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化进程看，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个数由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也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
从20世纪80年代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陆续展开，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开发区的普遍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高速发展。城市经济辐射面增强，城市的中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多年来的城乡分割局面被打破。
1979年到1991年的12年间，全国共新增加城市286个，相当于前30年增加数的47倍，平均每年新增15个城市。到1991年末，城镇人口增加到31203万，比1978年增长809%，平均每年增长58%。城市化率达到2694%，比1978年提高9个百分点。
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达607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
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由1949年的43平方米增加到230平方米。
在建国前三十年里，人口的提升速度是惊人的。1978年的人均居住面积比1949年人均居住面积还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排在全球170位以后，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我们走过的是重生产、轻生活的计划经济时期，加上人口的超速增长，这一切造成了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但是，到1978年，中国终于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到工业国家的过渡。
到了1998年，中国启动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国有单位全部停止实物分房，实现住房货币化分配，房屋成为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制度的改革，使住宅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
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1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421%。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比上年增长755%。
2010年前5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02亿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225%；商品房销售额158万亿元，同比增长384%。
即使如此，由于中国的城市家庭新增户数从2000年的700多万上升到2008年的约1100多万，但每年市场化竣工的住房却大约只有500多万套，这导致了一半多新增家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实现居者有其屋，就必须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做支撑。这同时也是未来30年房地产行业高速成长的基础。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一定有个过程。谁先获得产权房，谁最后解决产权居住，这个过程靠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首先必然解决的是城市居民的住房改善，也就是各类形式的拆迁改造，以及满足因18亿亩耕地红线濒临突破的用地需求。
这个过程只能通过商品房拆迁安置补偿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换言之，实际是商品房的购买者在补贴城市人群的住房改善之梦。
这一次我们又启动了公租房建设。公租房建设是解决新城市人口初始居住问题的最好方式。当然，这也要一定的过渡期才能实现。而每年1500万～1800万的新增城市人口，也不可能靠公租房解决全部人的住房问题。市场租赁仍旧会是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方式。
寒号鸟的悲惨与“房奴”观
小学课本上有著名的《寒号鸟的故事》：
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石崖前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
几阵秋风，树叶落尽，冬天快要到了。
有一天，天气晴朗。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衔回来一些枯枝，就忙着垒巢，准备过冬。寒号鸟却整天飞出去玩，累了回来睡觉。喜鹊说：“寒号鸟，别睡觉了，天气这么好，赶快垒窝吧。”寒号鸟不听劝告，躺在崖缝里对喜鹊说：“你不要吵，太阳这么好，正好睡觉。”
冬天说到就到了，寒风呼呼地刮着。喜鹊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在崖缝里冻得直打哆嗦，悲哀地叫着：“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第二天清早，风停了，太阳暖烘烘的。喜鹊又对寒号鸟说：“趁着天气好。赶快垒窝吧。”寒号鸟不听劝告，伸伸懒腰，又睡觉了。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漫山遍野一片白色。北风像狮子一样狂吼，河里的水结了冰，崖缝里冷得像冰窖。就在这严寒的夜里，喜鹊在温暖的窝里熟睡，寒号鸟却发出最后的哀号：“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天亮了，阳光普照大地。喜鹊在枝头呼唤邻居寒号鸟。可怜的寒号鸟在半夜里冻死了。
小学课本的文章，很少有人不懂，但是，对于如何获取住房，我们却少有人懂得保障房，确实属于政府的保障范围，而不是开发商的责任。但是，80后中有些年轻力壮的人，却把保障房，特别是廉租房和公租房作为努力的方向，这种追求与打拼奋斗的同龄人差距实在太大了？
市场租赁，在目前的租售比极低的局面下，不是难题。而廉租房居住的群体，一般是城市低保人群和残障人士，80后总不能与低保人群争夺廉租房吧？
实际上我很欣赏“蚁居”在北京唐家岭的大学生们，他们并不沉溺于抱怨。和曾经在郊区奋斗了很多年的“浙江村”村民相比，“蚁居”并不是最差的居住条件。“浙江村”的村民后来不少都成为了富豪。谁说“蚁居”的大学生将来就不能获得不亚于“浙江村”村民的成功？
我们再来看保障房当中与80后最密切相关的公租房，60平方米，3～5年的租约，但住过公租房，80后如果还想获得产权房，还是只有一个形式：商品房。那么，指望公租房会解决永久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还有经济适用住房，会被80后工薪阶层获得吗？尤其是私营企业，哪家私企会走集资建房的路？哪家企业会给工薪阶层的打工者以产权住房的待遇？
限价房，在北京CBD拆迁补偿已经普调至15万元/平方米后，还能大建吗？答案也显然不言而喻。
我们不缺掩耳盗铃之辈，但是我奉劝这些人，即使你是顾头不顾尾的鸵鸟，也要顾现实。
谁也不想降低生活的水准，但是依靠工薪收入，还要保持高消费，还要满足虚荣心，还要住大房，有车，又要子女的教育私立化，这些到底靠什么才能去满足？我劝这些人还是放弃不必要的虚荣心吧！
80后们只有像更多的“蚁居”族，像新时代的浙江村村民，靠自己的奋斗才是有希望的。
绝大多数的80后是理性的，他们致力于自身的充实、自身的奋斗。他们不靠啃老，也不沉湎于抱怨，努力创造，他们靠世人与市场的承认，努力达成个人的成功与富裕。
剩下沉湎于网络谩骂的80后还有多少？我想至多不会超过1000万。占中国总人口14亿的比重是多少？71‰而已。如果只沉湎于网络漫骂，不去思考究竟如何奋斗的话，也许他们最终的命运只能靠救济生存。
买不上房怨不上开发商，更没资格怨丈母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