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时，耿介正直而口无遮拦的父亲，幸运地未被揪出来，“文革”期间，却显然是被出卖了，刷在单位地上的大标语就有“漏网右派”的醒目字样。所幸母亲性格刚烈而倔犟，冲至院领导办公室申辩抗争，才使得父亲免遭冲击。“下放”时，公布的人员名单上父亲赫然在列，又是母亲据理力争，使我们姐妹不致像后来的邻居——对面楼上那对台属姐妹一样，从农村回来后已经脱胎换骨，一副憨黑淳朴的村姑模样。
之后某省领导一声令下，各行各业都抽调人员奔赴沛县加入煤矿建设兵团。据说永远驻守不回宁，母亲只好强烈要求辞去原来待遇、环境和前景良好的单位工作，带着我和姐姐随同父亲下乡，第一次全家大移民。然而世事遽变，三年后，我们全家又迁回南京。
前年我充满怀旧情绪凭借记忆回到沛县，找我生活过的煤矿和我就读的小学。可是问当地人，地图上注明的沛城煤矿，无人知晓，而提到的名称却是“南京矿”。
居然已经不是记忆中的乡村了，而是就位于县城中心，一条不容易被发现的，窄窄的煤渣路通向矿区大门。离它不远，就是繁华喧闹的大街，猛地一看，很有发达城市的景象。
南京人几乎都走光了，附近的居民说。但是路边有一家小饭店打出的却是“南京包子”的招牌，很令我诧异了一会。呵呵，我在南京生长，还不知道有哪家的包子，可以成为在异乡招徕生意的城市冠名特色食品。
住在歌风宾馆，外面这条路酷似南京的北京东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路面整洁宽阔，绿阴如盖，清幽静谧。
出来大门，对面有条小街，喧闹而凌乱，是类似集市那样的所在。一路看去，与南京我的娘家玄武门附近的狮子桥农贸市场没有多少区别，有亲切的感觉漂清了陌生。
我对正餐一向不大感兴趣，虽然在南京，连小糕团都要吃随园的，但是，从沛县回来后，却很后悔，为什么没有多带一些那里脆甜的冬枣。卖枣的妇人，听说我是离开这里30多年后回来寻根的，好像见到了姐妹，那份热情和留恋，让我为自己的虚伪和散漫而羞赧，因为我答应了她下次还会再来，可是我很快忘记了她的模样。
姐姐长我两岁，先入的杨彭庄小学。是不是因为我太调皮，父亲每天都要下矿井，母亲也是非常忙碌而无暇顾及我，所以居然的，父母在我6周岁不到就隐瞒真实年龄，送我去接受学校教育了。
我去读书认字与其称做上学，还不如说是进了个高龄幼儿园。我不记得那时有关功课的一切，记忆里残存的都是吃和玩。
怎么也想不起来和姐姐玩了些什么，所以肯定我们不是一伙的。
女生玩的踢毽子和跳皮筋等，我一样都不感兴趣，而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捏泥人，和当地男生打架，带着小瓶子到树底下捉土知了……却是常常干的。
老师们想必也是为我操碎了心。记得我们的教室很落后，黄泥砌成的一长条，像西式餐桌那样的形状算是课桌，上面抹了一层水泥保证它的平整性。每个学生的双腿就放在窑洞一样的窟窿里，好动的我觉得自己的腿在坐监狱。
坐的凳子学校不提供，要求学生自备。关于小凳子，我记得的没有什么好事。那时常常和男老师吵一大架，然后就抱着我的小凳子回家闹着不上学。
一定不会是朴实而可怜的乡村教师凶恶霸道。把捉来的青蛙带到课堂上，一失手，青蛙跑掉了，一手黄浆的我看着它在忙于板书的老师背后跳啊跳，就是不敢捉它回来。全班同学笑得前仰后合，你想后果会是什么……我像一只野猫一样跟我的男同学们胡作非为。偷生产队的嫩玉米、花生、萝卜当零嘴吃，弟兄们也会背着父母带我到他们家的地里刨红薯——似乎有吃里爬外之嫌。
槐花的清甜，榆钱的香糯，回味绵长，而我常常用我们煤建团食堂的白面馒头，和贫寒的当地同学们换取玉米面、红薯面饼子吃，怎么都觉得香。
我们成帮结伙地跟随迎亲队伍一直到新娘家门，再饶有兴致地观摩婚礼全过程以混得喜糖吃，倒还可以理解。而又曾经很有耐心地聆听死者家眷呼天抢地的哭唱，跟随送葬队伍一直到墓地，亲眼看着怎么把棺材吊进坑里，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匪夷所思。
下雨天，光着脚丫在雨幕里、在泥泞中奔跑，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甚至到现在，我还保留有这种任达的习惯，短距离的暂时出门办事而不打伞，在雨中从三号楼蹿到一号楼，无视保安们惊诧的表情。
曾经很仗义地邀请伙伴们到煤建团大院里割草，那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上缴后供应给生产队的羊吃。学校附近的作业几乎都被完成殆尽，就是我们大院里的草因为少有人割而繁茂蓊郁。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大院里割，可是当天真的我带领伙伴们试图进门时，却被门卫拦住了。于是我与之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斗争，结果是门卫请来了我的父亲，而一向爱我的父亲居然像拖死猪一样将我拖回宿舍，可想而知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
我当然有所不服，每周放映露天电影都允许附近乡民进来看，而且那些草，白白长在那里，那样多，没有任何用处，不如给当地孩子割去交作业呢！
不过，即使如此顽劣，无论是煤建团的父母同事，还是学校经常被我气糊涂的老师，对我还是非常宽容甚至是喜爱的。
最得意扬扬、威风凛凛，令身心皆大欢喜的事情，是坐着团长政委的军用吉普去县城加油。直到现在，我还是迷恋城市猎人那样类型的车。
老师们开发了我歌舞方面的天赋，让我加入了文艺表演队。据母亲回忆，曾在县里的表演拿过什么奖，我自己都不记得，也根本不值得记住。
隆冬季节，我和伙伴们小心翼翼地试着去踩河面上冻结的冰面，目的不是为了溜冰，而是要拣一处最干净的冰层（当然是表面看上去），把它敲开，将碎冰放在嘴里慢慢融化。雪后初晴，我们也是要找一块最最白净的雪层，把最上面一层轻轻拨开，把中间那层最白的捧起，放入口中吮吸。冰与雪其实并不香甜可口，但我们只是为了寻求那种快乐，品味好像是融化到自然中的那种醉意，就像我们去嚼一种甜味的草茎，并非是由于肚子饿一样。
我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这样闲散而喧闹着度过的，在与大自然的直接交流中飞过。从那时起，我就对乡村充满爱意，对大自然满怀柔情。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水土不服，发四十度左右的高烧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我想全家也许是不会再回南京的。因为我和姐姐甚至连以后的中学都选定了，还去县城参观过。沛县兵团宿舍里，我们居住条件比原先在南京宽敞，物价也低得多。
最为伤心的临别时，我母亲代我收了弟兄们多少老玉米呀！
可是我的记性怎么那样不好，当年的伙伴此刻却一个也记不起来姓名和模样。
在城市生活了如此漫长时间的我，从未感觉到城市生活有什么优越和可依恋之处，心里总是割舍不掉对我生活了三年的那块土地的一片深情。我像反刍动物一样，总是把这段生活反反复复地咀嚼，重新体味那时的自由与欢乐。虽然我知道那个时代、那块土地上，有许多人是得不到自由和欢乐的；我还知道那块土地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少野蛮落后愚昧的现象，但对童年的我来说，那个时代、那块土地，却是最美好，最值得留恋的。
许多年来我就期待着那一天，我的双腿在我热切的心的驱使下，能够重新踏上那块土地，让那里的清风抚平我灵魂上岁月的褶皱；让那里的河水，漂洗我灵魂中岁月的尘垢；让那里的泥土，滋养我灵魂中不曾被岁月吞噬的善与美的种子。让我重做一个顽皮的儿童，我一定要泛舟于那池因传说有水鬼，而从未敢碰过的荷塘，圆我的童年梦。
2002年国庆节的沛县之行，我很顺利地找到了我的煤矿，我的宿舍楼，我的医院，我的小学……却再也找不回童年的快乐。
1990.8.24~200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