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就是对事情的叙述。其中技巧，主要在于节奏的控制。换言之事件的叙述不只在乎那个结果，还得力于过程的把握。强调叙事，就是于事件的进程中多有讲究，并尽可能地避免平铺直叙。从手法上说，有悬念、抑扬、误会、意外、突变及逆转等。比如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主人公苏比想了各种办法，要进监狱过冬，但均未达成愿望。而当他受了教堂音乐的感化，想改邪归正时却被警察逮住了。讽刺之义，真是不言而喻。此种安排，逆转之前是一个层次，逆转之后则为另一个层次。前面的层次多是先蓄势或铺垫，后面的层次则留有余味。
叙事讲究的是事件本身的波澜起伏。对应于文体，叙事也可谓小说的擅长。体现于情节的设置上，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有的还有序幕及尾声。比如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由于采用倒叙写法，即先写结局，这样的情节安排有悬念的作用，可以引起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再回到开端，写祥林嫂初到鲁镇，情节的发展是祥林嫂改嫁，高潮则是再到鲁镇以致沦为乞丐。叙事的讲究除了情节的设置，还有角度的选择等。小说《祝福》是从“我”的角度来写的，既同情祥林嫂的遭遇，又流露出一种无奈。小说结尾呼应开头，又写到祝福景象。“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笔调中充满反讽意味，大可表明“我”虽不迷信，却又无力改变现实，因而显得懒散。至于舒适，则不无一种缓解。再如鲁迅的《孔乙己》中，是从酒店小伙计的角度来写，既写出孔乙己的迂腐，又不失天真。比如偷书，偏说窃书不算偷，强为辩解。又如喝酒从不拖欠，显得品行比别的酒客好。再如分茴香豆给小孩吃，却说什么多乎哉不多也。这些琐事都很有表现作用，显出孔乙己不失质朴，却又不能安于小事过活。至于人物的最后出场，则是坐在一个蒲包上，显得极为落寞，从而活画出一个深受科举毒害的读书人形象。
小说的发展中，又有淡化情节之说。故事还是有的，但大都提供一个框架。以故事为框架，可包容较多的细节或场景。此种小说是散文化的，叙事上可弹性一些，起一种线索上的作用。比如鲁迅的《社戏》，作者先讲都市戏园里人声嘈杂，让人不耐烦，来反衬出乡间空阔地带演出的社戏另有意味，尤其是连带着儿时的记忆。于是作者便写小时候在外祖家看社戏的事，颇有铺垫。一群小伙伴想去赵庄看戏，先是没有船，有了船又没大人来划，然后是小伙伴自己撑了去。作者便以不无抒情的笔调描绘了月下的景致。“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对小孩来说，这既是看戏，也是贪玩。于是回来的时候，便又去拔罗汉豆来煮。而第二天六一公公送来大碗的豆，却没有昨夜的好吃，自然此后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小说中所写的对社戏的回味，饱含着对童趣的眷恋。
至于散文中的叙事，仍要从个人的观感及经历出发。诚如余光中在《不老的缪斯》中所说：“这样的散文又叫做叙事文，短则记述个人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或是某一特殊事件之来龙去脉，路转峰回，长则追溯自己的或朋友的生平，成为传记的一章一节，或是一个时代特具的面貌，成为历史的注脚，也就是所谓的回忆录之类。叙事文所需要的是记忆力和观察力，如能再具备一点反省力和想象力，当能赋文章以洞见和波澜，而跳出流水账的平铺直叙。组织力（或称条理）也许不太重要，因为事情的发展原有时序可循，不过有时为求波澜生动，光影分明，不免倒叙、插叙，或是举重遗轻，仍然需要剪裁一番的。”此种叙事基于生活经验，有别于小说的虚构，但行文中仍需一番剪裁的。相比起小说来，散文的叙事大都仍可片段地呈现，包括各种细节及场景在内。散文的叙事，总体上虽不如小说那样曲折起伏，却显得更为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