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要知道，傅奕也是一个牛脾气的人，他也不是好惹的，而且他的主张就是孝。他才不管你和高祖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么一说，傅奕就更来气了，傅奕说：“你还跟我讲《孝经》。你知道什么是忠？什么是孝？什么是礼？礼的根本就在于侍奉双亲，孝敬父母，侍奉皇上，这才是忠，才是孝，才是父子之礼，君臣之道。而佛不行君臣之礼，不事父子之道，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是无父之教，无君之教。你萧瑀这么讲，难道你萧瑀是捡来的呀，你不是父母生的、爹妈养的！我听说没有爹妈的人才这样，说的不是萧瑀你吧！”
这话说得萧瑀无言以对，只能合掌说“地狱就是给你这种人设的”。
傅奕一生都在反佛，萧瑀一生都在护佛。有一次李世民问张亮“卿既事佛何不出家？”一下子问得张亮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呆在那里不说话。这事本来跟萧瑀没关系，结果萧瑀自己没憋住，跳出来说“臣请出家！”李世民一看，呵！好啊，还真有往枪口上撞的，“准！”李世民说，“我知道爱卿一向喜爱佛法，今天既然提出来了，我也不能违背爱卿的意愿啊，准！”可是萧瑀根本就没想出家，他只是想替张亮出口气，替佛教争点面子，而且想着李世民不会同意。谁想到李世民“准”了。怎么办？过了一会只能硬着头皮出来说：“臣近来考虑，还不能出家。”
李世民勃然大怒：“萧瑀你想干什么，跟我开玩笑吗，你以为什么话都能随便跟我讲吗？你忘记你的先祖梁武帝是怎么亡的吗！朕告诉你，就是因为信佛亡的。你现在身处俗世却口中念佛，正邪不分，自己提出出家又自己否定，在朕面前变化不止，实在是有失国家大臣的体统。你还是好好回家想想吧！”李世民说萧瑀倾心佛教是有“亡国遗风”。
那么玄奘为什么要拒绝呢？志不在此。实际上玄奘终其一生都没有任过住持之职，受过住持之名，但他却在2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住持之能，住持之贤。不是不能，而是不想。他现在关心的不是做不做住持的问题，而是谁能解决他心中的烦恼。知识越学越多，问题越来越大，他发现他一开始接触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问题呢？佛性问题。
自从南北朝时期以来，中国僧人对这个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各家报出的方案也不太一样，答案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但是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降成本”，不断地降低成佛的代价，降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门槛。
一般说来，小乘要求比较高，成佛必须经过累世修行，积累功德，由量变达到质变。这就把很多人吓回去了。第一，太苦太累；第二，时间太长。很多人只知道有今生，哪有来世，只有这辈子，哪有下辈子。而且按照你这种方法那都不知道要到哪辈子，谁受得了。所以小乘的这种方法成本太高，收效太慢，不划算。有没有今生就可以见效的？有。大乘空宗说成佛不要求累世修行，只须皈依三宝，礼拜如来，就可以。三宝就是佛、法、僧，就是说你只要相信我这一套，就能成佛。到了后来成本就更低了，天台宗就提出“无情有性”的学说，说连没有感情的东西都有佛性，石头都能成佛，你说人能不能成佛？这就把成佛的可能和范围进一步扩大，降低了成佛的成本。华严宗更宣扬，进入佛国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立刻就可以成佛。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最便宜，也是最流行的。
佛性问题在玄奘时期主要体现为当、现二常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先有佛还是先有佛性的问题，有点类似于鸡和蛋的问题。当常认为先有佛，只有成了佛才有佛性。现常认为先有佛性，没有佛性你怎么成佛？所以当常与现常之争，即佛性始起和本有之辩。当常认为佛性始起，修行的目的在于成佛之后获得佛性。现常认为佛性本有，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有佛性，佛性与人就如同玉在石中一样，你要凿一凿，修行的作用就在于开显本来就有的佛性。所以到底有没有佛性，到底什么时候有佛性，是先有佛还是先有佛性，这就是玄奘的问题。
其实有问题的不止玄奘，但是恐怕只有玄奘在思考问题，也只有玄奘想解决问题。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成了阻力，对于有些人来说成了驱动力。而且问题到了玄奘这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玄奘的学习方式是遍求名师，学无常师。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续高僧传》的记载，玄奘在国内师从的高僧就有十二人包括景法师、严法师、空法师、道基、宝暹、道振、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也有说十三人，十三人说认为景法师和慧景法师是两个人。，学习的经论就有多部，比如《涅槃经》、《摄大乘论》、《毗昙经》、《迦延》、《婆沙》、《杂心》、《成实论》、《俱舍论》等等。所以这里面的矛盾体现就非常明显：
第一，宗派矛盾。首先大乘和小乘之间就有矛盾，其次大乘有宗和大乘空宗之间也有矛盾。而这些矛盾玄奘都有所学，比如《毗昙经》和《婆沙》就是小乘经，《摄大乘论》和《涅槃经》又属于大乘论。
第二，佛典矛盾。比如《成实论》和《俱舍论》之间就有矛盾。《成实论》讲“人法两空，一切皆空”，空到最后连自己都是空的，佛也是空的，信仰也是空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空的，反正一切都是空的，那这样还有追求吗？这样的追求还有意义吗？追求什么呢？追求也是空的。《俱舍论》又讲“法空我有”，我是真实的，法是空的。所以现在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搞不懂。
第三，各个老师之间的讲法有矛盾。即便是同一佛典，也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讲法不同。而玄奘最大的不同恰恰就是他没有固定的老师，其他僧人你可以说他是哪个派别的，哪个老师教的，哪个寺庙的，但是玄奘没有固定的派别，没有固定的老师，也没有固定的寺庙。他在净土寺出家，在空慧寺受具足戒，在庄严寺住过，在天皇寺讲过经，然后又在大觉寺学过经，所以你说他哪个寺院的和尚，都不是。而正是他这种遇到人就学，逮到机会就问，不懂就请教，遍求名师，广涉各种经论的学习态度使得他看到的问题更加广泛，矛盾更加巨大。
第四，同一本书之间也有矛盾。比如讲“佛性”的《涅槃经》就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东晋末年法显的六卷本，一个是北凉昙无谶的四十卷本，称为北本，一个是慧观、谢灵运等人在北本的基础上改编润色的三十六卷本，称为南本。这三个版本，每个版本内部都有矛盾，而且三个版本之间也有不同，那么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不知道。所以中国僧人在到底什么是佛性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遍求名师，广涉经论，学无常师的结果是各道“真气”全都会聚在玄奘的身上，但是不能相通，玄奘自己就成了一个矛盾综合体。当然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大师奠定了基础，什么是大师？“学无常师，谓之大师。”
既然有问题，玄奘便要解决问题。方法有三，第一，自己思考；第二，查阅经典；第三，找专家。但是专家也找了，经典也查了，自己也想了，“遍谒众师，备参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结果仍然是“莫知适从”。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本身就有问题，专家也各有不同意见，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原因”。
第一，传入问题，渠道不对。最初传入中国的佛教是西域佛教，而非印度佛教，教材也不是梵文原著，而是二手教材，这就有两层损失。首先，西域文字对印度文字的翻译，本身就有遗失，如果它带点错误和删改的话，你不就“将错就错”了吗？而且，汉文对西域文字的翻译又有损失，你自己再弄点错误，这就错上加错，请问这还是原文吗？所以这就是最原始的问题，中国佛教是已经西域化了的印度佛教，这就等于说用西域佛教去解释印度佛教，在西域佛教的基础上去理解印度佛教。这就好比说你用研究这个东西的研究成果去研究这个东西，请问你研究的是什么？到了后来，才逐渐有印度原版教材进入中国。所以这渠道就不对，教材引进就有问题，而且即便是梵文原版，是不是权威教材也未必，这就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
第二，翻译问题，方法不对。首先不可能不翻译。不可能让每个中国人都捧着一本梵文书，看不懂，也不可能让每个中国人都去学梵文，不现实。隋朝僧人彦琮就曾经幻想废译，鼓励人人学梵文，说这样一来“人人共解，还省得翻译”，而且“代代咸明，没有疑虑”。但是这个太不现实了，他自己首先就没有学好。学一门外语你以为容易呀，所以还得翻译。
但是翻译也有问题，意思谁能保证，文采谁能兼顾，谁能说他就是忠于原著，他的翻译就是对的，翻译过来的意思恐怕是译者的意思，而未必是原著的意思，辞不达意，相去甚远，这就是为什么彦琮主张废译的原因。要搞好翻译，你就要懂中文，还要懂外文，而且对研究的领域还要懂，任何一个不明白你都不可能做好，而当时的情况就是懂梵文的不通汉语，通汉语的不晓梵文，“或善胡义而不了解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两头都不懂，这样做的结果是“听言揣意”，不知所云，翻译的质量无法保证。如果这种猜测是有组织的也好，大家一起猜没准还能猜对，可偏偏他没有组织，纯属个人行为，无组织，无纪律。季羡林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说：“最初的组织人少，也很简单，而且松散，基本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懂梵文的为主译，一个通汉文的为笔受。”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佛经梵文原本最初没有写本，全凭记忆，一直到法显时代基本上还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先要有一个人口诵，另外一个人或者第三个人先依其所诵写成梵字或胡字，然后才加以翻译”。这就“没谱”了。
即便后来大家认识到集体翻译比个人单干要好，有组织比无组织好，有纪律比无纪律好，但是还有问题，首先，你以什么方式去翻译。直译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结果是晦涩难懂，如果不与原文对照，甚至不知道说什么。意译的话，意思勉强表达出来了，但是文采却无法兼顾。其次，你以什么为底本去翻译。源头错了，翻译也不会正确。玄奘说中国佛经，多源自西域，如果西域人将某一本佛经，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西域去，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西域译到中国来，那么请问这部作品还能保持原来一半的正确性吗？再次，哪些要翻哪些不翻的问题，比如鸠摩罗什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就主张“除繁去重”，难翻就不翻，这就给后来理解造成了影响。最后，如何让老百姓都理解。文采要兼顾，意思要表达，而且要让大家明白。那只有用大家熟悉的东西去解释大家不熟悉的东西。比如，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大家说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呀，于是就用道教的思想去解释佛教，用“老子”去解释释迦牟尼，这么一来大家就明白了：哦！外国神仙！这种解释固然容易让人理解，但是也失去了佛教本义，而且和道教扯上了关系，不利于佛教本义的阐述。
第三，流传问题。即便我们说渠道也对，翻译也好，前面说的问题都不存在，但是能不能流传下来是个问题。因为佛教在历史上遭到过创伤。北魏太武帝灭佛手段残忍，所有佛像佛经，“尽皆击破”。所有沙门不分少长，“悉坑之！”北周武帝灭佛，打击很大，“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所以经过这样的重创之后，佛教经典到底能够留下多少就是个问题。即便是后来有所恢复，毕竟有断代。而且中国经历南北朝的分裂，又使得佛教教义在南北朝各自发展，形成南北两道。比如当常就属于北道，现常就属于南道。
第四，佛法本身也有问题。条例复杂，宗派众多，每个人都抓住一点试图自圆其说，自成一家。这就是造成中国佛教现存问题的症结所在。
有病那就要看病，有症结那就要看大夫，玄奘看的是西医，不是中医。玄奘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本溯源。佛教既然起源于印度，那就应该到印度去找答案，也只有那里才有答案。只有找到最权威的佛教经典，再加以准确的翻译，才能解决中国佛教现存的问题。所以玄奘决定西游。
可是方法有了，但不确切。第一，印度很大，到哪里呢？没有具体地点。第二，经典很多，找哪一本？没有具体目标，不过马上就有答案了。
公元626年的京城长安，已经是一个开放性很高的国际化都市，经常有外国人来这里做生意，搞旅游，传教布道。十二月，来了一位僧人，全名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简称波颇，来自中印度。波颇来中国干什么呢？讲经，作为外援支持中国佛教事业，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位来自佛国的僧人一到长安，马上就引起了轰动，《慈恩传》的记载是京邑僧人纷纷前来求师问学，答疑解惑，玄奘也不会错过。
可惜波颇没能解决玄奘的问题，但是却指出了玄奘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这次，玄奘知道了，他要去的地方是印度最好的寺院那烂陀寺，要找的是印度最好的法师戒贤法师，要求取的经是印度最高学说《瑜伽师地论》。
为什么呢？因为波颇就是那烂陀寺出来的，戒贤就是那烂陀寺的住持，《瑜伽师地论》就是戒贤的主讲课程。所以波颇说这都是最好的。
既然目标已经明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将愿望转化成实际行动，把构思变成为事实。所以公元626年，玄奘“结侣陈表”，上奏朝廷，申请出国。可是朝廷会批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