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强调多元解读，无疑是尊重个性的，但多元解读，不等于就是个性化的解读。这其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做法，会形成解读的误区。
一种情况是不去认真解读文本，却对文本中所涉及的人文话题展开探讨。此种专题式探讨与学生的实际程度颇有距离。换言之，探讨超乎实际，再费劲也探讨不出什么来。而要使探讨这种方式有效果，必得先有所准备，包括认真解读文本，还有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否则再大的问题，也只能是浅阅读。有的干脆脱离文本，比如教《人生的境界》，就让学生以此为话题，各有言说。各人当然也是有些想法的，但恐怕还谈不出什么境界。与其尽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妨听一听作者在说些什么。就此而言，阅读也是一种倾听。且不管人生的境界还是别的话题，此种倾听有助于启发自己，但不愿倾听，实质上就是不愿通过文本来提高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种借鉴是必要的，更不用说人文养成了。但若不愿倾听，久而久之，尽管个性是还留有一些，却没有提高。还有的探讨，则与现实过于脱节。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里面讲到隐士，就来探讨隐士文化。至于搞笑版的解读，比如大话西游之类，更不可取。那不过是将古人衣冠与今人的想法胡乱嫁接，从而达到搞笑的目的。搞笑与幽默似是而非，幽默发自内心，对心智有所启迪，还可调节情绪，而人为地搞出来的笑，笑过之后，所得是乏味。
另一种情况是犯难情绪。进入教材的选文，多是名家名作，且不乏代表作。不用说，这与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及年龄特点是有距离的，于是不免产生一些犯难情绪。当然，我们有理由期待教材的编排更合理一些，即文选型教材不能只顾及文本在文学或文化史上的位置，也要大致对应于学生的实际程度。但教材本身又有在学习中提升之义，所以不能完全迁就学生。因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并调整心理的距离。教学中可适当地有所简化，或者说降低难度。比如教读屈原的诗歌，除了介绍作者的生平及背景外，可先掌握若干名句，进一步再用那些名句来串起前后内容。这是一种灵活处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屈原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在其诗文中是反复表现的，先熟悉一些名句，再用名句来串起文本，便有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以此为钥匙，可进一步开启文本的内涵，换言之，就是还有一种解码的作用。
面对难懂的文本，有一种犯难心理或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不是很难的文本，也可能忽略过去。本来阅读与生活有一种对应关系，最为有味，但文本那么多，不可能都接通生活经验，更何况就学生的生活来说，阅历尚浅，很难在经验上达到与文本的沟通。如此面对文本，有的就会说出没劲之类的话来，而流于情绪化，就不愿去接近。教学中不可放任那种情绪，若以为读多读少一个样，甚而读不读都差不多，那从人文养成来看，就可能删除过多而缺乏添加。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过于时尚化的阅读，即只读同龄人写的或并非同龄人，但是为他们写的。那些书大都好比快餐消费，有些快慰，营养不足。而阅读中取法乎上，却是古来如此。当然，教学中除了学好课本，还要引导学生拓开阅读的空间。书本不能代替生活，但对人生有一种导航作用。世上好书那么多，总会找出对生活及心灵有帮助的书来。汪曾祺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提到当年避难乡下：“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数理化教科书外，所带的书只有两本，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沈从文选集》，我就反反复复地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极大。”而作者报考西南联大，一个原因就是沈从文在那里。由于书的引导，汪曾祺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人生志趣。尽管漫漫人生多有坎坷，但就是不改初衷。孙犁在《爱书续谈》中说：“我应该感谢书籍，它对我有很大的救助力量。它使我在青春期，没有陷入苦恼的深渊，一沉不起。对现实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它时常给我以憧憬，以希望，以启示。”作者所说，也是强调书本对人生的作用。总之，就是不能对阅读失去胃口，若因学了那些课文，而失了读文章的乐趣，这才是语文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