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对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较易看见的是诗，但其实玄学的影响不仅在诗，也在文。玄学产生以后，便常可在散文．(包括赋)的创作中看到玄学及其思想基础《老》、《庄》影响的痕迹。
一些散文着力表现老庄生活境界，表现老庄玄学思想主题。
散文表现老庄主题，并不始于正始时期。汉代一些赋，如扬雄《太玄赋》、班固《通幽赋》、张衡《思玄赋》，就已流露出老子或庄子思想。但是，老庄思想较多的进入散文，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倾向，则是从正始时期开始的。
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着老庄。一些散文虚拟老庄玄学式人物，或将现实人物玄学化，表现现实人物的玄学品格。
虚拟玄学人物，借以表现老庄主题，最早最典型的当然是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一些作品。阮籍《大人先生传》是大家所熟悉的。《晋书·阮籍传》说：“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风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据此，“大人先生”可能有如孙登一类隐者作为原型基础。但是，阮籍写“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先生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咸谓之闲。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
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则更多的是一个虚拟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说：“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又说：
“至人者，不知乃贵，不知乃神。神贵之道存乎内，而万物运于外也”。他说：“至人无宅，天地为容，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难从《庄子》里描写的一系列的至人、神人、真人身上找到它的影子。所谓大人，就是庄子里至人神人式的人物，是老庄玄学思想的人格化。这位大人先生“被发飞鬓，衣方离之衣，绕绂阳之带，含奇芝，嚼甘华，喻浮雾，飧霄霞。兴朝云，飚春风，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遗辔聩策，游盼乎唐虞之都”，又“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飘于四运，翻飞翱翔乎八隅”。无古无今，无拘无束，无始无终，一切混然为一，物我融一，万物一体，无所系累，这是庄子式逍遥自在的境界。
大人先生让我们神游的就是这样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带着阮籍对现实名教的鄙夷态度，这位大人先生视名教之士为处于挥中之虱，一旦炎至火流，焦邑灭都，则群虱死于裨中而不得出。还带着阮籍“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政治理想，但总体来说，这位大人先生有着浓重的虚幻色彩，它只飘荡于想像之中，而这又确确实实表现的是老庄生活境界。
阮籍是反复写这种老庄至人式人物的。《达庄论》就又一次写到。这是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坌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显然又是位神游逍遥境界中的人物。这位先生以为“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视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天，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完全是庄子式万物齐一的思想境界。阮籍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走上他的无是非、任自然、人于“无何有之乡”的人生，他也把这一思想境界带人了散文创作。
嵇康的这类作品有《卜疑》。《卜疑》在写法上仿楚辞《卜居》，而虚拟的也是庄子至人式的人物。这位人物，嵇康称之为“弘达先生”。“弘”是弘道，“达”也是达道，这是弘达老庄之道的人物。嵇康说他对各种生活态度都有怀疑，其中包括对老聃“清净微妙，守玄抱一”，庄子“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而其实他的倾向仍在老庄。他提出怀疑的这些，有的是否定，如进趣世利，荀合偷容之类。有的则未必是否定，如与赤松、王乔侣。
嵇康是相信神仙的，他并未否定赤松、王乔的生活。对老庄也是一样。嵇康开头写弘达先生“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荀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末尾又借太史贞父之口说：“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思想基础仍是老庄。不同的是，没有阮籍写大人那么多虚幻飘渺的色彩，但都是借虚拟人物表现老庄生活境界。
阮、嵇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写老庄玄学虚构人物的还有梁简文帝萧纲的《玄虚公子赋》。这篇赋说：“有玄虚公子，轻灭喧俗，保此大愚，居荣利而不染，岂声色之能拘。回还四始，同入三坟，心溶溶于玄境，意飘飘于白云，追寂圃而逍遥，任文林而迭宕，忘情于物我之表，纵志于有无之上。不为山而自高，不为海而弥广”。萧纲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从思想来说，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当较大。他的诗作中，有不少佛言诗，如《十空诗六首》等。但是，《梁书》本纪也说他“善言玄理”，这玄理，可能指佛，也可能即指老庄玄理。因为《梁书》本纪说他“著《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玄虚公子赋》中说的不染荣利，不拘声色，忘情物我，纵志有无，都是老庄玄学的东西。
《艺文类聚》卷三十六保存的只是这篇赋的片断，原本也可能未必有阮籍《大人先生传》的长文格局，即使如此，萧纲毕竟是把老庄的东西带进了自己的散文创作。
这时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作品。陆机有《幽人赋》，庾数有《幽人箴》。阮、嵇的这类作品，多少有些虚拟人物的言行描写，陆机等的《幽人赋》之类，并没有这类描写，他们只是假托一个幽人，但他们这类作品与阮、嵇的虚拟人物的思想倾向有一致之处。陆机《幽人赋》说：“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超沈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庾数《幽人箴》说：“贵不足荣，利不足希，华繁则零，乐极则悲，归数明白，势岂容违”，都是老庄隐逸思想。他们是假托幽人，寄寓老庄玄思。
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品还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阮籍的大人先生，嵇康的弘达先生，都有作者的思想影子。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更带有自传性。不过，假托某一人物，自述生活态度，还是带有虚拟性。陶渊明写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又“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有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也有老庄不慕荣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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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虚拟人物作品，还有初唐王绩《无心子传》、《五斗先生传》值得注意。《五斗先生传》写五斗先生“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则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写法显然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不论《五斗先生传》还是《无心子传》，都是假托人物自述胸怀，表现老庄思想情趣。五斗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并且“昏昏默默”以处世。是无所系累，自来自去的逍遥人生。无心子“拘之仕无喜色”，“王黜之无愠色”，是荣辱不累于心，“而将游于茫荡之野”，茫荡之野，也就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无心子传》写良马终日不释鞍，以艺而死，劣马弃而散诸野，以无用而全生，他的结论是“凤凰不憎山栖，蛟龙不羞泥蟠”，阐发的是庄子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思想。这两篇东西，和玄学时期阮、嵇所写的同类散文作品在思想主题上无大区别。
一些散文作品虚拟老庄玄学人物，一些作品则表现传说、历史或现实中人物的玄学品格。
嵇康写有《高士传》，潘岳有《许由颂》，夏侯湛和孙楚都有《庄周赞》，庾阐有《孙登赞》，陶渊明有《夷齐赞》，借写历史上的隐士，表现高蹈尘外的玄思。他们还写现实人物。这方面突出的是孙绰。他写有《刘真长诔》、《丞相王导碑》、《太尉庾亮碑》，他写刘真长：“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写王导：“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写庾亮：“微言散于秋毫，玄风畅乎德音。……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突出的都是这些现实人物的玄学人格。
一些散文则赋写老庄著作中的寓言形象，或赋写玄学清谈中有特征的事物，借以表现玄思境界。
阮籍写有《猕猴赋》。猕猴的形象在《庄子》里多次出现。
其中《徐无鬼》篇写一猕猴逞能献巧于吴王，终于丧命，吴王说：“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阮籍写他笔下的猕猴“体多似而匪类，形乖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畅兮，似巧言而伪真”。他是骂现实中那些衣冠禽兽，和庄子笔下的狙有所不同。但阮籍笔下的猕猴“安便捷而好技”，和庄子笔下的狙“敏给搏捷矢”仍是一致。似乎可以说，阮籍接过《庄子》书中的猕猴形象，又进一步充实现实内容加以发挥夸张，形象原型来自庄子，所发挥的也仍是老庄玄学中的思想主题。
张华写有《鹪鹩赋》。鹪鹩也是《庄子》中的寓言形象。《逍遥游》写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但只一句。张华则扩之为一整篇。庄子用鹪鹩为喻，说至人无名无功，无所用天下为。张华则把庄子的许多思想都归融到这一形象。如“形微处卑，物莫之害”，“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这是说它以无用为大用，因无用而能远害。
“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苣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这是说，它与世无争，故能随遇而安。又说它“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这是知足思想，又是大小等一，万物无差的思想。总起来，是借《庄子》
书中形象，发挥庄子思想。
《庄子·逍遥游》中大鹏形象也进入散文创作。阮惰有《大鹏赞》。唐代李白则有著名的《大鹏赋》。李白鄙视阮惰的《大鹏赞》，说：“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李白是盛唐文化哺育出来的，他的《大鹏赋》架构更宏大，气概更昂扬壮伟，可能因此，他不把阮惰的作品放在眼里。而其实，就思想基调而言，二篇是相通的，都是借《庄子》书中的形象抒写庄子思想境界。李白《大鹏赋》如此，阮惰的《大鹏赞》：“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
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晋书·阮修传》引)，可以看出也是如此。大鹏成了人们散文创作中表现庄子思想的特征性形象。
赋写玄学清谈中有特征性的事物以表现玄思，有赋写啸、意、谈的。
赋写啸，有成公绥《啸赋》。“啸”，未必是魏晋时期才出现，但为魏晋士人所喜好。《晋书·阮籍传》写阮籍“嗜酒能啸”，又于苏门山遇孙登，二人未交一言，籍长啸而退，而登也以啸应之，达于心神契合。啸，借口唇之声表达内心情感，而意义难以言状，契合玄学那个“不温不凉，不宫不商”的“无”。如戴逵《竹林七贤论》所说：“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公绥写了《啸赋》。他写“啸”，“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他是因任自然，不系累于物。又写啸“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精微玄妙，正是玄学道和“无”的特征。又写啸：“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濞而奔壮”，“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这啸声使人“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无累于心，无系于物，无具体之声，应物随事，正是道法自然的表现，正是玄学下士人的生活追求。成公绥《啸赋》，正是借赋写啸这一魏晋玄学思潮下有特征性的事物，表现玄学士人的思想情趣。
赋写“意”，有庾散《意赋》。《意赋》是以“意”为铺陈对象的作品。“意”作为赋写对象，作为赋这样一种铺陈体物的作品的主题，这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要以“意”为铺陈对象、作品主题，是因为玄学讲言意之辩，讲得意忘言。所谓《意赋》，也就是赋写玄学之“意”。《意赋》说：“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这是等荣辱、齐存亡之意。“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这是玄学虚无之境，是无差别、无是非之境。入于这个境界，则会如庄子所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也就是这篇《意赋》所说的，宇宙之大，只如毫末之半。这是《意赋》借赋写“意”，表现老庄玄学主题。
赋写“谈”，有谢尚《谈赋》。“谈”，是清谈之“谈”。这是以魏晋清谈这一事物为赋写对象。谢尚《谈赋》只留下几句残句，无法知其全貌，但从一斑可窥全豹。他写道： “斐斐害宴，若有若无，理玄旨邈，辞简心虚。”清谈越来越讲究辞藻文采韵律之美，因此是“斐斐壹宴”。清谈的重要主题是有无之辨，崇有，或贵无，或既非有亦非无，既是有亦是无，因此说“若有若无”。清谈总是言近意远，言简旨丰，而不论怎样，玄谈之人均心体虚无，因此说“理玄旨邈，辞简心虚”。短短几句，把玄谈的主要特点都概括地描述出来了。
老庄寓言形象，玄学清谈中有特征性的事物进入散文创作中，作为赋写对象，借以表现玄思理趣，是玄学影响散文的一个重要现象。
三
一些散文则将现实某些事物玄学化，或者写某种虚拟或现实的情景，表现玄学生活境界。
一些现实事物，本来与玄学理思无关，但被赋予玄学品格，给以叙写。如水。王彪之写有《水赋》。水作为自然事物，可赋写的很多，可以写它的长流千里，可以写它的海涛汹涌，也可以写泉水琮垮，露珠晶莹。王彪之却不只把它看做自然事物，而是赋予它某种品格。他说：“寂闲居以远咏，托上善以寄言。”《老子》八章说“上善若水”，为什么呢？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因为水“几于道”，所以作者要“寄言”。所谓寄言，就是寄道之言，玄道之意。他接着说：“诚有无而大观，鉴希微于清泉”，从清泉写起。他怎么写清泉呢？他说：
“泉清恬以夷淡，体居有而用玄。”泉水清而淡，是它的自然特性，但说“清恬”、“夷淡”，则赋予了玄学品格。泉水是有形实有可见之物，因此说“体居有”，但水“几于道”，水之性中蕴含玄道，因此“体居有而用玄”。他又说：“浑无心以动寂，不凝滞于方圆。”水或动或寂，或方或圆，完全任随自然，并无成心。
而这正是老庄玄学道的品质。他又说：“湛幽邃以纳污，泯虚柔以胜坚。”《老子》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又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四十三章又说：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王彪之《水赋》这几句，正是概括《老子》之意而赋写。
自然事物的水玄学化了，人格化了，他完全是赋写自然事物寄寓玄学之意。
像这样将自然事物玄学化的作品并不多。散文创作中更多的是写某种虚拟或现实的情景，以表现玄学生活境界。这种情景，有的是酒醉的情景。魏晋时期典型的当然是刘伶《酒德颂》，而后来，则有初唐王绩《醉乡记》。颂咏酒之德行，是因为酒与魏晋士人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饮酒之风兴盛于东汉末，而正始玄学产生之后，更普遍的进入士人生活。七贤肆意酣畅于竹林。
阮籍求为步兵校尉，是因为那里厨多美酒。刘伶病酒，五斗解醒。诸阮以大瓮盛酒，与猪共饮。王忱有叹道：“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王恭说：常无事，痛饮酒，便可称名士。之所以如此，有饮酒享乐以纵情的原因，有饮酒服药以养生的原因，有避祸全生的原因，有借醉态在冥想幻觉中超脱现实的原因，也有以此为士人或放达或高雅风度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又都与人们所抱的玄学人生态度、玄学生活追求有关。《庄子》在描述它的人生境界时，就曾用醉酒作比喻。《达生》篇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王绩写《醉乡记》，也与他受老庄影响，放达自适有关。两篇作品，写法不一。刘伶《酒德颂》借一大人先生，着力写其醉酒之状，而王绩《醉乡记》则虚构了一个“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土地旷然无涯”的醉乡。
但两篇作品都表现共同的老庄思想主题。《酒德颂》写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这是玄学放达的名士式的人物。大人先生进人醉态，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物我两忘，昏昏冥冥。
这正是老庄玄学的人生境界。王绩《醉乡记》写其地是“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而其地之人“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这是《庄子·逍遥游》里描写过的藐姑射山之神人的生活。又写“其寝于于，其行徐徐”，这和《庄子·应帝王》说：
“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是一样的境界。《醉乡记》又写“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类似的境界，《老子》八十章这样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庄子·马蹄》篇这样描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醉乡记》又说，黄帝尝游其都，而尧舜以下数十代与醉乡隔，秦汉中因丧乱更与醉乡绝，“而臣下之爱道者亦往往窃至焉；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就是说，醉乡是魏晋名士寄托其精神的境界，是老庄玄学超尘脱俗的生活境界。一写醉德，一写醉乡，他们是用虚拟的醉酒的情景，把老庄生活境界带进了散文创作。
有的则写社会生活情景。王绩《醉乡记》实际是借醉乡写社会理想。这方面最典型的当然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一篇极清新自然的散文，而文所描写的，是理想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社会图景，可能有它的现实生活依据，现实生活中为避祸而建的与外世阻隔的坞堡之类，陶渊明自己的隐逸田园生活感受，可能都吸收进去了。但可能更多理想的成分。他把儒家大同生活和道家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揉为一体，而更多的是让人想到《老子》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描述。他是把老庄社会理想艺术化了。
更多的是写现实的闲居生活情景，隐逸思想情趣。这方面典型的仍是陶渊明。他的《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一写理想，一写亲身感受，有所不同，但思想基调是一致的。“田园将芜胡不归”，因为“心为形役”。而摆脱形役，就归向了田园。因此田园生活一切是那样的亲和。亲戚情话，琴书消忧，万物欣欣向荣，游云无心，飞鸟知还。返归田园，就是返归自然，自然淳朴的社会，无所系累的质性。这当中，当然反映了老庄的隐逸生活情趣。
反映这种生活情趣的远不止陶渊明的作品。魏晋以来，出现大量以归田闲居为主题的散文作品，有《归田赋》、《思田赋》、《逸民赋》、《闲游赋》、《闲居赋》、《玄居释》、《嘉遁赋》等等。
这类作品，魏晋之前也有，如张衡有《归田赋》，而较多的出现在魏晋以后。晋张华、潘岳、孙承、庾阐、束哲、戴逵，宋谢灵运、梁陆侄等，都有这样的作品。这类作品，从文学本身的渊源看，可能有仿作张衡《归田赋》的原因。写这些作品的人们，有的实际并不以隐逸为生活追求，如潘岳，追名逐利到不惜依附权贵的地步，他的赋写归田，主要的恐怕是一种点缀，但真心归隐也好，作为一种点缀也好，人们是把归田、闲居看做一种高雅情趣的表现。这种高雅情趣的思想基础，是老庄玄学，这也正是这类作品的思想基调。晋孙承《嘉遁赋》写嘉遁之玄人“浑无名于域外，和丘中以草音，于是混心齐物，遨翔容与”，“游无方之内，居无形之域”，是以老庄无形无名的境界为依归。潘岳《闲居赋》：“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这是老庄知足逍遥的思想。庾阐《闲居赋》：“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萧然忘览，豁尔遗想，荣悴靡期，孰测幽朗。”人于虚静，而任于自然，忘物遗想，体于玄妙，是老庄玄学的东西。束暂《玄居释》：“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人，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这是郭象随性适分的思想，而他的倾向，在沈退隐居。他又说：“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这是要人于无竞无营、无思无虑之境。闲居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体味老庄无所系累的思想境界，这种题材和主题，是大量进入了散文创作。
四
散文表现老庄生活境界的同时，也开始表现山水情趣。
散文出现写景，汉代就有。东汉马第佝《封禅仪记》记汉光武帝封泰山，描写其景：“其道傍山胁，大者八九尺，狭者五六尺，仰视岩石松林，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星，赖其羊肠逶迤，名日‘环道’。”已颇生动。但散文中较多的描写山水景物，亦如诗中较多的出现写景一样，是在魏晋以后。这时散文中写景，虽然并不如诗中写景数量，主要集中在金谷、兰亭宴集和庐山景物，但已颇有精彩清新的文字，已可看出散文中也有表现山水情趣的倾向。
比如石崇《金谷诗序》：“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他的《思归引序》也有描写：
“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虽都只简笔讲述，并无太多具体描述，但景色之秀丽，环境之优美，气氛之清新，已可以明显感受得到。
王羲之《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山水之美，游乐之盛，写来已是生机盎然，充满情趣韵昧，充满亲和清新之感。
孙绰也有《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这样描写：“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境界更为平远开阔。
他说：“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又说：“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他只用寥寥几笔，就把人带入一片清草芳流之中，让人心胸为之豁然开朗，心情为之舒畅。
写庐山的则有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序》。序铺写山水景物已很有层次。先写石门之位置及得名：“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障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辟三泉之会，并立而开流，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为名。”再写登临由来和经过，而着力写其山水之势：“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
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先写山，突出其险峻和山峦环抱之势。再写水，既写清泉分流，又写天池镜净。尔后是树、草。接下又写山中气候，而带来景色变幻：“而天气屡变，宵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流光四照，众山倒影，这是何等壮观奇丽的景象。又写山中禽兽生灵：“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登临已既，又“徘徊崇岭，流目四瞩，九江如带，丘阜如垤”，焕然一新境界。诗始十四句，而序则近六百言，序实在比诗写得详尽、精彩。作者对山水之美的感受和表现力，已是非常细致了。
这时还有一些山水赋，也铺陈描写山水景物。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有更为细致生动的山水景物描写。山水进人散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唐代，特别是中唐古文运动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山水散文的精品。与此相较，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魏晋时期，山水散文尚属萌芽，但不管怎样，这时山水情趣已明确无误的进入了散文创作。有这时这些散文中的山水描写，才有后来山水散文的进一步发展。
山水散文的出现，和诗中山水情趣的出现一样，是生活中士人山水情趣发展的结果，而魏晋时士人山水审美情趣的发展，离不开玄学思潮下感情和个性的觉醒。因此我们讨论玄学与散文，不能不谈到山水散文。
人山水情趣发展的结果，而魏晋时士人山水审美情趣的发展，离不开玄学思潮下感情和个性的觉醒。因此我们讨论玄学与散文，不能不谈到山水散文。
人山水情趣发展的结果，而魏晋时士人山水审美情趣的发展，离不开玄学思潮下感情和个性的觉醒。因此我们讨论玄学与散文，不能不谈到山水散文。
对表现玄学思想，富于玄学风味的作品，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家认识是复杂的。他们对玄言诗有不满，有不少批评。钟嵘《诗品序》批评这些作品“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说这些作品“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主“滋味”说，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反对淡乎寡味的玄言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东晋作品“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指出，许询、孙绰等人的玄言作品“诗骚之体尽矣”，都流露出不满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