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公司法》第27条之规定，在诸多的出资形式中，只要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其他的出资形式可以高达公司注册资本的70％。这就废除了旧《公司法》有关知识产权出资不超过20％的旧规定，放宽了知识产权出资额，有利于鼓励高科技公司的健康成长。
二、新《公司法》是一部鼓励公司自治的市场型公司法
旧《公司法》的缺陷之一在于重管制，轻自治。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的太多。其实，现代公司法的定位不是管制公司，而是帮助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公司法》不仅应当着眼于除弊，更要立足于兴利。
除弊的立法使命很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兴利的立法使命之上。鉴于公司的旺盛生命力源于公司与股东自治，本着相信市场和商人的智慧、对公司和股东友善的理念，新《公司法》进一步扩张了公司与股东的自治空间，尊重公司与股东的自治、自由、民主和权利，大幅减少了行政权和国家意志对公司生活的不必要干预。从规范形式上看，提高了民事规范、任意规范、促成规范、赋权规范和保护规范的比重，审慎拟定了强制规范，适度减少了禁止规范。
新《公司法》在公司的设立、经营、治理乃至于公司解散清算等环节大胆放手鼓励公司与股东自治，扩张公司的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而公司自治的主要手段是公司章程自治。新《公司法》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作出个性化设计。例如，第13条允许公司章程自由选择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第16条对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授权章程自由规定既可由董事会作出决议，也可以由股东会作出决议。
如旧《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了公司转投资的限制。该限制严重妨碍了许多公司的投资业务拓展，在实践中颇受企业界批评。许多公司面临着营利前景甚好的投资项目望洋兴叹。不少商人对于“百分之五十”的限制比例的立法理由及其妥当性表示疑问。而且，该条规定看似天衣无缝，实则不然。不少铤而走险的公司违反该规定而开展转投资活动，但公司登记机关难以及时掌握必要的信息，致使这些公司仍能顺利通过年检。为了鼓励冷暖自知的公司大胆开展投资活动，新《公司法》第15条彻底废除了转投资限制。
再如，旧《公司法》第41条和第177条第4项硬性要求按股东出资比例（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和分配股利立法态度毫无变通余地。实践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公司章程中一人一票的股东会表决方式、股东自愿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的合法性亦存在不同认识，严重破坏了股东的投资预期和契约自由精神。新《公司法》将上述规定由强制规范转为倡导性规范。具体说来，第35条明确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第167条第4款亦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股利。
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基于公司的人和性约定，股东之间不按出资比例分取股利，出资90％的股东可分取60％股利，出资10％的股东可分取40％股利；也可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此外，为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增强公司的竞争力，顺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新《公司法》废除了法定公益金制度。
三、新《公司法》是一部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人本型公司法
新《公司法》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既具有营利性，也具有社会性。既然公司具有社会性，就不能将公司利益仅仅还原为股东利益。
公司理应对其劳动者、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公司所在地的居民、自然环境和资源、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承担一定责任。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于公司利益基础之上。公司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商法上的社会责任。
为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新《公司法》第5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立法者对世界公司法的一大贡献。虽然美国诸州的公司法中有许多保护和增进公司股东之外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条款，但大多限于在公司董事会面临敌意收购的威胁时，授权或者要求董事会为了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虽然德国的《共同决定法》等相关法律中设有职工监事制度，但在其《股份法》和《有限责任公司法》的总则中缺乏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条款。
新《公司法》不仅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列入总则条款，而且在分则中设计了一套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例如，新《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职工董事制度与职工监事制度。就职工监事制度而言，新《公司法》第52条第2款、第71条和第118条要求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从而有助于扭转一些公司中职工监事比例过低的现象。就职工董事制度而言，新《公司法》第45条第2款和第68条要求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有公司职工代表；第45条第2款和第109条第2款允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职工代表董事制度。
因此，新《公司法》在公司设立、治理、运营、重组等各个环节的适用与解释应当始终弘扬公司社会责任的精神。例如，应当授权董事会决策（包括制定反收购措施）时考虑并增进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利益。又如，根据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理念，公司维持原则应当得到充分尊重。法院在公司解散诉讼、公司破产诉讼、公司设立无效诉讼中要尽量维持公司的生命力。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对于可解散、也可不解散的公司，坚决不予解散；对于可破产清算、也可实行破产重整的公司，坚决予以破产重组；对于可确认无效、也可采取瑕疵补救措施确认公司有效的公司，坚决采取瑕疵补救措施。
四、新《公司法》是一部立法技术娴熟的可操作型公司法
与旧《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的立法技术更加成熟。新《公司法》在谋篇布局上，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例如，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中的特殊问题，新《公司法》专设第3章予以规定。为彻底解决公司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又在第6章专门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针对一人公司制度的特殊问题，新《公司法》在第2章专辟第3节作了专门规定。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在第4章第5节专门规定了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鉴于国有独资公司是一人公司中的特殊类型，新《公司。法》将国有独资公司一节置于一人公司之后。这样，当国有独资公司规定出现漏洞时可以补充适用一人公司的规定。新《公司法》还将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置于《证券法》中予以规定，实现了《公司法》与《证券法》的有机协调，亦值得肯定。
从微观看，新《公司法》的法律规范更加严谨、周到，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弥补了旧《公司法》“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缺憾。例如，新《公司法》第22条区分了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决议的不同瑕疵.并据此规定了不同的救济途径（确认无效之诉和撤销之诉）。针对公司现实生活中多数董事要求罢免董事长、而董事长拒不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也不指定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的情况，新《公司法》第41条和第48条规定副董事长可以迳行召集和主持董事会，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为彻底克服小股东代表公司状告控制股东和公司高管的法律障碍，新《公司法》引进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此外，新《公司法》还首次在附则中增加了定义条款。足见立法者已经开始强化立法技术的精品意识。
新《公司法》的可操作性与可诉性不仅表现在公司法自身的细密规定，而且表现在公司法预先规定粗线条的基本法律制度，并为日后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公司法司法解释和法官、仲裁员行使自由裁量权预留“制度接口”。“制度接口”密切衔接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确保公司法律制度的完整性、统一性。“制度接口”的重要意义宛如开发商向消费者交付的毛坯房中的电线接口、电话线接口、有线电视线接口。新《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公司法人资格否认制度就是一例。法院如何认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呢？这需要判例的积累、法理的阐释和司法解释的引导。
总之，新《公司法》是一部兴利除弊兼顾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主流公司制度文明接轨的平等型、自治型、可诉型、统一型、和谐型、服务型的现代化公司法。由于此次修改仓促，而《公司法》涉及的法律关系又错综复杂，致使此次修改难免带有阶段性修改、中度修改的特点。虽然此次出台的《公司法》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公司法，但毕竟是一部同时充满理论创新勇气和现实主义色彩的公司法。
新公司法中出现的新变化
一、新公司法设专节，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为进一步严格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法律在“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设立专节“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对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和关联交易等作出规定。
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法律同时规定。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新公司法中增加股东诉讼的规定
原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新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以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提起诉讼。监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以请求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提起诉讼。
监事会、监事、董事会、执行董事拒绝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等情况下，股东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提起诉讼。
增加理由：现行公司法没有关于股东诉讼的规定，在实践中影响了股东权利的维护，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规定，以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投资积极性，增强投资信心。
三、新公司法从制度上保障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
原法：没有这方面规定。
新法：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
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议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
增加理由：实践中存在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操纵会计师事务所做假账的现象，影响了外部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为了保障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真正发挥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有必要对此作出规定。
四、新公司法限制关联股东及其董事的表决权
新公司法设立专节“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对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和关联交易等做出规定。
新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新公司法同时规定：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新公司法为国有独资公司深入改革提供制度支持
是否应在修订后的公司法中保留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许多人表达了不同看法。但修订后的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设专节“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为其深入改革提供制度支持。
法律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法律同时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不得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六、新公司法中股东享有请求公司回购其股权的权利
旧公司法对股东会决议持有异议的股东可否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未作出规定，新公司法对此作出规定：
新公司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自股东会会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特殊情况下股东可申请法院解散公司
原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新法：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