毛”。作为茶壶，刘文静总有偏好，这个满点，那个浅点，似乎正常不过。可是，“满招损”啦，看着别人满满的，那些浅的就很生气，其中有一个失宠的小妾格外地生气，决心要狠狠报复刘茶壶。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某月某日，刘文静和同在朝廷任职的弟弟刘文起在家中喝酒。借酒消愁愁更愁，酒到深处时，刘文静“拔刀击柱”。当然，柱子是自己家的，即便是把房子砍倒了那也是“砍责自负”，不算损坏公私财物。这本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情，但问题是刘文静手在动作，嘴也没停着，他边砍边骂：“会当斩裴寂首！”
赶情这哥们儿是把柱子臆想成裴寂的脑袋了。本来这种在家里关门意淫发泄一下情绪的事情是无人知，没人晓，但刘文静在酒桌上只盯着酒壶，忘了自己的茶壶，他旁边伺候酒席的女服务员就是因失宠而长期碗底朝天的小妾，这个小妾把他当天的言行详细记录在案。
不巧的是，这一时期，刘文静家中出现了一些貌似怪异的反常现象，具体是什么怪异，没有资料可寻。但我推测一下，也无非是灯烛无端熄灭、门窗自动开关、头皮突然发麻、夜晚噩梦不断之类。搁现在，这些现象都可以用科学知识很好地加以解释，但那时候，“德赛先生”中的“赛先生”还没萌芽，社会思想比较蒙昧。刘文静认为一定是屋内有妖，于是他和弟弟搞起了迷信，找来了巫师在家中嘴衔利刀、披头散发地作法，希望籍此驱赶妖魔。可惜事与愿违，他不但没赶走子虚乌有的妖魔，反而招来真真切切的灾祸。那个服务员小妾觉得打碎茶壶的时机到了，她将这些“情报”添油加醋一番后告诉了自己的哥哥，说刘文静在家中诅咒皇帝早死，密谋造反，让哥哥去朝廷告发刘文静谋反。
李渊接到线报后，马上成立了由裴寂、萧瑀担任组长的“刘文静谋反”专案组，二人对刘文静进行了“两堂会审”，询问案件具体情况。此时，刘文静不可能想到他会因此事件而掉脑袋，根本没拿审问当回事，他没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辩解自己并无谋反之心，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酒后说了牢骚话，也承认了自己对主审官裴寂的嫉妒和不服。他说起兵之初，自己当司马，裴寂做长史，两人地位相当，而现在是裴寂坐直升飞机，越飞越高，自己却驾驶潜艇，愈潜愈低。裴寂高官大宅，而同为起义元老，自己却“官赏不异众人”，老母亲在长安还是无房户，“风雨无所庇”。
刘文静说的也确是实情。但他似乎是个政治白痴，在皇帝个人基本能决定和主宰一切的唐朝，他对皇权缺少敬畏，间接向皇权挑战，只能说他太“‘唐’吉诃德”了。细细分析一下，他睥睨裴寂，其实就是对李渊不满。裴寂的府第是李渊给的，裴寂的帽子是李渊给的，裴寂的一切都是李渊给的。刘文静的眼红、嫉妒、不服气的后面，隐藏着对皇帝李渊赏罚不明、厚此薄彼、缺乏原则等一系列不满。所以，他在得罪了裴寂的同时，也得罪了裴寂的“把子”。从整个事件来看，在这起可大可小的案件中，李渊一开始就决定舍小取大。因为案子本身涉及到裴寂，他不仅不让裴寂回避，还派他去当主审官，这是明摆着授意裴寂公报私仇，把案子“做大做强”，放倒刘文静这个挑衅的“小强”。
当审讯笔录摆到李渊的面前时，李渊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引导口吻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
仅凭一个从醋坛里爬出来的小妾的一面之词，就断定一个开国重臣有谋反之心，可以肯定李渊是揣着明白，假装糊涂。此时，我真想像某记者提问美国总统一样，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问一下唐朝总统阁下几个问题：
刘文静谋反的动机是什么？
他靠什么谋反？
用牙咬还是拿头撞？
同谋还有谁？
争天下夺皇位这么大的事，总不至于独来独往，一个人拎着一把杀猪刀就冲出来了吧？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刘文静不知道，从他睥睨裴寂那天起，从他自怀中推开那个小妾，他就已经踏上了黄泉之途，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目的地，除非李渊。而这个惟一能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人，却恨不得批给他一辆私家车，恨不得送给他一双轮滑鞋，让他快去别回。
尽管李渊希望众臣附和他的话把，但并没有人支持刘文静谋反论，专案组组长萧瑀和老臣李纲“皆明其不反”。秦王李世民更是反应激烈，他连续上表，力陈刘文静之功，指出其虽因待遇问题屡发怨言，但“非敢谋反”，请求父皇网开一面，赦免刘文静。
满朝文武只有一个人希望刘文静去死，这个人就是裴寂。
裴寂装着一副大公无私、忧国忧民的样子对李渊说，刘文静这人“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
在这节骨眼上，裴寂是使了黑招的，他先是故意无限夸大刘文静的才华，说他才情天下第一，然后又无限放大刘文静的危险，讲他性格粗暴凶险，让李渊觉得，假如这个人不得死，自己将来一定不得活。
裴寂的一番话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如果说李渊对已被推上绞刑架的刘文静杀与不杀还在徘徊的时候，裴寂的这句话等于踢掉了放在刘文静脚底下的垫脚石。因为李渊向来对裴寂是“言无不从”的。史书也证实了裴寂对刘文静案件的决定性影响：“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
不久，刘文静和他的弟弟刘文起一起被斩首处决，死时五十二岁，比李渊小两岁。临刑前，刘文静伤感地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意思是谴责李渊过河拆桥，残杀功臣。
这句源于伍子胥的名言，西汉的名将韩信也曾经说过，不过刘文静和韩信当时所处的情况迥然不同。说李渊故意清洗功臣言不符实，因为彼时的唐朝还是群虎争霸的时代环境，李渊虽有统一全国的雄心，但是能否如所愿，他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的割据势力都不容小觑，仅江南的萧铣就“胜兵四十余万”。再加上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杜伏威以及其他多如牛毛的小集团，李渊要想扫平全国，差不多需要灭掉多达一百万的地方军队，而李唐自己也就三四十万作战部队。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李渊不可能敢牛皮哄哄地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能“解放全中国”。
可以说，斩首刘文静那会儿，正是李唐急需用人的时候，像刘文静这样智勇双全的大将，完全称得上是大唐宝贵的国家财富。而一贯聪明、精明、开明的李渊却在这种敏感时刻执意要杀掉一名战功卓著的国之大将，实在让人猜不透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近来有史家学者认为，这是李渊故意敲山震虎，警醒李世民，因为刘文静一直是“二公子系”的人。
本人认为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不切合当时实际。当时唐朝还处在打天下的阶段，丝毫看不出大一统的势头，政治斗争的土壤还没有生成，李渊和他的儿子们正处在父子同心、同仇敌忾的黄金和睦时期。而唐初的李世民，绝对是李渊手上不可或缺的一把屠龙刀，如果失去这把利刃，对唐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李渊没有任何理由针对李世民搞小动作。综合各方资料得出，要真正找到令人信服的李渊“黑掉”刘文静的原因，恐怕还得对更多的历史资料进行“补充侦察”。
从刘文静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分析一下，可以得出，刘文静死在牢骚太盛，死于不懂得自足。“牢骚太盛防肠断”。可惜刘文静早生了千把年，没机会看到这句诗，不然的话，对诗自检，也许会豁然而悟，避免肠断、颈断、头断的命运了。
人要自足才能长乐，刘文静功利心过重，和他的名字严重不符，他从一个劳改犯成长为开国功臣，应该抱着对生活感恩的态度，不就是比裴寂低一品官阶吗？不就是月薪比裴寂少几千块吗？想想自己当初在太原大牢里连“牢”骚都不敢发的惨淡生活，还觉得天堂遥远吗？刘文静的凄惨结局对现代人的生活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在功利面前，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漠然视之，淡然处之。
在这场刘裴博弈中，裴寂以其所处的特殊宠位，不露痕迹地“做”掉了刘文静。他是一个完胜者，他完全可以对睥睨着他的老同事刘文静说，唐朝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归根结底是我的。
可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是李世民。七年后，唐朝确实变成了李世民的个人财产。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即给刘文静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并将裴寂罢官流放。不久，裴寂就郁郁而终。这很有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有意替自己的爱将报当年冤死的一箭之仇。
善恶到头终有报。裴寂，他是一个口袋里装着欠条的人，他的死是还债，因为，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只是没想到的是，刘文静的两个儿子刘树艺和刘树义并不领李世民的恩德，在唐政府批准刘树义袭爵父亲鲁国公称号，并赐予他可娶公主为妻的崇高荣誉的情况下，两兄弟仍然对父亲的枉死耿耿于怀，最后刘树义竟与哥哥刘树艺一同策划造反，结果被双双被诛杀。
刘文静被杀后，李世民很受伤，但他无力阻止，只能内心伤悲。对他来说，确实失去了一个得力干将，不然，这次东征刘文静肯定会出现在战场上。刘文静死后一个多月，趁着黄河结冰，李世民率领三万唐军踏冰过河，屯驻在柏壁，与宋金刚相持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