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闽籍文化名人林纾，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翻译家林纾”，或者更确切的说法是“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康有为曾作诗赞颂“译才并世数严、林”，将林纾与严复并称。1899年，林纾因一部《巴黎茶花女遗事》，“断尽支那荡子魂”（严复语），红遍了大江南北，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翻译外国作品种类最多的翻译家，从而，确立了林纾在中国译坛上不可撼动的先驱地位。
其实，林纾一生最正式的职业不是翻译而是教师。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爱国”是其最高宗旨，他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提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进步理念，关注国家的教育改革，提出一系列教育主张，他为教书育人呕心沥血，尤其是他为救国保种，笃志教育，多次弃高官不就而执教一生，晚年为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顾年老体弱奔波于各大讲堂直到去世前4个月，这份执著缘于他救国兴邦的爱国情结。
林纾出身贫寒，幼时因父亲经商不顺，一家生计只能靠母亲、姐姐做针线活艰难维系。没钱上学，林纾只能躲在学堂外偷听，风雨无阻，感动了先生，免费让他旁听。林纾把读书视同生命一样重要，“曾画棺于壁，而挈其盖，立人于棺前。署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3.当教师的叔父有许多经典藏书，如《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他都看遍，为了看书，他把母亲给的零花钱都拿去买了书。林纾的好学苦读，为他后来的教学、写作与译书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与战乱之苦，也使他更接近社会现实。林纾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更迭时期，他目睹了外国列强的肆意侵略和清末政府的昏庸无能，中国面临国家衰败，民族沦亡的危险局面。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意识到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产生强烈的爱国思想，坚持爱国为人生第一要义，并贯彻终身。他秉性耿直，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自尊心，如他所言“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朱羲胄，庄子浅说[A]，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9.中法战争时期，法国舰队入侵马江，福建水师官兵阵亡700余人，林纾与好友周长庚路拦钦差大臣左宗棠，上状控告当初主持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失败真相。中日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林纾在北京与陈衍、高凤岐等上书清廷，抗议日本侵占我国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祖国领土的被侵占让林纾愤慨不已，尤其是与故乡仅一水之隔的宝岛台湾，林纾与之更有着割不断的情缘。林纾5岁时，他的父亲就远赴台湾经商，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直至1870年，父亲在台湾染病，返回家乡后去世。而林纾在16岁那年，赴台协助父亲经商，两年时间，住在淡水，熟悉了台湾，也结交了一些台湾朋友。林纾回到大陆后，仍与他们有书信往来，后来还有两次往返台湾办事。他最亲密的两位亲人，弟弟与叔父，也病死于台湾。可见，在林纾一生中，台湾的生活与经历是一段无法抹去的永恒记忆，他在一些作品中就记载了不少关于台湾的人和事。他为朋友作的《重修明志书院碑》一文，正好补充了台湾新竹明志书院的相关材料，对研究台湾教育史，特别是研究明志书院的历史有突出的价值。江中注，林纾与台湾[J]，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4）：34.一直以来，作为联系闽台两地文化的爱国名人，林纾其人、其事、其文也成了台湾不少学者的研究课题，成果颇丰。可以说，台湾有林纾的家，有林纾的亲友，有他生活的足迹，有他的爱与恨，有他的喜与悲。在台湾，他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对国土的掠夺和暴行，他痛恨列强的侵略而渴望国家能够强盛，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和开放维新思想让他认定唯有教育方能救国，他选择执掌教鞭，一生不悔。
林纾执教初始，正值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教育既面临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步步紧逼的国际环境，又要面对势力强大、影响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近代的教育家们面对国势日蹙的中国现状意识到“教育为立国之本”，纷纷提出变革中国教育的主张。在教育改革浪潮的驱动及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接触西方的文化与教育，林纾深切意识到：“未育人才，但议船炮。以不习战之人，予以精炮坚舰，又何为者！先培育人才，更集资为购船制炮，未为晚也。”林纾，不如归·序[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06.面对关乎富国强兵、救国保种的教育事业，强烈的爱国心使林纾对当时的教育改革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他认为强国既不能“恃兵”也不能“恃语言外交”，更不用说“存名失实之衣冠礼乐，节义文章”、“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实业之不讲，则所讲皆空言耳”。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15.明确强调仅靠“坚船利炮”或“节义文章”是无法达到国富民强的，只有通过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国，而办实业离不开人才，培养人才只有靠教育。他把译著、教书当成自己的实业，正如他所言：“人谓此即畏庐实业也。畏庐焉有业！果能如称我之言，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归本于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谓实业耳。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15.因此，要救国图强，就必须兴办教育，培育人才。他为办学堂、兴教育、育人才、救国图存而泣血呼号，他曾多次将自己译著、卖画、教书所得酬金用于捐助办学或资助贫困学生，他也曾作万言书给家乡的两个富豪，动员他们捐资办学，他把振兴教育、培养人才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那个年代，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全力宣扬教育救国的理念并付诸实际行动的人实在不多见，其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那么，要培养人才，如何教育学生是关键。作为一位教书先生，林纾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贯穿于一生的教书育人中，在他看来，教育是为培养人才，学生要学知识，更要学做人，而“做人，先从爱国入手。凡能爱国者，存心必公；存心既公，则才干少差，亦足济事。”林纾，畏庐痴语·尚耻篇[A]，国际公报，1923（9），他认为：“学生，基也，国家，墉也。学生先为之基。基已重固，墉何由颠？所愿人人各有国家二字戴之脑中，则中兴尚或有翼。”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16.所以，他对学生的教育首先强调要爱国，而且特别强调爱国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他认定“强国之基在蒙养”、“复仇须鼓儿童心”。林纾，闽中新乐府·村先生[A]，曾宪辉，林纾[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83.对待儿童的启蒙教育，他提倡用爱国思想、科学知识和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启迪儿童的智慧，他认为：“儿童初学，骤语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畏庐子，闽中新乐府·序[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02.因而，《马关条约》签订后，林纾和朋友聚会，“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他认为“转移风气莫如蒙养”，他将日常所论写成诗歌，编成《闽中新乐府》课蒙，果然效果极佳，人们争为家塾读本。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23.1907年，京师大学堂师范生毕业，林纾作纪别图并为之记，对学生提出四个祝愿，第一条就是“祝曰：天下惟有国之人，始伸眉与强者耦。愿诸君诏学者念国，毋安其私”。林纾，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76.强调要树立爱国之志，凡事多为国家着想，不可安于一己之私。“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16.显然，林纾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要求学生治学时要“时时念国耻，则治学之心必奋”。朱羲胄，修身讲义[A]，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9.
在林纾看来，他翻译外国文学，是为了警醒国人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与进步的思想文化，救国兴邦，让国家早日富强，摆脱贫穷和落后。而中华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又是中国必当强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时候都丢不得，必须一代代传承。因此，他一面大量翻译西方小说，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一面又痴心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他虽因翻译而成名，但他并不喜欢人们称之为翻译家，而更喜“古文大家”的称谓。林纾一生致力于古文的学习、研究、教授与写作，并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这皆缘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评判。因此，针对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提倡的废弃文言、使用白话的主张，他以独有的中国古文家的眼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古文之不宜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反对废除文言文，主张文白并存。当然，林纾反对的只是废弃文言文并非反对白话文，他的《闽中新乐府》就是最早的白话诗。他从文学发展的眼光看事物，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总结世界文学发展经验，认为新学旧学各有价值、可以互补，应择而学之。应当说，林纾的观点是客观、辩证、有远见的，至于论争的结果，他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领袖，确实有失公允。“文白之争”中，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为古文受到的冲击而忧心忡忡，面对新文化倡导者的批评与攻击，他起而还击，虽孤军奋战，但毫不示弱，他不顾高龄，通过创作古文作品、编选评批古文名家名篇、撰写理论论著以及招生授业，奋力抗争。如他所言：“纾年六十有八，卖画、译书月可得数百金，则弃而部为而专力于教授，亦趋其未死之年，诠释论语之奥妙，佐以儒先之言，亦旁证及于西人之哲学。”林纾，与唐蔚芝侍郎书[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91.1914年，在北京孔教会教授魏唐宋古文，达3年之久；1924年6月，病中的林纾还几次前往孔教大学讲授《史记》，仅4个月后，这位充满争议、充满矛盾与痛苦但却执著一生的教书先生离开了人世。为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可谓身心憔悴。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今日，林纾功不可没。
林纾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时代的教书先生，或许他的一些思想与做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是今天，时代已经走远，而林纾那颗赤诚、饱满的爱国心，却离我们越来越近。“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任何时代，国富民强都离不开“爱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