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季的一天，塔夫茨学院的大礼堂里布满了鲜花和彩带，欢快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这是又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维纳和他的同学们身穿长袍头戴学士帽，端坐在前排座位上。
典礼开始了，校长缓步走上讲台，热情洋溢地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肯定了毕业生在校几年的学习成绩，赞扬了他们勤奋好学的精神，并预祝他们在今后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现在颁发毕业证书。”随着司仪的宣布，毕业生们的心跳加快了。
“威廉·怀特。”
“南希·格林。”
……
“诺伯特·维纳，你以优异的成绩从塔夫茨学院毕业了，祝贺你！”
维纳兴奋得满脸通红，他跑上讲台，从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高高举过头顶……
毕业典礼上的喜悦是短暂的，接下去经常盘绕在维纳心头的是两大问题：我将来要做什么？我有成功的希望吗？维纳这么想并非自寻烦恼，现在这两大问题就摆在他面前。他虽然毕业了，但他只有14岁，这种年龄显然不适合他想干的工作，出路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求学。可求学选什么专业呢？按着维纳的意愿应该选生物学，这种选择主要出自于兴趣而不是能力。熟悉他的人都劝他别这么做，后来证明他们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对维纳的困扰更严重。从上高中的时候起，维纳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智力早熟问题，发现自己确实比同龄孩子的理解力强，但这除了使自己更自信外，没有不好的影响。上大学以后，“神童”这一光环变得更耀眼了，除了记者们经常打扰外，教育专家、心理学家也常以维纳的早熟与受教育经历为案例进行评论，这种评论文章往往使维纳感受到潜在的压力，从而更加增添了他的孤独感。特别是维纳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却未被选入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这一事实，使他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是由美国大学里品学兼优的学生组成的全国性组织。按维纳的理解，他的落选主要是因为成人社会对神童的怀疑，他觉得成人社会在排斥他、讨厌他，对他的未来缺少信任。这一切都使维纳感到彷徨和痛苦，在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自负和更强烈的自卑交织在一起。
维纳决定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动物学，父亲勉强同意了。这一决定部分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维纳当时不到15岁，他准备通过几年的努力拿到生物学博士学位。
哈佛大学开学了，研究院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组织学。维纳满怀热情地在野外的池塘、河沟收集水蛭，以备组织学实验之用。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维纳的组织学学得糟透了。他的弱点再次暴露出来：手脚笨拙、视力不佳、性情急躁。他既没有对纤细的组织进行精密操作的手工技巧，也没有适当处理复杂工作所必需的条理性。他打碎玻璃仪器，弄坏解剖切片，始终学不会按照精细的操作程序来把动物杀死，或把有机组织固定、染色、浸泡和做成切片，而这一切都是一个组织学者必须掌握的。失望的阴影袭上维纳的心头。
接下来的隐花植物学与比较解剖学，维纳也都学得不太好。他靠着良好的记忆力而不去记笔记；他倾向于加快工作速度，而不求精细；他对各种思想有相当快的洞察力，但却极其缺乏动手能力。他的实验工作糟得不能再糟了，他从来没法把手工劳动加快到与思想活动相适应的速度，或者把整理思想的顺序放慢，使之符合体力的要求。难怪他周围的人都劝说他不要再研究动物学或其他一切需要观察实验的科学。
维纳以生物学为终身职业的想法很值得怀疑，父亲决不允许他再做这种没把握的尝试，根据维纳以前学习哲学的成绩，父亲要求维纳无条件地改学哲学，并帮他向康奈尔大学塞奇哲学院申请了奖学金。
学生物学的失败与改学哲学的无奈，使原本十分苦闷的维纳心情更加沉重。然而这时新的冲击又到来了。
去康奈尔大学之前，父亲带着维纳拜访了蒂利教授。在谈话中，蒂利教授偶然提到他多年以前听到的一个传闻：说早年维纳家族出过一位名叫迈莫尼迪斯的哲学家。父亲承认听到过这个传说，并根据已经丢失了的家族材料推断，自己好像是迈莫尼迪斯的后裔。
维纳从未听过这个传说，更没听过迈莫尼迪斯这个名字，他马上去查百科全书，结果发现迈莫尼迪斯即犹太法学博士摩西·本·迈蒙，又名拉姆伯姆。他是一位定居在开罗的科尔多瓦人，苏丹·萨拉丁的大臣的私人医生，埃及犹太人的首领。他是一名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徒，他写的《困惑者指南》是一本传世之作。
这个传说所暗示的内容使维纳极为震惊，他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个犹太人。平日里他早已看惯人们对犹太人的歧视与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也影响着他自己，今天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被人视为瘟疫的犹太人，这种痛苦可想而知。许多年以后，他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不再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怯懦和自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