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15日，也就是光绪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丧事还没来得及办，大清国的真正的主人——慈禧太后也猝然离世。
慈禧七十四岁生日这一天，她心情还不错，也吃了不少东西，按照慈禧原本的身体，这些都不成问题，但是自六月患了腹泻症以来，慈禧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个生日为她带来了些麻烦，连续六天的庆贺，慈禧每天都吃喝玩乐，而此时她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承受了。
太医院的大夫记录下了慈禧病情加重的过程，10月30日，张仲元、李德源、戴家瑜为慈禧诊脉，脉案为：“皇太后脉息左关弦缓，右寸关较前稍平。肠胃未和，寅卯辰连水泄三次，身肢力软。总由肺不制节，水走肠间，脾运迟慢，是以食后嘈杂等症未减。”
11月7日，吕用宾为慈禧太后诊脉，并记录下了当时的脉案：“皇太后六脉均见数象，寸口微浮。头痛目倦，心中超辣难受，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种种病情，皆由胃气不将、表感不清、湿热蕴结所致。”
11月14日，张仲元、戴家瑜为慈禧请脉，脉案为：“皇太后脉息左寸关至数不匀，右部仍躁。肝气冲遂，胃燥不清，以致时作咳嗽，顿引胸肋窜痛。口渴舌干，精神异常委顿，小关防多，胃纳太少。”
11月15日，张仲元、戴家瑜记录下了慈禧最后一次脉案：“请得皇太后六脉已绝，于未正三刻升遐。”
外务部的大臣在15日这天早晨就照会外国使馆，通告了光绪的死讯以及溥仪继承大统的事实。其实早在几天以前，朝廷的军队就已经进入警戒状态，准备镇压由于皇帝驾崩可能引发的民间骚乱，以及由于慈禧皇太后薨逝而引发的任何组织的武装起义。这次军事部署规模十分强大并且细致，有两支部队作为预备队驻防在北京的各个据点，另有二十支宪兵分队派往各个外国使馆，阻止人们接近。当然，这次军事部署也只是军机处未雨绸缪的准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骚乱发生，这些部队并没有什么差事。那些保护使馆的部队也接到命令：“万一皇帝陛下驾崩，他们可以接受使馆的支配。”
慈禧在离世之前新任命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已经命令各省督抚继续管理好地方事务，不得在政事上有任何波动，并且传令全国，为过世的光绪皇帝服丧百天，而朝廷之内也将守孝三年。对于慈禧太后的薨逝，除了隆重的丧葬礼仪之外，朝廷并没有任何表示。这就说明，慈禧生前虽然拥有对朝廷乃至整个大清朝绝对的统治权，但历史上，她留下的名号还仅仅是个太后，并不是像武则天一样，是个帝王。
整个北京城已经肃穆起来，市容已经大变，所有红色的东西都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肃杀的蓝青色。当天的《纽约时报》这样评价这个现象：“这里的百姓今天晚上得知了皇太后的死讯，虽然他们绝不是容易动感情的人，但还是被他们国家强大统治者的死所深深感染了。”
紫禁城内盛大的祭奠仪式已经开始，北京城里的外国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这种奇特仪式。此时，大量的讣告也已经发往全国各地，各使馆也将清朝皇帝和皇太后去世的消息发出去了。
对于大清的子民来说，慈禧的离世带给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庆幸，因为在他们看来，慈禧老佛爷将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不停地割让着，使得这个国家几乎成了外国人的中国；戊戌变法本来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线生机，他们既看到了一个以国家自强为己任的皇帝，又认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自强的发展之路，然而这一线希望很快就被慈禧抹杀掉了，她不仅杀掉了英勇无畏的“戊戌六君子”，还将一个为国事尽心尽力的皇帝囚禁起来……虽然光绪帝已经在之前的一天死去，但慈禧的死还是给百姓带来一丝欣慰，他们眼中这个“祸国殃民”的“老佛爷”终于不能再出卖自己的国家了，也不会再压榨自己的臣民了。实际上，国民对慈禧的印象只有这些想象出来的可能性，慈禧与国民的接触少之又少，只有庚子之变时的“西巡”给了接触国民的机会，此外慈禧对于外面的世界的陌生程度，相当于她对颐和园和紫禁城的熟悉程度一样深。
而在大臣们看来，慈禧的离世带给他们更大的困惑和麻烦，他们接下来的任务会更重，因为这个朝廷之中，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下达命令的人了，但国事还是需要继续。
新上任的摄政王和两岁的皇上，显然不能在短时间之内取代慈禧太后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慈禧在这些大臣们眼中，并没有百姓眼中那么惹人诟病。因为这个女人毕竟不算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有着超乎常人的冷酷和坚定，她对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与此同时，她比一般人尤其是一般女人拥有更强的控制权力的能力。几乎所有人跟她沟通，都必须先通过她手下的心腹大臣、太监和亲信，她一直被这帮人包围着，显现出了无限的尊贵和强势。然而，她又是那么富有才华，她能写能画，天性幽默，她所说的俏皮话不时在宫廷内引起哄堂大笑。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老的她对身边的人和事开始越来越宽容，对很多原来不会妥协，并且事无巨细要管的事情，也开始妥协了。所以她的死，会让这些大臣们心里有一丝难过。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位美国女画家为皇太后的画像描述，这是慈禧太后留给西方人的印象：
慈禧甚至允许一位美国画家为她画肖像。这位美国画家名叫凯瑟琳·卡尔。她在清国皇宫内居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和宫里的居民们一同生活。她还出版了一本书来描述她在清国皇宫内的所见所闻，在这本书里，她把皇太后说成是一位“非常面善的女士，容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脸上永远带着一位胜利者自得的微笑”。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她说的就是那位令人生畏的皇太后本人。
“她穿着一件皇家专用颜色——明黄色的长袍，上面栩栩如生地编织着紫色的藤蔓，还镶嵌着大量珍珠。她的长袍是满族样式的，有些部分从脖颈拖延及地，一排翡翠纽扣从右肩一直扣到长袍的褶边。长袍用一种爽挺、明亮的丝绸做成，穿在一件同样长度、同样颜色但比较柔软的夹袄外面。在右肩起第一枚纽扣处，挂着一串硕大的珍珠，有十八颗之多，并且珍珠和珍珠之间用璀璨剔透的绿宝石隔开。在这枚扣子上同时还挂着一颗淡红色的宝石，有两束丝绸做的黄穗从宝石上飘落而下，穗尾是两颗好看的圆球。”
尽管“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后人还是总喜欢评说历史，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想必是骂名滚滚的人物，但是，后人又不得不承认她的非凡之处。
慈禧是中国帝制时代极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尽管她与武则天在执政功绩上不能相提并论，但其影响是不相上下的，她以干练政治手腕维系着清廷的绝对权威。在她当权时期，能够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尽量抵抗清朝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的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虽然她的所作所为并不值得称颂，但是这与当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情况有关，并不能归咎于慈禧一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国内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民间反抗势力带给清朝政权巨大的威胁和压力，慈禧太后能够重用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具有一定能力的大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庚子之变后又实行新政，这些举动都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在慈禧执政的四十八年中，她始终严于政务，自己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使是在病中，也依然尽心尽力于朝政，她努力维系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也正是因此，近代中国才得以免予陷入割据乱局。然而历史上对慈禧的负面评价显然多于正面的评价，她残忍狡诈，在夺权过程中，她处死三位亲王（载垣、端华、肃顺）；她害死与自己同时掌管朝政的东太后慈安，又发动甲申朝变，驱除异己；为了维护她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不允许光绪帝有一丝一毫的“忤逆”，戊戌政变之后，还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并严格控制他的言语和行为，又生生逼死光绪的宠妃珍妃……她确实不够仁慈，很多事情都足以显示她心狠手辣的一面。
她的铺张浪费也令人气愤。北洋海军建立得艰辛至极，她竟然挪用大量军费重修颐和园，这最终成为甲午海战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用十三年的时间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使之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耗资巨大，这更凸显出慈禧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她对守旧大臣的信赖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维新变法被慈禧扼杀在摇篮中，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政权建设的举措也都随之夭折在摇篮中。
功过是非都是后人的评价，历史依然向前，往事与曾经叱咤风雨的人们一起，灰飞烟灭了，然而它们会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