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之说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吴郡、丹阳、吴兴为三吴。《通典》及《元和郡国图志》并同。又以义兴、吴郡、吴兴为三吴。《郡国志》同。郦道元注《水经》云：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东为会稽，后分为三，号三吴，即吴兴、吴郡、会稽也。按《晋书》：咸和三年，苏峻反。吴兴太守虞潭，与庾冰、王舒等起义兵于三吴。时冰为吴郡，舒为会稽，则是吴郡、吴兴、会稽为三吴矣。安帝隆安三年，孙恩陷会稽，刘牢之遣将桓宝率师救三吴。及陶回为吴兴太守时，大饥，谷贵，三吴尤甚。回开仓赈之，不待诏及，割府库军资以救乏绝，一境获全。诏会稽、吴郡依回赈恤。据此则与《水经》合矣。又《虞潭传》：苏峻反，潭为吴兴太守，诏加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事。孝武帝宁康二年，太后诏曰：“三吴奥壤，水旱并臻，宜时拯恤。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全除一年租。”以此两事考之，则义兴固在三吴之外。而太后之诏，亦不在三吴之数，岂一时称谓，初无定说，抑史传各有详简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计六郡，而称五郡，潭自为吴兴，增督五郡，盖丹阳其一也。桓宝救三吴者，以孙恩既陷会稽，遂逼吴中，故云。今当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国志》别说为正。
陆广微《吴地记》，以金陵为中吴，鄂州为南吴，武昌为下吴，即三吴也。《地理指掌图》：“三吴，今苏、润、湖州。”亦据吴、丹阳、吴兴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吴县西北九里，唐避讳曰武丘。先名海涌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吴地记》云去吴县西九里二百步。遥望平田中一小丘，比入山，则泉石奇诡，应接不暇。《吴越春秋》：“阖闾葬此三日，金精为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县志》云：“秦皇凿山以求珍异，孙权穿之亦无所得，其凿处遂成深涧。今剑池，两厓划开，中涵石泉，深不可测，为吴中绝景。王元之、张敬夫皆有铭。”晋？王珣《虎丘铭》曰：“虎丘先名海涌山。山大势，四面周迴，岭南则是山径，两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吴地记》云：“虎丘山绝岩耸壑，茂林深篁，为江左丘壑之表。吴兴太守褚渊昔尝述职，路经吴境，淹留数日，登览不足，乃叹曰：‘今之所称多过其实，今睹虎丘逾于所闻。’斯言得之矣。”顾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云，深无藏影。卑非培塿，浅异棘林。路若绝而复通，石将断而更缀。抑巨麓之名山，信大吴之胜壤也。”御史中丞沈初明等游山赋诗，并书屋壁。梁郡守谢举有《虎丘山赋》。宋？何求及二弟点、胤，陈？顾越，唐？史德义，并隐此山。绍兴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书堂存焉。旧有东西二寺，即王珣别馆，皆在山下。山半大石盘陀数亩，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于此说法，号千人坐石，他山所无。白莲池、虎跑泉亦生公遗迹。陆羽泉即藏殿侧石井。试剑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楼、真娘墓，皆有古人赋咏。
旧称虎丘为王珣宅，未审所据。王劭《诸州舍利感应记》：“虎丘山寺，其地是晋司徒王珣琴台”，是矣。
三江，《史记正义》曰：“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下文：于分处号“三江口”。此三十里太近。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三百里当云二百余里。于其分处号三江口。顾夷《吴地记》顾野王《地理志》同。云：“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水经》云：“松江自太湖东北流径七十里，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称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别为三江、五湖。庾仲初《扬都赋》注：“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证《禹贡》之说。
吴王阖闾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吴败于槜李。《左传》谓阖庐伤将指，卒于陉。《史记》乃谓败之姑苏，自是夫差败处。《史记正义》谓姑苏、槜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误。又吴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此语亦当云报槜李矣。
姑胥台，台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苏者，盖吴音声重，凡胥、须字皆转而为苏，故后人直曰姑苏。隋平陈，乃承其讹，改苏州。以《吴越春秋》、《越绝》二书考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苏，则胥、苏二字，其来远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变。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庐之多态。澎浪为彭郎，小孤为小姑，诗人借景作情，不宜坚索故实。
牡丹近数曹、亳，北地则大房山僧多种之，其色有夭红浅绿，江南所无也。
白樱桃生京师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樱之甘硕。福建、江西、广东深山中有畲民，同于猺獞，不与平民相接。
有作工于民家者，食之阶石，不以人礼待之。其人射鸟兽，种麦，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别山，官府不能制，有数种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人可鱼，晋时谓之昆仑，即蛋民也。海船用以守缆，恐为鱼蟹所伤。
高丽、日本之间，海中有釜山，为往来之中顿。海道无程，而顺风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贸易者曾有顺风行五日至长岐岛者，故知其国去宁波五千里。
日本海中有鱼，与人无异，而秃首有尾，通番者谓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国海面五千里，而禽鸟有来去者，望见海船即来，息力于樯篷，倦不能动，或施之以米，或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国，彼人谓之东京。其间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见天星，海水有一处高起二三丈如槛然。凡有东京贩者，而日本人为驵侩，则中国货贵，若日本居货以待东京人之来则贱也。日本入操场练兵必以夜，盖灯火整，乱易见也。其教艺处不令中国人见之。
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日本之东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关以拒之。倭人精于刀，且不畏死。登岸则难敌，而舟甚小，故汤和立法，于海中以大船冲沉其船。
二
唐肃宗撤西北边兵平内贼，代、德遂以京师为边镇。明弃三卫亦然。
明于金陵、关中、洛阳无不可都。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预建宫殿于三百年前，天也！
陆广微《吴地记》云：“宋时苏州田租三十万。”王圻《续文献通考》云：“南宋江南水田每亩租六升。”明洪武年，凡淮张之文、武、亲、戚及籍没富民之田，皆为官田。《宣德实录》载太守况钟疏云：“苏田以十六分计之，十五分为官田，一分为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百二十万也。建文曾减之。燕王篡位，悉复洪武之制。后又渐次增之至二百七十万。苏之田租虽重，其逋负时有蠲赦。民谣曰：“朝廷贪多，百姓贪拖。”万历末年，上司恐州县横征，揭榜令民纳至八分，不许复纳。
宋之漕法，积于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凶馑处，转运使得以转移其间，民以不困。蔡京改为直达，以济徽宗之妄费，而漕法始变。
明之军卫，仿唐府军之法，其后官存而军丁渐消，遂无实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兵，而军卫之屯田如故，徒为不肖卫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
明都于燕，海运最为便利。《元史》载，海运之逋负，少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须选近海为官丁乃可，陆地之人谈海色变，不足与言。
捕勒鱼处当兖、济之东，海运之半道也，何独于北半道而难之！
铸钱有二弊，钱轻则盗铸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烦扰。重则奸民销钱为器。然红铜可点为黄铜，黄铜不可复为红铜。若立法令民间许用红铜，惟以黄铜铸重钱，一时少有烦扰，而钱法定矣。
禁银用钱，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权于上耳。以求赢利，则失治国之大体。
中国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积气，天主教人于万历年间至，始言气无千古不动者，以望远镜窥之，皆小星也，历历分明。
西人云，望远镜窥金星，亦有弦望。夫月借日光以有光，故有弦望。金星自有光，不仗日光，不知何以有弦望。
武侯木牛流马，古有言是小车者。西人有自行车，前轮绝小，后轮绝大，则有以高临下之势，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马乎？而坎曲折，大费人力也。
西人测五星，谓近地二十度，虽晴时亦有清濛气，星体为此气浮而上登，不得其真数，须于此气以上测之，又须有次第，乃正。如木、水、金前后相次而行。欲测金星，先测木星在何处，俟其西行至某度，乃于其度测水星，又于水星上测金星，乃不受清濛之混，诚良法也。
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西人医道与中国异，有黄液、白液等名。其用药，虽人参，亦以烧酒法蒸露而饮之。西人之字，因人之语声而作之。其书名曰《耳目资》，唯谐声一门，非六书也。西人长于象数，而短于义理。有书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为至极而谤佛，又全不知佛道。
后世言历者必宗《元史》，以历书为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明朝郑世子之于乐亦然。余尝谓作《明史》，乐书宜以冷谦所作用于朝庙者为上卷，刺聚郑世子乐书之精义为下卷，后世言乐者亦必宗之同郭守敬矣。
世子于古人惟取管仲、子长之说，而极轻班固，荀勖以下不论也。自汉至宋，能历历详举其故，可谓异人。世子外祖何塘谓黄钟之体，本是一尺，乃度尺也。以度尺分为九寸，名为律尺，非有二也。此论既出，孟坚以下之醉梦皆醒矣。世子之学自何公开之。
世子谓汉人以度尺之九寸为黄钟，律短故乐高，最为有据。且出自世子，谁敢有疑！窃谓乐声之高，不始于汉也。男外阳而内阴，力壮而声下。女外阴而内阳，力弱而声高。故女之歌声高于男者二律，倚之箫而可证也。夏桀作女倡，乐声之高殆始于此。古之箫，即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长短作一排，形如凤翅，故《楚词》曰：“吹参差兮谁思”也。然管多而一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绎如？今之箫，乃古之龠，名异而体同。王褒有《洞箫赋》，不言其状，未知洞箫即龠否？
王子晋之笙，其制象凤，形亦如参差竹。《九歌》：“吹参差兮谁思。”王元长《曲水序》：“发参差于王子。”皆言笙。李善《注》则谓洞箫。
五音有二义，一者高下，二者类聚。高下者宫、商、角、变征、征、羽、变宫也。类聚，宫大而浊，商清而冽，角径而直，征文而繁，羽细而碎，此之谓类。聚其类以成调，故曰类聚。竹声惟有高下，丝声兼备二义。
今世以琴之第一弦为宫，非也，乃太律之征，林钟也。第二弦为太律之羽，无射也。第三弦乃为正律黄钟宫，故《国语》曰：“声莫大于征。”非谓正律征也。
唯作八音而无人之歌声，谓之徒奏；唯人声而无八音，谓之徒歌。徒歌曰谣谓此，非谓民谣也。旋宫至姑洗、仲吕则声高极，非人声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则兴到者随便为之耳。
明代之乐，冷启敬所作。声下而浊，其黄钟乃太律之无射，下于正律黄钟二律。朝天宫道士云：“凡用于郊庙者，以启敬之大蔟为宫，若如启敬之法，声如梵呗矣。”作者无过习者之门，道士所用，适是古之黄钟。所以房庶为伶人所侮而不觉。
革薄则声亮，厚则声雌。木、金、石薄则声下，厚则声高。议乐须学士与伶工共成之。学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讥，在虚心者，则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虚心者鲜则成偏见。郑世子博极群书，又甚习伶工之器，所以特绝。
乐者，声也。凡以算数言乐者，多拘泥，参差不合于律。郑世子二艺俱精，以算算乐，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书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笔稍芜，书繁，难于翻刻，得健笔径省其辞，存三分之一，庶可易传。
《考工》云：鱼胶黏，凡黏之类不能方。不能方，谓易翻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鱼之膘为之，未有用鼠胶者也。
《考工》弓体又上檿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远，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词，而唐人歌诗之法废。元曲起而词废。南曲起而北曲又废。今世之歌《鹿鸣》，尘饭涂羹也。
獶读猱伶盛于元世，而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獶伶实始于此。
宋时士大夫犹有起舞以劝酒者，自獶作而舞遂废。今所噉之烟草，孙光宪已言之，载于《太平广记》：“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噉之，可以解倦。’”则西域之噉烟，三千余载矣。
《史记》：乌氏倮，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比封君与朝请。巴寡妇用财自卫，为筑女怀清台。此用礼安富遗意，亦秦致富强之本教也。后世动破坏富家，诡云强干弱枝之计者，亦暴秦之不如矣。高欢问尔朱荣，闻公有马十二谷云云，以谷量马，乃边陲旧俗也。高允伯恭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合三十四人。其颂末曰：“昔因朝命，与之克谐。披襟散想，解带舒怀。此欣犹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犹摧。”亦后世敦厚同年之意也。东汉同举者谓之同岁生，见《李固传》。
周？李孝轨封奇章公。隋？牛引封奇章公。齐氏胄子以通经入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陵宋游卿而已。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颁赐群官。李文博云：“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妄受赏？”此与晋元帝所云：“此事岂容卿等有勋？”正可相合。
宋文帝欲犯河南，行人曰云云。太武帝闻而大笑曰：“龟鳌小竖，自顾不暇，何能为也！”宋时有龙虎大王，亦佳对也。
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贞，无可将者，而朱温、杨行密辈其下智勇如林。盖朝廷用卢携、王铎之流，其所举者李系、宋威耳。智力勇艺者壅于下，悉为强藩所用。
永嘉时事大坏，惟有南迁而已。王衍卖车牛以安众心，不久随司马越径去，弃其君于贼手。《世说》载之以为美谈，刘临川非有识者也。
宋文帝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范晔谋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骑郎，那不作贼？”此与唐武后之见骆宾王讨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皆绰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伟，却不可同年而语。
沈庆之议北伐曰：“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谋之，事何由济？”后颜峻曰：“今举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何得不败？”白面、黄头恰可相对。
刘歆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赋》以叹往事而寄己意。其乱曰：“处幽潜德含圣神兮，抱奇内光自得真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寄之去留亦可伤兮；大人之度品物齐兮，舍位之过忽若遗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颇似旷达，而为莽佐命，终致夷灭。视孙绰之赋，义正桓温，相去何啻霄壤！
宋真宗时知制诰周起患贡举之弊，建议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寺人，南宋立君必由权相，其国可知。刘琨经略远不及祖逖，东晋人绝重之，寻名不责实之故习。陶侃勤于职业，虚浮之士，不敢议之，功名显著故也。何敬容亦勤于职业，虚浮之士即大讥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后世亦颇忽其人。甚矣邪说之害正也。
汉？陈蕃曰：“期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于心。”唐？陆象先谓人曰：“贺季真清谈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是学蕃语。
骐骥得伯乐，而后脱盐车；青萍、结绿得薛卞，而后长价。然则伯乐、薛卞有功于良马、宝剑也多矣。二子名亦以是不朽，则良马、宝剑亦有功于二子矣。
北宫纯，凉州所遣以卫京师者也，于汉兵恣横时累挫其锋。陆氏不负晋，纯亦不负陆氏矣。
白敏中以李赞皇荐得入翰林，及为相，诋赞皇者甚力。吕惠卿以王荆公汲引得预政，所以摧害荆公者无所不至。三代以还，似此者指不胜屈。是可叹也！
黄雀，白龟、蛇鱼之类，犹知衔恩图报，况人乎！彼怀私罔上，负恩蔑礼者，曾虫鱼之不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