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866年。我不记得这一星期是如何度过的。我每天去他那儿，但只是上午去，晚上不肯再去，而且他晚上也须要自己工作。我很乐意去，但总是迟到，到他那儿不是十二点，而是一点，有时甚至是两点。在他那儿坐到四点，因此，我走以后他立刻便去吃午饭。我来到之后，他先开始读我带来的誊清稿，这时候我便喝咖啡（咖啡非常浓，我几乎从来不喜欢），然后读他的报纸。他读完之后，我们首先“首先”和“一般”两个词写得重叠在了一起，应该用哪一个，已无从判断。聊很长时间，然后才开始口授。他每天都问我，我们在11月1日之前能否写完。我安慰他说，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当然能来得及写完。于是我们就计算一下已经写了多少个印张，当印张数量增加的时候，我们便欣喜若狂。我们长时间地交谈，他给我讲述自己的生活，说他在莫斯科居住时的情况，谈关于索涅奇卡和叶莲娜·帕夫洛芙娜的事，聊他以前爱过谁，等等。当时我异常喜欢听他说话，非常乐意到他那儿去。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回到家里以后便感到非常忧伤，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家里我会那么忧伤。我那时候便觉得他一定要向我求婚，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接受。我很喜欢他，但他的神经质和他的病又让我害怕。他当着我的面经常对费多西娅大吼大叫，她在他面前战战兢兢的，似乎非常怕他，但她在这里很懒散，几乎总不在前厅里，经常在哪个邻居家里，在小商铺里，并把自己的小姑娘克拉夫久什卡留在厨房里。不过，尽管她的眼睛很不好看，她也许是一个好女人。帕沙我几乎总也见不到，他从不进书房，有时候我听到他在前厅里沙沙走动。在这时候我总害怕有人到他这儿来。有人可能会以为我来他这儿根本不是为了口授。然而，在这期间我们一次也未曾谈到过爱情，一句出格的话也没说过。他有时候叫我为小鸽子，善良的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亲爱的，而我当时对这些用语很冷漠，甚至有点严厉。他有时候让我觉着又很怪。我当时戴的是安德烈耶娃的帽子，有一次他对我说：“您的帽子式样太老”，虽然它完全是流行的新式冬帽。我回答说，他大概在这方面一窍不通，这顶帽子是时髦的。有一次他问我什么时候穿冬天的斗篷。这可真怪，他怎么知道呢，仿佛我很穷，连冬天穿的斗篷都没有。我回答说，还早着呢，不过甚至冬天我也不穿斗篷，因为我不喜欢穿，斗篷太重。他还问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说，因为我还谁都不爱，我一定要嫁给自己所爱的人。
有一次，我们正坐着口授，迈科夫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出现在了我们的门口。他大概在厨房里没找见费多西娅，便进来了，想问一问费佳是否在家。看见我以后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完全不明白，也许，他想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上去了。费佳也很尴尬，我同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担心迈科夫会想他怎么怎么样了。迈科夫想告辞，但费佳请他进来，把我介绍给他，说：“这是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速记员，这位是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我们都向对方伸出了手。我说，见到他非常高兴，我已经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他问我是不是某个斯尼特金的亲属，我说不是。后来他们在连通饭厅的房间里溜达，我便开始誊写文稿。为了不影响我们，迈科夫想立刻便走，我对他说，我可以誊写，这不会耽误我的时间。他们溜达了十五分钟左右，迈科夫又进房间里来与我告别。他突然请费佳给我口授一段话，说他非常好奇，想看一看。费佳开始口授，我立刻记录下来，又马上把记录的内容读给他听。迈科夫看了又看，说他什么也读不出来。然后他把手递给我，鞠躬告辞。见到他我很高兴，因为我从未见到过他。费佳后来却突然端起架子来了，我看着他既来气又好笑，他竟然那样难为情，好像我们干了什么不光彩的勾当似的。费佳说，迈科夫对我的反映很好，说他找到了一位出色的姑娘。说他很喜欢我，说我举止十分得体。总之，我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有一次在他那儿遇上了多尔戈莫斯季耶夫［116］，然而过后却无论如何再也不认得他了。我觉得他个子高高的，实际上他却是中等身材。他与费佳谈了一会儿，后来拿起一篇手稿便去了帕沙的房间。读完后又回到我们正在口授的那个房间，把手稿还给费佳，鞠了一躬便走了。费佳给我解释说，这位多尔戈莫斯季耶夫是位文学家，为人谦虚，非常正直，只是有点懒。说他建议费佳出版一份宗教杂志，但是他们在主要条件上却总也达不成协议。
米柳科夫也来过一次，我很不喜欢他。这是一位麻脸小老头儿，为人十分刻薄。他也是很恭敬地给我鞠了一个躬，费佳也向他介绍，说我是速记员。他也问我，是不是前不久在马克西米利安医院死去的诗人斯尼特金的亲属。我回答说，不是。他们在房间里溜达了一会儿，边走边谈论政治。后来他便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除了这些人，谁也没来过费佳这儿。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毕竟不想让很多人在他这儿见到我。要知道，他是一个鳏夫，人心险恶，他们一定要说我们之间不干净。
在这个星期的一天晚上，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伊万诺娃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她正坐着，梁赞采夫来了。他从斯尼特金家得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便想知道我从事速记有多久了。我们一起坐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应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请求，委托他送她。他们告辞，我还为他们在楼梯上照亮。梁赞采夫总想为她雇一辆马车，好尽快摆脱她。然而她说，夜晚如此美好，请他最好把她送到家。梁赞采夫一再对我说，他非常不喜欢她，她比辣萝卜还让人讨厌，一路上她不停地叨咕速记和各种体系，使得他差点睡着了。他甚至有点生气，因为我给他摊派了这样一位同路人。
星期日，〈10月〉27日/15日
今天整天下雨，无聊透顶，简直无法忍受。我们去吃午饭，从那儿又去了邮局，看有没有信，虽然下着雨，天气非常不好。一封信也没有，非常遗憾。费佳去咖啡馆读报，我则回家。读完了乔治·桑的《雪人》，早早躺下睡觉，梦见了亚诺夫斯基，好像他要给我们寄钱。由此我认定，他大概不会给我们寄钱。今天我一整天都百无聊赖，异常苦恼也可能是：痛苦。，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一直在想我们的处境，想妈妈的事。一想到我没有任何办法帮助她，只是一味地向她请求帮助，朝她要钱，心里就痛苦万分。费佳这些天总叫我为幻想家—妻子，说我总是耽于幻想。他问我，为什么总是沉思默想，并为此担心。我看得出来，他很爱我，总是给我盖被子，害怕我冷。今天晚上他写东西，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没有与他道别。他听到我躺下了，便停下写作来与我道别，还指责我为什么不想与他道别。后来，我睡着之后，又突然醒了，因为费佳跪在我的床头不停地吻我。这使我很受震撼，十分感动。他那么钟情地跪在我的身边，我幸福得难以言表。他对我说，如果我死了，他将哭得无法安慰。说他与我在一起就是幸福，别的再大的幸福他也不需要了。总之，尽管缺钱，我与他生活得还是非常非常和美的，他爱我，我爱他更是爱得简直发疯。今天我们结婚八个月了，我们想起了这个日子，认为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星期一，〈10月〉28日/16日
今天天气很不好，又刮风又下雨。去吃午饭，从那儿去了邮局，不过，自然什么也没收到。不知道我们将何以维生，现在我们有的仅够今天，明天便没有了。我觉得，我们的房东们看我们的目光有点异样，很可能她们看到我们总是没钱，没钱，对我们的信任即将全部丧失。
白天我作了一些速记，仅仅六页。我应该更努力地做这件事，真的，因为，我想，我也许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今天我和费佳聊天的时候，他说，假如他有一些资金，也就是，假如他能留下一些钱，他当然首先留给帕沙，而不是索涅奇卡，因为他对帕沙应尽的义务更大，而不是对自己的女儿。这是多么不公平啊，决不能这么说。我回答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假如我有少量资金，是不会给他的，而是为索涅奇卡把它珍藏起来，让索涅奇卡多少有一点财产，假如我死了，好让索涅奇卡不遭受穷困，不去寄人篱下。费佳对此非常生气，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坏父亲，以后我将不让孩子爱他，理由是父亲什么也不为他着想，我则为他着想，那就不值得爱他。他怒气冲天，并责骂所有这样的母亲。我回答他说，他还根本不知道我将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也许我将是一位好母亲，因此用不着提前骂我，而我是一定会这样做的。真是有点可笑，我们钱也没有，索涅奇卡暂时也没有，可我们已经为她吵起来了。
晚上，费佳从咖啡馆回来后说，咖啡馆侍者建议他稍等一等，说一个人要来，似乎是奥加辽夫，他带书来，想交给费佳。可是费佳不想等，就回来了。当我们晚上去散步的时候，费佳又去了咖啡馆一趟，但是人家告诉他，奥加辽夫已经走了。我很不乐意跟费佳一起去图书馆，便请他去为我借本书回来。他借来了瓦尔特·司各特的《爱丁堡监狱》，后来还有乔治·桑的《绿色女人》。我读了以后，当我夜里醒来时，便觉得房间里充满了某种绿光。现在什么都对我起作用。
星期二，〈10月〉29日/17日
今天天气非常好，简直就是夏天，因此很想到外面走一走。我稍稍溜达了一会儿，但自己没有去邮局，留着等晚上五点以后再去。费佳上午照例是写作，我做了点什么，好像是洗衣服，记不太清了。这一天对我来说很是难耐，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明天我们将怎样生活。我非常不乐意把我的花边大披肩送去抵押；第一，她可能就不肯接收它；第二，这让我感到十分痛苦，难以忍耐的痛苦，我甚至甘愿不吃饭，只要不去，不到他们面前低三下四地乞求就行。而且我还总是担心大披肩丢失，就是被别人换掉。因此，只要大披肩在我家里，我就感到幸福。一想起明天我又要再一次抵押它，我就不寒而栗。我有自己攒下来的四个半法郎，我想到可以对费佳说，我抵押了自己的头巾，这样，明天吃午饭的钱就有了。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过得非常苦恼。我们去吃午饭，然后去邮局，但去的时候认为不能指望从谁那儿得到什么，还说不定会收到一封使我们不愉快的信。果然如此，我收到的其实倒也不是不愉快的信，而是一封未付邮资的信。在我们非常窘迫的条件下，这是不很愉快的事。费佳想马上知道是谁来的信，我虽然看出来是斯托尤宁娜来的信，但我因此不想说出来。而且我知道，她的笔迹与某位已知女士的笔迹相似。费佳对此非常恼火，对我大声吼叫。我离开他远一点，一边走一边读信。他停在了书店旁边，当我走到他面前，说这是斯托尤宁娜的信的时候，他说：“这个该死的女人，又让我们花了九十分。”他的话让我非常伤心，我回答他说，如果他这样心疼钱，我就去卖点什么东西，把这些钱还给他。这确实使我异常气愤，他这样说难道就不知道可耻吗。我以前就发现，当必须为我花钱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那么鄙夷。比如，需要寄封信，或者为未付邮资的信交钱，诚然，就只有两次，不会更多。但这简直要把我气疯了。我向他要的钱这样少，我很少用钱，尽量节省开支，而他竟敢骂我的熟人，仅仅因为他必须花九十分，他就让他们去见鬼。我很生气，我们便各走各的路。我去买蜡烛和咖啡，他去读报。斯托尤宁娜的信没有什么新内容，祝贺我将有一个女儿，她说我们大约要生一个索涅奇卡，请我保重，说她有可能去华沙。这很让我伤感，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还他们那三十卢布，因此她现在有可能向妈妈要；而我非常不乐意惊动我那不幸而又可怜的妈妈。她的痛苦已经够多了，还要为这事去打扰她。
当费佳从咖啡馆回来之后，他拥抱我，请我不要因为他的话生气，这是他一时冲动说出来的，当时针对的根本不是钱，而是，他很想快点知道这是谁来的信，而我却不肯快点告诉他。（我觉得，他是担心信可能是他那位心上人来的，所以当我不肯快点告诉他时便动了肝火。）我称他为吝啬鬼，我们便和解了。他带来了四本《往事与随想》，是从奥加辽夫那儿得到的。他还认识了一位斯皮里多夫先生。我虽然只是在大街上看到他不超过两次，却非常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种嘴脸。我们稍稍走了走，回来后我便开始读书。信封上恰恰有妈妈名字也可能是：我的。的印章，费佳仔细端详信封。他大概觉得笔迹是熟悉的，还看了印章好久。他显然怀疑，信是他正在与之吵架的那位太太来的。
星期三，〈10月〉30日/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