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基本品格之一，是尚超逸。《庄子》就尚超逸脱俗，但经过玄学，经过魏晋玄风，才把它从哲学的人生变为现实的人生，变为了士人的人生品格。物质生活的优游闲适，和精神的超脱自由高远之致的统一，淡泊世情，闲逸而高雅，怡情自然和艺术，是士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艺术审美追求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高逸雅淡之美的追求中有玄学的影响。
一些作品写优游闲适、高雅脱俗的生活。
嵇康诗似就开始了这种追求。他追求优游自适的生活，也就把这种生活表现于诗中。我们在前几章已经举了他的一些诗例。
这里再看二例。《四言赠兄秀才人军诗》第十章：“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南凌长阜，北厉清渠。仰落惊鸿，俯引渊鱼。盘于游田，其乐只且。”第十二章：“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云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兄嵇喜人军而赠之以诗，有分别的忧思，但主要还是写对优游生活的向往。轻车共游于长阜，吹琴弄音乎长林，缴弋飞鸿，垂钓渊鱼。世间功业之求，尘俗利禄之欲，都在这清风流水中消逝了。
东晋兰亭诗表现同样的追求。这些诗是畅悟玄理的，从表现的生活情趣审美趣味来看，则是闲适雅淡的。“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尚想方外宾，迢迢有余闲。”(曹茂之)“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吟咏曲水濑，渌波转素鳞。”(王肃之)山林间散怀遣兴，松竹下肆情豁志，或吟咏，或酣饮，心冥于自然之道，神游于天地之际。
陶渊明在这方面当然尤为突出。他把田园生活写得那样令人神往。他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他的《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写淡泊宦情，写躬行农耕，避居于僻远之穷巷，是一种恬淡的情思。但又写他读书，琴书自乐，引觞自酌，那高洁的松菊，表现的又是士人的优雅情趣。而优雅恬淡之中，有亲戚之情话，膝下有幼子相慰，又是那样的亲和。于是，包括那绕屋的扶疏的草树，欣然有托的众鸟，那从东而来的微雨，随雨而来的好风，都一并融为一种恬静平淡而优游亲和的氛围。
魏晋以后，这种恬淡优雅的生活，不断地在作品中得到表现。唐代一些文人也是这样。初唐山水田园诗很多是这样。这些诗表现山水田园之美，也表现他们闲雅恬淡的生活情趣。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所遇惟农家故人，所见惟青山绿树，所谈惟农事桑麻，所事惟畅怀把酒。王维《辋川别业》云：“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优娄比邱经论学，伛偻丈人乡里贤。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谈经论学，是那样高雅，披衣倒屣而见，是那样的随意，语笑言欢，是那样尽兴，而雨中草色，水上桃花，又是那样的宜人。王维《淇上即事田园》云：“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间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一切是那样的安祥平静，平静得甚至连山的起伏，水的波浪也没有，东野外只有一片平旷，淇河上只有一片明净，落日也渐渐隐去，似乎怕打扰这世外的宁静。在这宁静中，牧童悠然而归，猎犬随人而还。诗人在那里？诗人的心就融于这悠闲平静的画面之中。
这些山水田园诗人的其他诗，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情趣。王维《与卢象集朱家》云：“主人能爱客，终日有逢迎。贳得新丰酒，复闻秦女筝。柳条疏客舍，槐叶下秋城。语笑且为乐，吾将达此生。”这是宴饮诗，饮的是新丰美酒，闻的是秦筝妙音，柳傍槐下，高谈笑语，这是文士闲雅快意生活的写照。王维《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云：“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贫家。鹊乳先春草，莺啼过落花。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庭中如陶潜三径就荒，惟有松菊，室内比惠施有五车之书。
故虽为贫家陋舍，犹引友人看竹，来者虽为上客，犹可烹葵相待，这是雅士相过，是一种闲雅的情趣。孟浩然《春中喜王九相寻》：“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酲。当杯已人手，歌妓莫停声。”又是快意闲适的生活。林花盛开，故扫而更落，径草繁茂，故踏而还生。
是春鸟欢鸣，更是人心欣然。随意无拘，故欲饮酒而可相命。
唐大历时期一些文人也是这样。钱起有这样的诗作。这位被誉为大历诗人之冠的诗人，他的一些作品，便表现雅情逸兴。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七)还有他的《忆山中寄旧友》：“数岁白云里，与君同采薇。树深烟不散，溪静鹭忘飞。更忆东岩趣，残阳破翠微。脱巾花下醉，洗药月前归。风景今还好，如何与世违。”(《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八)前一首写今日茶会之趣，后一首忆往日山居之情。后一首，鹭何以忘却飞离，烟何以不忍散去，盖因树深溪静，了无尘嚣。而鹭忘飞烟不散，其实是人含留恋之情，人怀闲适之意。试想那脱巾而醉，洗药而归，何等快意，不有点魏晋士人的雅趣吗？前一首，玄谈而兼以藻思，含毫作诗，以至于忘记日移影斜，可以想见人们如何呈才竞巧。“云卷”，以云之卷舒自在写人之闲逸无心，“岸帻”，当是文人表示闲雅风度的装束。玄谈，作诗，岸帻，都引发人们联想，魏晋士人不正是以此表示自己的高雅修养，表示自己的悠闲风度吗？这一首中，“绿茗”何以“代榴花”，不太清楚，可能是当时品茗方式的一种。以品茗为乐，魏晋时期士人间未见，可能是后来新起的，而以品茗代饮酒，不更可以表现文人的闲雅风度吗？钱起有过屡试落第的苦闷，任蓝田县尉时也感到过一点责任，但他最终走向超脱，走向亦官亦隐。乱世纷扰中，满足于小邑闲职，他体悟了佛家的空寂清净，也领略到玄学名士们的闲逸情趣。
写悠闲情志，超逸兴致，韦应物有更多的作品。不论退隐，还是吏隐于郡斋，韦应物的一些作品都有类似风貌。
负暄衡门下，望云归远山。但要尊中物，余事岂相关。
交无是非责，且得任顽疏。日夕临清涧，逍遥思虑闲。出去惟空屋，弊箦委窗间。何异林栖鸟，恋此复来还。世荣斯独已，颓志亦何攀。惟当岁丰熟，闾里一欢颜。(《郊居言志》，《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三)
从诗题和内容看，此诗当是韦应物郊居归隐时所作。陶渊明《归园田居》说：“羁鸟恋旧林”，韦应物觉得自己也是恋旧林之栖鸟。他关心了什么呢？他只关心尊中之物。不要有是非之责，不再有世事纷扰，他向往逍遥自在，也得到了清静悠闲。
栖息绝尘侣，孱钝得自怡。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
永日一酣寝，起坐兀无思。长廊独看雨，众药发幽姿。今夕已云罢，明晨复如斯。何事能为累，宠辱岂要辞。(《郡内闲居》，《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三)
这是韦应物郡斋闲居所作。腰悬使节之符，而心怀山林之隐，这就是所谓吏隐。魏晋玄学下一些名士，从王衍的“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晋书》本传)，到王澄虽为荆州刺史但“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晋书》
本传)，所谓“居官无官官之事”，所谓“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晋书·邓粲传》)，都是这样。韦应物则把这种情思写入了诗中。这正是经过“安史之乱”，九州之地满目疮痍之时，而韦应物身居郡职。他在做什么呢？永日酣睡之外，就是在长廊看看雨，在园中认真地看药草所谓的幽姿奇态。他说，今天这样，明天还是这样。万事不能累心，宠辱本不在心，因此岂要有意辞谢？这是悠闲得不能再悠闲了，恬淡得不能再恬淡了。
韦应物在诗中反复地这样写。他的《休暇东斋》：“由来束带士，请谒无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独闲步。摘叶爱芳在，扪竹怜粉污。岸帻偃东斋，夏天清晓露。怀仙阅真诰，贻友题幽素。
荣达颇知疏，恬然自成度。绿苔日已满，幽寂谁来顾。”(《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三)他和一般束带之士不一样，不须朝暮请谒，可以终日闲步。摘摘叶子，看看竹林；怀仙时，读读仙家真诰；
兴起时，写写小诗。韦应物的《县斋》诗写他：“即事玩文墨，抱冲披道经”(《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三)，他的《燕居即事》：
“萧条竹林院，风雨丛兰折。幽鸟林上啼，青苔人迹绝。燕居日已永，夏木纷成结。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阅。”(《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三)他的《游南斋》：“池上鸣佳禽，僧斋日幽寂。高林晚露清，红药无人摘。春水不生烟，荒岗筠翳石。不应朝夕游，良为蹉跎客。”(《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二)他的《南园》：“清露夏天晓，荒园野气通。水禽遥泛雪，池莲迥披红。幽林岂知暑，环舟似不穷。顿洒尘喧意，长啸满襟风。”(《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二)时而园子里游览游览，看看林木花鸟；时而北窗之下读读闲书，弄弄文墨。悠哉悠哉，自由自在，无牵无累，超于尘俗，这就是他的生活。当他写“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
时，还有过一点责任感，但他终于走向了“时事方扰扰，幽赏独悠悠”(《游西山》)的超然境界。韦应物的诗，表现的就是这种生活境界。宋沈明远在《韦刺史补传》曾说：“韦苏州诗超然简远，有正始之风。”甚是。钱起和韦应物这类诗，反映了大历诗风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有玄学风气的影响在。
这种情趣在中唐也能看到。典型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其中一类为“闲适诗”。自居易《与元九书》
说：“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其实，他的四类诗中，“杂律诗”很多也是闲适诗。他关心过现实，写讽喻诗抨击过时弊，他的感伤诗也曾是感情浓烈，但他的闲适诗，却把这一切都归于平淡，代之以悠然闲雅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他早期写作讽喻诗时就已存在，当他遭受贬斥，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磨难之后，就更走向独善其身，走向闲适自得。他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谁能雠校闲，解带卧吾庐。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竽对一壶。”(《白居易集》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玩竹沽酒，这就是他的生活。《松斋自题》：“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非贱亦非贵，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白居易集》卷五)知足，是他的信仰。他学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只会其意，而琴亦只以自娱而已。一张琴，数帙书，有美食，可安居，此外再无所欲。他因此得到了悠闲。而此时他还只三十几岁。《秋居书怀》：“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人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澹然无所欲。”(《自居易集》卷五)《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白居易集》卷七)《食饱》：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自居易集》卷八)酒、茶、书、琴，然后是安睡、饱食，这就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不论贬谪僻远之地，还是居于中朝之时，白居易都是这样。
《官舍闲题》：“职散优闲地，身慵老大时。送春惟有酒，销日不过棋。……饱餐仍晏起，余暇弄龟儿。”(《白居易集》卷十六)
这是贬居江州所作。《吾土》云：“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水竹花前谋活计，琴诗酒里到家乡。”(《白居易集》卷二十八)处处有山水竹花，处处有琴诗茶酒，也就处处有闲适雅趣。《中隐》：“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东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白居易集》卷二十二)所谓“终岁无公事”，又是魏晋名士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式的生活。登山游园，赴筵欢言，他向往这种生活，而他的官职地位，也使他有条件享受到了这种生活。《偶作二首》其二：“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日人多不食，有时惟命觞。”(《白居易集》
卷二十二)又是饮茶、吟诗，命觞酌酒，闲游散步，是文人的雅兴，又何等悠闲。
写超尘脱俗之想，写恬淡自适之思，写文人闲雅之趣，几乎每一时代都有。宋诗总的倾向是崇尚苍老生新，在这种诗风之下，也常常表现出恬淡闲逸。如曾巩诗《茅亭闲坐》云：“荆门常昼掩，不必云山深。岂敢尚孤绝，自能收寸心。草萌被远径，鸟语变乔林。散帙味新趣，鸣弦叹余音。脱粟幸可饱，一瓢方独斟。”(《曾巩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曾巩《秋怀二首》
其一：“流水寒更澹，虚窗深自明。褰帷远钟断，拥褐晨香清。
油然素心适，缅彼外物轻。因时固有应，在理复何营？隐几公事退，卷书坐南荣。以兹远尘垢，何异山中情。”(《曾巩集》卷五)
掩荆门而居，则如避云山之深，素心油然在，则世事自然隐，尘垢自然远。这是陶渊明所谓“心远地自偏”的诗意。于散帙中体味新趣，于鸣弦中欣赏余音，卷书坐于虚窗之前，杯酒斟于林园之内，则悠闲中有一种文人之雅趣。
苏轼诗也有这样的情趣。他常常在清雄旷放中，表现出闲逸雅淡。苏轼和陶渊明的那些诗便多是如此。他的《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说：“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其二说：“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其三说：“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其四说：“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苏轼诗集》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斗酒只鸡，提壶而饮，一饭知足，新浴之后，顿觉身轻，一路行吟，观风赏月。他随遇而安，悠然自闲，这就是他的谪居生活。苏轼的《和陶游斜川》：“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
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湫洄，舍舟步曾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苏轼诗集》卷四十二)顺波而流，遇岸而登，有酒辄饮，时而吟诗，他于是陶然自乐，以为过于陶渊明，也过于古贤人。
苏轼反复写他的这种生活。《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手栽兰与菊，侑我清宴终。撷芳眼已明，饮酒腹尚冲。”《与殷晋安别》：“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九日闲居》：“闲居知令节，乐事满余龄。登高望云海，醉觉三山倾。长歌振履商，起舞带素荣。”《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颜如汝今。闭户未尝出，出为邻里钦。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又是饮酒，此外是吟诗、长歌、起舞、栽兰、种菊、玩棋，在文人雅趣中写出闲适之意。
苏轼和陶诗之外的诗作，也常常可看到这种风格。他的《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苏轼诗集》卷二十)月夜偶出，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清媚自在的江云，晶莹无声的竹露，看到了柳丝袅袅而垂，残梅一枝仍秀，自然万物皆美好动人。于是诗人也陶然自得，一咏清诗，自吟自和，瓮中美酒，一饮而醉。他享受了自然，也享受了生活。他那倒冠落佩，从妻嘲骂的任达之态，不有点魏晋名士风度？
宋代其他诗人也时时表现这种生活情趣。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梅子酸软了牙齿，有什么可写的呢？但正因为闲居无情思，才会注意这样细微的感觉。芭蕉掩映下窗纱也仿佛变成了绿色，也正是午睡起来平静清闲时细细观察的结果。至闲看儿童捉柳花，欲看书而又懒得打开，戏掬清泉而洒于蕉叶之上，都是写闲适情思。“永嘉四灵”的徐照，有诗《题鲍使君林园》：“水波一带隔秋城，不许尘埃接地生。浓露渐成红蓼色，野风添作小松声。客来喜自开楼锁，病去逢人语药名。闲意却多官意懒，旁人传说似渊明。”(《芳兰轩诗集》上，《永嘉四灵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城外园林，水波一带，尘埃皆无，惟见野风小松，浓露蓼色，写闲适的环境，是写主人闲适的生活，而这时主人正为“官”，“闲意却多官意懒”，是写主人，也是客人即诗人自抒情怀。他们所追求的，就是类似陶渊明的超俗生活。严羽的《喜友人相访拟韦苏州作》：“朝朝竹林院，闭户读残书。几阁晨风人，荒郊寒露余。故人步展至，清坐每踟蹰。辍卷还留兴，漱泉问饭蔬。”(《沧浪吟卷》卷一、《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写自己生活，拟韦应物之作，韦应物诗正是多闲适平淡之趣。严羽写自己的生活，是闭户读书，写友人相访，是清坐，从“辍卷”句看，他们事实上清坐是清谈，谈论书卷，这是雅士的相访，文人的悠闲牛活。
宋代有大量题咏艺术的诗作。这些诗作，表现着文人的艺术修养，也表现着他们作为文人的逸兴雅趣。苏轼是一个典型。苏轼在书画方面俱是大家，他把对书画的修养和爱好带入诗中，在题书画的诗里，常常表现他对书画作品的艺术鉴赏修养，对书画艺术的独到见解。他的《郭熙秋山平远二首》：“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间有句无人识，送与襄阳孟浩然。”(《苏轼诗集》卷二十九)他对画境作了描写，但又认为，诗中别有深意，所谓“此间有句”，其实是说画中有诗句，只是“无人识”而已，而此中之诗意，只有孟浩然才理解，因此要“送与襄阳孟浩然”。题画而表现他的独特的鉴赏眼光，这是一例。《王晋卿所藏二首》：“缥缈营丘水墨仙，浮空出没有无间。
迩来一变风流尽，谁见将军著色山。” (《苏轼诗集》卷三十)
“将军著色山”，指唐官至左武卫大将军的李思训的著色山水。宋盛行水墨山水，而著色山水并不流行。苏轼从艺术史的角度，指出王晋卿所藏《著色山》的特有之处，体现了特有的艺术眼光。
他的另二首题画诗是人们所熟悉的。一首是《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苏轼诗集》)卷二十九)另一首是《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苏轼诗集》卷二十九)
两首诗都表现苏轼独到的艺术见解，人们一般是从苏轼艺术思想上看这两首诗，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其实也体现苏轼的生活情趣。他是把一种文人雅趣带人了诗中。
明清时代，闲适生活，文雅意趣，仍成为一些文人诗中表现的内容。明袁凯《郊居三首》其一：“西舍槽头溜溜，南园鸟弄关关。数觥香醪独酌，一树梨花半残。”还有他的《闲步二首》：
“春园偶尔独往，晚径萧然自还。芳草烟中冉冉，落花风外斑斑。”“半雨半晴天气，半开半落山花。半醉半醒游客，半村半郭人家。”(均见《全明诗》卷四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春园闲步，小阁燕居，香醪独酌，半醉半醒，加上六言诗那种舒缓从容的节奏，完全写一种悠然自得，超然世外的情趣。
清代最有代表性的是性灵派的诗人们。袁枚《春日杂诗》其一：“千枝红雨万重烟，画出诗人得意天。山上春云如我懒，日高犹宿翠微巅。”懒，也就是悠闲，悠闲到慵懒的地步，写山上春云的悠闲，正是为写诗人的悠闲，悠闲得有如天上之游云。袁枚之弟袁树《小苑》：“小苑经秋夜景清，几竿疏竹引风轻。时移一榻向花坐，要看月从衣上明。”(《红豆村人诗稿》卷七)风是轻风，竹是疏竹，景是清景，而此时之诗人，身闲心闲得只想～件事，就是要看着月亮从东而升，把这夜景照明。袁树的《消夏杂咏》更是如此，诗写道：“棋敲长日散炎曦，只藉开怀不笑低。
双手打开千万劫，夕阳犹在曲栏西。”他说：“科头赤足徜徉过，一领蕉衫也觉多。不信热场人不热，红灯围着听笙歌。”他又写道：“菊槛松亭隐竹廊，园林小小有濠梁。余心自足即云乐，一任客来评短长。”“领略闲情只自知，闭门王述不妨痴。雨中锄草风中卧，都是先生得意时。”(《红豆村人诗稿》卷八)长日敲棋，风中而卧，围听笙歌，甚至科头赤足，徜徉而过，他说，园林虽小，却有濠梁之乐，这就是他的生活内容。袁树还有《纳凉》：
“龙须八尺展藤床，移近栏杆卧晚凉。经雨半垂君子竹，凝风不散女儿香。腰凭来梦摩挲巧，背爱麻姑指爪长。卷起珠帘邀月入，醒时错认满庭霜。”(《红豆村人诗稿》卷九)，还有《长夏闲吟》：“心绝贪痴便裕如，红尘堆里足幽居。门虽近市常罗雀，池为栽莲不养鱼。遣兴偶为人作画，课儿因得自温书。时移笔砚迎凉坐，赖得清风尚有余。”(《红豆村人诗稿》卷十二)晚凉闲卧，长夏闲吟，时而作画，时而温书，作画只为遣兴，温书只为课儿，时移笔砚，则是作诗弄墨。又是文人雅士的悠闲生活。袁枚前期弟子何士颐的《闲咏》：“南窗日暖爱冬晴，客邸俪然步展轻。诗为屡更多副本，酒缘纵饮得狂名。云移树杪看无定，雁叫天心听倍清。世味年来尝已惯，展禽和处最关情。”(《南园诗选》
卷一)游云无定，雁叫清音，当此冬晴暖日，倚坐南窗之下，吟吟诗，饮饮酒。这种生活，何士颐的《岁暮杂诗》也有描写：
“雅有图书娱独坐，从来风雅让前人。”还有他的《秋阴》：“晓窗光暗湿云攒，病后衣裳着体宽。落叶天如贫境淡，遣怀诗带雨声寒。菊知节近花含笑，主爱谈深客尽欢。偶过溪边看钓侣，烟波闲处下鱼竿。”(均见《南园诗选》卷一)闲坐读书，尽兴欢谈，时而看钓，时而观菊，这不正是自魏晋以来文人追求的风雅生活吗？
闲游、赏景、读书、弹琴、赏画、饮酒、吟诗、清谈，悠闲自得，超逸脱俗，这种生活，自魏晋以来确实一直是文人诗经常表现的主题。
文人的这些作品，常常表现一种宁静清远平淡的境界。
追求平淡清远，东晋玄言诗就开始了。东晋袁峤之《兰亭诗二首》其二：“四眺华林茂，俯仰晴川涣。激水流芳醪，豁尔累心散。遐想逸民轨，遗音良可玩。古人咏舞雩，今也同斯叹。”一片华林晴川，四面望去，豁然开朗，世俗系累之心因此消散。
陶渊明也写平淡境界，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东晋诗风。他的《时运》：“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山宇间余霭涤尽，一片空净，也消释了心中一切烦恼，只有微风拂来，令人心旷神怡。
这样的境界，唐代以后更多出现。孟浩然的《秋霄月下有怀》：“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人。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佳期旷何许，望望空伫立。”(《全唐诗》
卷一百五十九)他的《夏日浮舟过陈大水亭》：“水亭凉气多，闲榷晚来过。涧影见松竹，潭香闻芰荷。野童扶醉舞，山鸟助酣歌。幽赏未云偏，烟光奈夕何。”(《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他写什么呢？写明月悬空，写水亭凉气，写庭中高槐，涧边松竹，潭中芰荷，不论夏景秋色，都那样宁静宜人。王维的《辋川集》二十首当然是典型的例子，其五《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其十八《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宁静得走向空寂。
王维的《山居即事》：“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灯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之清幽如临其境。王维的《登裴迪秀才小台作》其实也是例子，诗日：“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遥知远林际，不见此檐间。好客多乘月，应门莫上关。”鸟飞于落日之处，极目于云山之遥，秋原之上，远林之际，在此之境中，写出人之闲适。
我们再看钱起《山园秋晚寄杜黄裳少府》：“终朝碧云外，惟见暮禽还。泉石思携手，烟霞不闭关。杖藜仍把菊，对卷也看山。望望离心起，非君谁解颜。”(《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八)山园在碧云之外，烟霞在蓬户之前，随暮禽而往还，临泉石而看山，在此境中，把菊对卷，与友人解颜畅怀。白居易的《池上夜境》：“晴空星月落池塘，澄鲜净绿表里光。露簟清莹迎夜滑，风襟潇洒先秋凉。无人惊处野禽下，新睡觉时幽草香。但问尘埃能去否？濯缨何必向沧浪。”(《白居易集》卷二十二)他写的是空明清莹的境界。一片池光月色，月是晴空之月，池是澄净之池，而风是秋凉之风，露是清莹之露，他又把夜写得那宁静，无人惊扰，只有草香幽幽，消散于夜空月色之中。他的《宿湖中》云：
“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白居易集》卷二十四)湖中向晚，水天融为一色，空碧沉沉，而树影之下，月色之中，湖面之上，尽是一片白白的清幽之光。他写这样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抒写他的闲适情思。
唐代以后的一些文人，他们在写这种生活情景和艺术境界的时候，常常联想到魏晋士人那高逸的超俗的情趣。山水田园诗人们是这样，其他诗人也是这样。如白居易。他写了许多闲适诗，他写这些诗的时候，常常把它和魏晋名士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他常常联想到陶渊明，他的《官舍小亭闲望》说：“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白居易集》卷五)在他闲居官舍的时候，是一卷陶潜诗陪伴着他。他作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自居易集》卷五)，序说：他退居渭上之时，杜门不出，常雨中独饮，往往酣醉，“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白居易以为，他与陶渊明是意会神通的。贬江卅I司马时，白居易曾访陶渊明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白居易集》
卷七)，序说：“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说，陶渊明不慕荣利，可谓真贤，以前每读《五柳传》，就心想拳拳，而今访陶居，“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里烟”，更增倾慕之情。他的《闲吟二首》还说：“闲倾一盏酒，醉听两声歌。忆得陶潜语，羲皇无以过。”(《白居易集》卷二十八)他的《春日闲居三首》其一又一次以陶渊明白比，说：“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白居易集》卷三十六)
白居易也时时想到魏晋其他士人。他写《咏慵》，说他一生慵懒，其实是写他闲适自得，就与嵇康相比，说：“常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白居易集》卷六)
他的《对琴酒》说，面对琴与酒，未及弹与酌，相对已依依，而“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只应康与籍，及我三心知”(《白居易集》卷三十)。他是把嵇康和阮籍引为知己。他的《苏州柳》
说：“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白居易集》卷二十四)又联想到西晋士人的金谷之游。他的《清夜琴兴》说：“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白居易集》卷五)这里所谓“正始音”，当指正始玄学那平淡玄虚之音。在他的闲适生活中，是时时有魏晋玄学思想和人物的影子。
宋代苏轼尤为推崇陶渊明。他的《与苏辙书》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轼晚年几乎追和了陶渊明的全部诗篇。他作诗，时时想到陶渊明，他的《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其四《远楼》说：“西山烟雨卷疏帘，北户星河落短檐。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苏轼诗集》卷十一)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面对江天空阔，苏轼想到陶渊明，以为此间地偏心远，不正有似陶渊明吗？苏轼又有《雨中过舒教授》，写徐州教授舒焕虽逢忧患而能处于安闲，诗人又说：“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苏轼诗集》卷十六)
苏轼也时时以魏晋其他名士自喻。他的《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先写到陶渊明，说：“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然后写到刘伶，说：“我笑刘伯伦，醉发蓬茅散。二豪苦不纳，独以锸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苏轼诗集》卷十三)《晋书·刘伶传》说，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说：“死便埋我。”但苏轼认为，刘伶还不算彻底的放达。真正归于自然，归于天地之问，是死后不用埋。反刘伶之意，其实仍是以刘伶自比。他是要效仿魏晋士人。他还有《赠王仲素寺丞》(《苏轼诗集》卷十五)。《晋书·孙登传》说，孙登抚琴，尝住宜阳山，“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晋书·阮籍传》又说：阮籍往见孙登，“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王景纯仲素罢仕归隐山中，苏轼因此在诗中写道：“弹琴一长啸，不答阮与嵇。”苏轼是把王仲素比作魏晋时隐士孙登，而自比为阮籍、嵇康。
在后代文人心目中，魏晋名士就意味着超逸闲放。他们崇尚这样一种美，也就常常钦羡魏晋士人曾有的任达闲旷的生活。晋王徽之居山阴，曾雪霁月夜乘小船访戴逵，造门不人而反，道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戴逵字安道)。《晋书·王徽之传》载有此事。后代文人于是津津乐道，宋黄庭坚和友人雪夜开怀畅饮，于是作《宣九家赋雪》诗一首，诗云：“凭向江船问子猷，山阴夜醉何如我。”清王石长为仪曹时，与戴笠相交最善，雪中过访不遇，乃仿子猷安道故事，作《访戴图》，而清性灵派作家袁枚之弟袁树则作《题(访戴图)》，道：“子猷高兴足千春，安道清标迥出尘。”又说：“我亦低头思过访，西泠惆怅月空门。”(《红豆村人诗稿》卷十二)阮籍之饮酒，嵇康之懒，也常被人们吟咏。明袁凯《郊居三首》其三是一例：“荒园处处闲步，小阁时时燕居，阮籍惟思饮酒，嵇康最懒读书。”(《全明诗》卷四十二)晋名士山涛之子山简镇襄阳时，优游卒岁，惟酒是耽，有佳园池，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日高阳池，时有童儿歌他酒醉之时，是“日夕倒载归，茗芋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鼹。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事见《晋书-山简传》。后人醉酒时，也常想到这位闲放之士。宋曾巩《高阳池》
写道：“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阳池。归时夸酩酊，更问并州儿。
我亦爱池上，眼明见清漪。……”(《曾巩集》卷五)宋“永嘉四灵”的徐照作《题慧二梅图》也写道：“山翁酒醉不复语，穷驴破帽松风吹。”(《芳兰轩诗集》卷七十二)他们当然也常写到王羲之、支遁。如明至仁作《送厚元载游会稽》就写道：“逸少笼鹅帖，交郎放鹤亭。”(《全明诗》卷三十七)
闲放超逸的魏晋士人风度中，有玄学人生态度的思想，魏晋风度，实际是魏晋玄风的一种表现。后代文人对魏晋士人风度的吟咏钦慕，可以看做是对魏晋玄学人生态度的一种认同。
魏晋玄学、魏晋风度，是在后代很多文人心目中留下的不浅的印迹。他们在作品中抒写优游闲适、高雅脱俗的生活，表现宁静清远平淡的境界，有禅宗空静思想的影响，也时时表现出儒家尚节操的思想，但其中，无疑有玄学重超逸、尚脱俗思想的影响。他们这方面的大量作品无疑表明这一点，他们反复吟咏魏晋士人风度，时时流露钦羡之情这一点也是根据。
三
一些反映闲适生活情趣、表现雅淡之美的意象进人诗中。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竹”的意象。古诗中“竹”的意象，有写眼前之景，有单纯象征，但更多的是既写眼前景，又有某些思想意蕴。从思想文化意蕴上追溯，则有多种来源。《诗经》中竹就被作为比兴之象，《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是描写竹的名句。传说中苍梧山下洒满湘妃泪的斑竹，也作为原始意象被人们反复吟咏。但是，竹也与魏晋士人风度有密切关系。魏晋时期，竹常常与士人闲放超逸生活联系在一起。西晋石崇金谷园，据石崇《金谷诗叙》说：“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世说新语·品藻》刘注引)，茂林植物中特意指出有竹。东晋谢安于土山营墅，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这里也“楼馆林竹甚盛”(《晋书·谢安传》)。东晋名士有名的兰亭会之地，王羲之《兰亭集序》也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晋书·王羲之传》)。这几处记载，惟一单独提到的植物都是竹。当然，给后代文人印象更深的，是“竹林七贤”集游之竹和王子猷赏竹种竹的故事。
关于“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一载，阮籍、嵇康、山涛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文选》卷二十一《五君咏》注引《魏氏春秋》也说：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河内向秀友善，游于竹林。”另外《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引《述征记》也有“嵇公竹林”的说法。
“七贤”无疑是魏晋风度有代表性的七位文人。“七贤”是否形成为一文人集团，“七贤”是否集于“竹林”之下，学界有争议。
不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至少在《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生活的南朝宋时代，人们就以为“七贤”曾一起游集，并且是在“竹林”游集。而后代文人也一直这样认为，甚至把“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称。
关于王子猷赏竹种竹，《世说新语·任诞》四十六说：“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日：‘何可一日无此君。”’又，《世说新语·简傲》十六说：“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厅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这两则故事非常重要。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知道：一、当时士人的生活环境中，竹是重要的一景；二、当时士人不是一般的喜欢竹，简直是把竹作为一种一日不可无的精神寄托，后人也把竹作为魏晋士人闲放性格的一种象征。
可不可以这样说，《诗经》之竹，更多的是其自然色彩，洒满湘妃泪的斑竹，则更多民间传说的成分，而魏晋“竹林七贤”和王子猷种竹赏竹之竹，则更带有士人文化的色彩。或者说，经过魏晋风度的洗礼，竹这一自然植物便更多的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便融人了文人性格，进人了士人文化。
后代文人写诗，常常就把竹作为士人性格的象征，或者在对自然景物之竹的描写中，营造一种清幽雅逸的氛围，以表现文人闲适超逸的生活情趣，反映他们对雅淡之美的追求。竹因此常常是作为雅淡之美的意象出现在诗中。
东晋的《兰亭诗》，就出现不少对竹的描写。王玄之诗：“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谢万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孙统诗：“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孙绰诗：“修竹荫沼，旋濑萦丘。”竹都是作为散怀释志的意象出现。
唐诗对竹的描写就更多了。我们现看几例。“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这是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王右丞集笺注》卷七)中的句子。这里的“竹”当是实写，而且诗的主旨也不在写竹，而在写雪。由风惊竹，而知冬晚已有一场雪悄然而下，以至有“开门雪满山”的惊喜。但于隔牖之雪地中一片竹林，实烘托出清幽闲静的气氛。“涧影见松竹，潭香闻芰荷”，这是孟浩然《夏日浮舟过陈大水亭》(《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中的句子。因为是浮舟，所以从涧影中见水边之松与竹。这是眼前所见，也是氛围。试想，一潭碧水，水边松翠竹绿，相互映衬，是怎样的幽静，而这幽静，正为写人的悠闲自得，所以前句他写“闲榷晚来过”，后句又写“野童扶醉舞”，写“幽赏未云遍”。
竹的意象和潭、松等意象一起，实是写出一种悠闲之趣，优雅之美。“广庭竹阴静，华池月色寒”，这是储光羲《秦中岁晏马舍人宴集》(《全唐诗》卷一百三十六)中之句，“近窗云出洞，当户竹连山”，这是钱起《过孙员外蓝田山居》(《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七)中之句。储光羲诗写宴集，于此广庭一片幽静之竹阴，华池之一片清寒之月色之下，与友人对酒而集，是多么悠闲优雅。
钱起诗写友人之山居，云而近窗，无拘无束出洞而去，竹而当户，连山一片翠绿，是一种怎样超尘脱俗的境界。“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这是唐白居易《小阁闲坐》(《白居易集》卷三十六)的句子，又是清幽宁静，正是在此环境中，诗人拂蕈卷帘而闲坐，静闻新蝉之鸣，远见飞鸟之还(下面有句“拂蕈卷帘坐，清风生其间。静闻新蝉鸣，远见飞鸟还”)，他说，他“求闲而得闲”，写竹，正是为写闲适。我们再看几例。宋苏轼《雨中过舒教授》：“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苏轼诗集》卷十六)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苏轼诗集》卷四十二)，宋曾巩《南轩竹》：“密竹娟娟数十茎，吴天箫箫有高情。”(《曾巩集》
卷六)，宋黄庭坚《题谢公定携书浴室院汶师置饭作此》：“竹林风与日俱斜，细草犹开一两花”，清袁树《安鹤居即事呈家存斋兄》：“几点雨敲疏竹暮，一帘春破老梅寒”(《红豆村人诗稿》)，清何士颐《幽居送春》： “当窗竹树数丛稠，白下禅居此最幽”(《南园诗选》)。这些作品中的竹，可能主要是对环境的实写，不论对居士居处环境的回忆，还是自己或游历或居处闲坐或宴集所见，可能都是真实景物的描写，但是哪一首中“竹”这一意象，不烘托出一种清幽闲逸的气氛呢？“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这是唐孟浩然《洗然弟竹亭》(《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九)中的句子，这“清风在竹林”，怎不让人联想到魏晋“七贤”之竹林，这自然之“清风”，又何尝不让人联想到魏晋士人情趣风度之清闲幽逸呢？
还有一些描写，则更可明显看出是写魏晋士人风度。唐王维《晚春严少府与诸公见过》：“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贫家”(《王右丞集笺注》卷七)，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访吕逸人不遇》：
“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王右丞集笺注》卷十)，白居易《招王质夫》：“窗前故栽竹，与君为主人”(《白居易集》
卷五)，显然用王徽之种竹赏竹之事。孟浩然《听郑五情弹琴》：
“阮籍推名饮，清风满竹林”(《全唐诗》卷一五九)，显然指阮籍等名士游集之竹林，清风兼喻他们清逸的精神风貌。白居易《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白居易集》卷五)，自居易《闲居偶吟……》：“竹间琴一张，池上酒一壶。更无俗物到，但与秋光俱”(《白居易集》卷三十六)，这里的竹，显然写意多于写实景的成分，竹和诗中的酒、琴一起，都借以抒写闲逸脱俗之思。
其次来看“柳”这一意象。古诗中“柳”这一意象的意蕴不止一端。《诗经》有“杨柳依依”之句，灞桥送别有柳，因此古诗中“柳”这一意象，常常有春意盎然，依依送别之意。但是，它在魏晋时期也与士人的闲静寡欲意趣的追求有关。反映这一意趣的，当然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陶渊明的这篇作品，写一位不知何许人也的先生，这位先生“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显然是作者志趣的自我抒写。而自有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柳这一自然景物，也就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它常常也作为士人性格的象征，文人们也就常用它来营造一种闲淡超逸的诗境氛围。“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这是王维《济州过赵叟家宴》(《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一)中的句子。他写的赵叟的隐居环境。他说，赵叟“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又说，赵叟“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隐然有点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思，他因此写到柳。柳是深巷斜晖下闲门之柳，这不有点陶渊明于宅边所种之五柳的味道吗？孟浩然《寻梅道士》：“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司空图“陶家五柳簇衡门，还有高僧爱此君。何处更添诗境好，新蝉倚枕每先闻”(司空图《杨柳枝二首》其一，《全唐诗》卷六百三十四)，“一丈柴扉五株柳，分明认得是陶家”(清袁树《题陶怡云(深柳读书图)》，《红豆村人诗稿》)，这是明白地说，借陶渊明五柳以寓意。“五株衰柳下，三径小园深”(钱起《秋园晚沐》，《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七)，“宅边犹有旧时柳”(黄庭坚《题归去来图二首》)，这里的柳树，可以看做对实有景物的描写，但象征的意味实多于实景的意味。这些诗中的柳，象征的是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寄托的则是历代诗人自己的生活情趣。柳是作为一种体现闲雅之美超逸之美的意象，进入了诗中。
再看看“鹤”这一意象。古代文人诗有写青田之鹤的，有写丁令威辽东之鹤的，这都与成仙有关。古诗中的鹤，还常与长寿有关。但是关于鹤，魏晋士人也有支遁好鹤的故事。《世说新语·言语》七十六说：“支公好鹤，住剡东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日：‘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遁好鹤，是因其意闲态静，飞鹤而去，是让其逍遥自在，不受拘束。这里所寄寓的，正是魏晋士人超逸闲放的精神追求。而这一点，也是后代文人诗写“鹤”这一意象所要表现的东西。王维《山居即事》：“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荜门之外，人迹罕至，松林之中，有鹤为伴，鹤是诗人幽独脱俗生活的寄托。白居易《见萧侍御忆旧山草堂诗，因以继和》：“琢玉以为架，缀珠以为笼。玉架绊野鹤，珠笼锁冥鸿。鸿思云外天，鹤忆松上风。”鹤而为玉架所绊，思翔翥于松上之风，正是支遁放鹤飞去之意。而写鹤，是为写人，为写萧侍御“晚起慵冠豸，闲行厌避锪”，“秋闲杉桂林，春老芝术丛”，鹤在这里是闲适超俗生活的象征。白居易有许多闲适诗，诗中也常出现鹤的意象，他的《仙游寺独宿》：“沙鹤上阶立，潭月当户开。”(《白居易集》卷五)《池上》：“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白居易集》卷二十五)《和刘郎中》：“草讶霜凝重，松疑鹤散迟。”(《白居易集》卷二十六)
他还有专门题鹤的诗，如《鹤》：“人各有所好，物固无常宜。谁谓尔能舞，不如闲立时。”(《自居易集》卷八)都写一种闲逸孤高的意态。后代很多诗人在写他们优游闲放生活的时候，常常就写到鹤。唐韦应物《游溪》云： “野水烟鹤唳，楚天云雨空。”(《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二)钱起《药堂秋暮》：“潭静宜孤鹤，山深绝远钟。”(《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八)《古藤》：“引蔓出云树，垂纶覆巢鹤。”(《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九)王昌龄《灞上闲居》：“庭前有孤鹤，欲啄常翩翩。”(《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一)
司空图《喜王驾小仪重阳相访》：“幽鹤傍人疑旧识，残蝉向日噪新晴。”(《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二)幽独，闲静，逍遥，是在野水之际，楚天之云，在深山静潭，在闲庭幽居之所。诗人们描写鹤，用这一意象把人们带入这样一个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感受到和魏晋士人相通的雅逸悠静意趣。宋苏轼《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识仙。”(《苏轼诗集》卷二十三)苏轼是以野鹤之风貌昂藏比圆通禅院长老，而同时，又把他比作魏晋名士嵇康。他以鹤写长老，钦慕的是魏晋风度。宋严羽《赠吕仲祥》：“松间两白鹤，尔实闻斯言。”(《沧浪吟卷》卷一)严羽此诗先写自己“云中诵招隐，高卧闲琴尊”，而忽闻吕夫子清晨叩门，“期我名山游，招我出尘纷”，于是有了松间白鹤之写。这松鹤，寄寓的正是出尘之想，脱俗之思。清何士颞《过随园晤主人不值》：“鹤迎篱径频来客，云护山堂半掩窗。”(《南园诗选》卷一)欲访随园主人，而主人偏偏早出，于是有鹤迎客人于篱径。闲云相护，鹤栖篱径，营造的也是闲雅恬淡的氛围。明至仁《送厚元载游会稽》：“逸少笼鹅帖，交郎放鹤亭。”(《全明诗》卷三十七)诗送友人游会稽，会稽是晋代士人常游之处，前句写王羲之，后句当是写支遁，这是直接表明，诗中“鹤”这一意象，寄寓的是魏晋士人清逸闲放的精神。
“菊”也是与魏晋士人精神有关的诗歌意象。楚辞较早地写到菊。尔后较多写到这一意象的是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写道：“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饮酒二十首》其七：“秋菊有佳色。”典型的当然还是那首《饮酒二十首》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归去来兮辞》又一次写到菊：“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可以说，菊在陶诗里，完全人格化了，它就是陶渊明高洁脱俗品格的象征。
菊在陶诗中所象征的这种品格，包含着儒家人格的修养，也有玄学崇尚超逸精神的影响。这是玄风洗礼后形成的诗歌意象。
这一意象自陶渊明后，就进人诗歌，历代文人反复用它来咏志抒情。唐王维《晚春严少府与诸公见过》：“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王右丞集笺注》卷七)这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三径之菊，诗人以此自写脱俗之志。钱起《山园秋晚寄杜黄裳少府》：“终朝碧云外，惟见暮禽还。泉石思携手，烟霞不闭关。杖藜仍把菊，对卷也看山。望望离心起，非君谁解颜。”(《全唐诗》
卷二百三十八)杖藜把菊，寄寓的是什么呢？是泉石携手的闲淡超逸之思，是文人的高雅意态。白居易《东园玩菊》：“惟有数丛菊，新开篱落间。”(《自居易集》卷六)还有他的《知足吟》：
“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自居易集》卷二十二)前诗写荒凉园中，秋蔬尽芜，绿树凋残，惟见菊开篱落。后诗写官闲身泰，悠然自得中把酒赏菊。但两诗都和陶渊明一样，写篱下之菊，白居易写菊，也就和陶渊明一样，是写闲适高雅的生活情趣。唐司空图《雨中》：“檐外莲峰阶下菊，碧莲黄菊是吾家。”(《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三)又是以菊寓陶居士的高情逸志。宋黄庭坚《寄题安福寺李令爱竹堂》： “渊明喜种菊，子猷喜种竹。……”诗写作者视富贵如浮云，志趣异于世俗，而开篇就写陶渊明种菊，他是以“菊”这一意象，把诗直接引入高蹈尘俗的境界之中。明刘基《次韵和石末公无题之作》：“笑捻东篱菊花蕊，天寒岁晚尔知心。”(《全明诗》卷五十六)秋风袅袅，万木萧瑟，而世情俗事更多变化，当此之时，次韵和诗表达什么？诗人写了东篱之菊，支持他人格精神的，是魏晋时陶渊明的高雅情怀。清袁树《闲居八咏》“分菊”：“冷艳东篱菊，栽宜小隐家。”(《红豆村人诗稿》)又是东篱之菊，又是闲居。菊这一自然之物，经过陶渊明的再创造，经过魏晋玄风的熏陶，就确定了它的高雅闲淡的意象特征。
“琴”也是值得注意的意象。琴的出现自然是很早的事情。
作为后代士人所称道的事典，春秋时就有伯牙鼓琴的故事。《礼记·丧服》记载古代礼制中有素琴，后代士人常用“琴”这一意象，有的也可能与《礼记》有关。但是，琴与士人生活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仍似从魏晋时期开始。仅从史籍明确记载看，我们知道阮籍、阮瞻、谢鲲、嵇康等人都好弹琴。嵇康作有《琴赋》，说：“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故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可以说，琴是他精神生活的重要寄托。他临刑之时，顾视日影，索琴而弹的从容潇洒，千载之下，令人赞叹。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也说他“乐琴书以消忧”。陶渊明蓄无弦琴，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抚而和之，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本传)的故事，为历代士人传诵。“琴”作为一个意象，在魏晋时期就大量进入诗中。人们反复写到“吹我素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弹琴咏诗，聊以忘忧”，“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嵇康《四言赠兄秀才人军诗》)，“素琴挥雅操”(嵇康《酒会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陶渊明《时运》)这样的句子。
琴本只是一般的乐器，但经过魏晋玄风的熏陶，当它作为意象进入诗歌时，实已带上了文人闲雅超逸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后代文人诗歌出现“琴”这一意象常有的色彩。后代文人诗歌描写琴，就常常和他们闲逸宁静的生活情趣联系在一起。王维《酬张少府》：“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王右丞集笺注》卷七)
于松风明月中弹琴，是写“晚年惟好静”的生活，他的《竹里馆》有名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琴是幽独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孟浩然《洗然弟竹亭》：“达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九)写琴，是为写清逸之气，竹林之心，因为他前面就写“清风在竹林”。唐常建描写张山人弹琴，说琴可以使人清心静虑，所谓“清烦襟”(《张山人弹琴》，《全唐诗》
卷一百四十四)，唐刘长卿《听弹琴》(《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七)、《幽琴》(《全唐诗》卷一百四十八)，都把人带人松风清寒的境界。刘长卿的《过前安宜张明府郊居》说：“解印孤琴在，移家五柳成”(《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七)，把琴和陶渊明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唐韦应物《司空主簿琴席》：“澹景发清琴，幽期默玄悟。”(《全唐诗》卷一百八十六)又是清幽、闲雅。白居易说他常“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松斋自题》，《白居易集》
卷五)，“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秋居书怀》，均《白居易集》卷五)，说他于月出鸟栖，“心境闲”之时，“寂然坐空林”而弹琴。白居易说他弹素琴，而这素琴之音，就是正始之音(《清夜琴兴》，《白居易集》卷五)白居易说，他常于食饱之余，拂枕而卧，睡足则起，起而闲吟，这时则“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食饱》，《自居易集》卷第八)。白居易说他是“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对琴待月》，《白居易集》卷二十六)，是“伴老琴长在，迎春酒不空”(《闲卧》，《白居易集》卷三十三)，常常“竹间琴一张，池上酒一壶”(《闲居偶吟招郑庶子皇甫郎中》，《白居易集》卷三十六)。琴与他的闲适生活是何等密切。
白居易写《琴》诗说：“置琴曲机上，慵坐但含情。何烦故挥弄，风弦自有声。”(《白居易集》卷八)是陶渊明无弦琴的引申。以琴表现这种情趣，宋苏轼诗也如此。他“弹琴石室中，幽响清磔磔”，则由此而想到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游桓山，会者十八人……》，《苏轼诗集》卷十八)他曾笑陶渊明“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苏轼诗集》卷十三)，笑陶其实是赞陶，而赞陶是通过“琴”这一意象的描写。
他曾像魏晋时隐士孙登一样，“弹琴一长啸，不答阮与嵇”(《赠王仲素寺丞》，《苏轼诗集》卷十五)。这些诗歌描写的“琴”意象，哪一个不让人联想到魏晋玄风下士人那种闲逸清雅的生活和审美追求呢？
体现文人雅兴逸趣的意象，除前面讨论的竹、柳、鹤、菊、琴等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松、游云、兰、梅花。这些意象，有的可能产生于魏晋之后。但是，赋予一些自然事物以文人雅趣，却兴盛于魏晋时期，而这正是古代诗中一些自然事物的意象带有清闲意趣的开端。古代文人对闲逸雅淡之美的追求，实也体现在反映闲适情趣的大量这类意象中。
四
闲逸雅淡的审美追求在文学中也形成了理论上的认识。
文学理论上对这种审美追求比较自觉的认识比较集中的表述，似始于盛中唐时期。此前南北朝时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虽也出现“清”等概念，但钟嵘和刘勰使用的“清”，多指内容的清纯，不事雕饰，质朴自然，主要取魏晋人物品评中“清”的另外的含义。钟嵘《诗品》似主要倾向自然之美、怨情之美。刘勰《文心雕龙》则务惟折衷，在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下，把各种文学思想统容进去，架构一个博大精密的理论体系。他并不特别地在审美上偏向某一方面。初盛唐主要面对文学南北合流之后如何对待齐梁文风问题，因此理论上一方面是热衷于探讨作诗法和诗歌声律，另一方面则大倡风骨，走向盛唐气象。直到“安史之乱”之后，创作上一些诗人再一次走进闲淡雅逸的天地，而理论上也开始对这种审美情趣有明确的认识和表述。自此之后，则不断有人对这种美加以理论表述。
首先应提到的是皎然(720—798年？)，他在《诗式》中对之有所表述。皎然推崇谢灵运诗，《诗式·文章宗旨》说谢诗为“诗中之日月”，“能上蹑风骚，下超魏晋”。他从“格”、“气”、“体”、“貌”、“词”、“才”、“德”、“调”、“声”九个方面对谢诗作了全面评价，其中就有“其格高”、“其调逸”。格高、调逸，当指谢诗高逸脱俗的思想情趣及其清新逸放的辞采声调。 《诗式·跌宕格二品》又有“越俗”一则，说：“其道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所谓“黄鹤临风”，所谓“貌逸”，所谓“杳不可羁”，正是一种超逸高雅的美。他举了郭景纯《游仙诗》
“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作为“越俗”之品的例子，这二句诗写的正是超脱世俗之想。
最能说明皎然这种审美倾向的，是他的“辨体有一十九字”。
《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辨体一十九字中，以“高”、“逸”二体为首，举例说明辨体之时，又只说“高”、“逸”二体。这可看出他的倾向所在。一十九体的分类并不严密，其中有的其实不能算作一体，如“忠”、“贞”、“德”、“悲”，有的其实两体只能算作一体，如“志”和“节”。但是，他的审美倾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十九体中，与闲适超逸之美有关的有六体：“高”、“逸”、“闲”、“达”、“静”、“远”。他说：“高，风韵朗畅日高”，“逸，体格闲放日逸”。《诗式》中标明为“高”的例诗，如陶渊明《饮酒》其五：“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表现陶渊明结庐在人境，悠然采菊，超绝凡虑的生活。如左思《招隐诗》云：“白云停阴岗，丹葩耀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白云停于阴岗，纤鳞游于流泉，这是隐士自由逍遥的生活写照。《诗式》中标明为“逸”的诗例，如郭璞《游仙诗》其六云：“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
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是写蓬莱仙境，也是写超脱凡俗。
他说：“闲，情性疏野日闲；达，心迹旷诞日达”，又说：“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狄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诗式》中标明为“静”的诗例，如孟浩然《登鹿门山怀古》：“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褰。”以环境的幽静写内心之闲静意态。《诗式》中标明为“远”的诗例，如江淹《登庐山香炉峰》：“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目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藉兰素多意，I临风默含情。”登临极顶，目极万里，在此境中默然而含高远超然之情。
司空图诗论也表现出对清逸淡远之美的崇尚。他作有《与王驾评诗书》，高度评价王昌龄、李白、杜甫诗，说“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和高度评价李、杜、王昌龄并列的，有王维、韦应物，他说：“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风之出岫。”澄是清澄，是高迥复远，他赞赏的是王维、韦应物诗表现的那种幽雅清远的情趣韵味。他作有《与李生论诗书》，说作诗当直抒胸臆，直接叙写，以表现自己独特的品格，所谓“直致所得，以格自奇”，王维、韦应物诗就有自己的品格，而其品格，就蕴含在他们“澄澹精致”的诗风中，所谓“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这正是王昌龄《诗格》所谓“意高为之格高”之意，这里所谓“意”，就是澄澹精致的情兴意趣。精致，是诗写的精巧细致；而澄澹，则是清澄澹远。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举出二十多例自作之诗。这二十几例诗，既说明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也反映他对清澄澹远之美的追求。“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聊”，这是《下方》诗中的二句，诗见《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二。诗写他常于昏旦之时，怡然而卧于松轩之下，对一瓢而饮，吟思于微雨之中，梦觉于落花之下，下棋以排遣时日细事，时而溪僧书至，应邀以就幽深之趣。全然是悠闲自得的意态。“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这是《光启四年春戊申》诗中的句子。历经丧乱，战火烧残，所幸有数架书尚存，而峰前之庐犹自可恋，他说，他只愿与野鹤相伴，春水涨满孤屿小池，晴日初映小栏野花。当此之时，他忘怀世事，独自酣歌，不喜见人。此诗之境稍带幽僻孤寂，而于此境中，表现他超脱乱世尘俗的情趣。他也引了《独望》中的两句，全诗为：“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远陂春旱渗，犹有水禽飞。”独望春野，于树绿花黄之中，突现自在高飞的水禽，实也包含一种逍遥自适的情趣。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当然更能反映他的审美倾向。《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近年有争议。我赞成为司空图所作的看法。从内证上难以证伪。无论从《二十四诗品》的文学思想本身，四言韵语形式，用审美境界描述风格类型的表达方式，从整个文学思想的发展，还是从司空图个人的生平思想，都说明唐代具备产生《二十四诗品》的条件，司空图也具备作《二十四诗品》的条件。至晚在元代，虽未说为司空图所作，但已有了《二十四诗品》的原文。元明人诗格著作多杂编唐宋著作，《诗家一指》(《虞侍书诗法》)也属于这类著作。从这点看，《二十四诗品》也应是元明人杂编的前人(可能即唐宋人)著作，而不是元明人自己所作。《二十四诗品》只是单篇作品，不是专著，《二十四诗品》特殊的表现方式，使宋元人不把它看做诗学著作，即使把它看做诗学著作，也只是被看做作诗人门、童蒙读物性质的东西，因为不被看重，因此未被宋元书志、传记记载或称引。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到司空图“二十四韵”，不排除这“二十四韵”即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可能。
《二十四诗品》是风格论，二十四品就是二十四种风格类型。
这二十四品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处处体现老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处处是超逸恬淡。《二十四诗品》写了很多与这种审美情趣很接近的风格类型。“冲淡”一品：“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日载归。”自然如是。“高古”一品：“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是超出尘世，超凡脱俗。“疏野”一品：“惟性所宅，真取弗羁。
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又是疏放适意。“超诣”一品：“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终与俗违。乱山高木，碧苔芳晖。”是与俗相违，是如白云般超然自在。“旷达”一品：“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是旷放通达的生活情趣。一些诗品，与这种审美情趣本不太接近，但作者笔下，也表现出相似的风格特征。“沉著”，本是深沉执著，一往情深，但写来却是幽士丰神潇洒，逍遥闲步： “绿林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典雅”，在刘勰那里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但在《二十四诗品》中是典重不俗，是“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是幽雅之士的闲适生活情趣。“清奇”也因此是精神的清幽脱俗，是神出古异之奇，是“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屎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甚至“雄浑”，也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豪放”也不是人间英雄豪杰的豪放，而是老庄与天地合一的放达。
宋明以后，清逸淡远之美一直为人所崇尚。宋欧阳修赞赏梅圣俞诗的“覃思深微”、“深远闲淡”(欧阳修《六一诗话》)，苏轼称美钟繇、王羲之书迹“萧散简远”，韦应物、柳宗元诗“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这是宋代的例子。明代可以许学夷、陆时雍、竞陵派为例子。许学夷(1563—1633年)在《诗源辩体》中说：“摩诘胸中滓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他是赞美王维超尘脱俗的境界。
陆时雍《诗镜总论》说：“诗须观其自得。陶渊明《饮酒》诗：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提壶抚寒枝，远望时复为’，又‘昔人既屡空，春兴岂自免’，‘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此为悠然乐而自得。”他是论自得的，以为诗当有自然之致，不以精巧为美，但他同时也是赞美陶诗的悠然闲适境界。钟惺(1574—1625年)在《简远堂近诗序》中说：“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沉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亡数者，独其心乎？”是典型的竞陵派理论，他们崇尚清、逸、幽、淡，以至走向了深幽孤峭。
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是例子。王士祯(1634—1711年)是主“神韵”说的，他的所谓“神韵”，以清远之美为特征。《带经堂诗话》卷三引《池北偶谈》说： “汾阳孑L文谷(天允)云：
‘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诰、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他推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鬲津草堂诗集序》说：“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淡’者日：‘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日：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日：‘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这三品，都是清远冲淡一类。他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
又说：“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来。”他评元人何中的诗，说其诗“近体亦冲淡”，又评价明代“古淡一派”，称赞陈伯玑“五言诗古澹自成一家”，说他的“寒日明孤城，斜风下飞鸟”，“篮舆望归鸟，日暮空城曲”，“此类二十余篇，不减王、韦”(《池北偶淡》)，都以清疏淡雅为标准。又称王幼华诗“一变而清真古澹”(《黄湄诗选序》，《渔洋文》卷二)，又说：“金子于诗尤工古选，予喜其闲适古澹，类自陶、韦门庭中来”(《金素公问学集序》， 《蚕尾续文》卷二)。与王士祯同乡的另一主“神韵”的诗人伊应鼎也说：“诗之有神韵者，必其胸襟先无适俗之韵也。”(《渔洋山人精华孙会心偶笔》卷三，《皇厂河道中》
评语)他以为，神韵之妙存处性情，性情如何，则诗风如何，他所强调的，是性情高旷幽闲恬适。沈德潜也有这一倾向。《唐诗别裁集·凡例》：“过江以后，渊明诗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相述，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闲远，储大祝得其真朴，韦苏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洁，气体风神，倏然埃墙之外。”这是评陶渊明的，实际评了以陶诗风格为代表的一派诗人。他是推崇这一派的清和闲远诗风的。
这一派崇尚闲适清远，有佛家禅宗的影响，也有魏晋玄学的影响。他们推崇闲适清幽之美，主要以王、韦一派诗风为代表，这一派诗风就其渊源来说，实可溯至陶渊明。他们事实上也常常把这一美学追求追溯到陶渊明。沈德潜就是这样。陶渊明的诗风里，就有玄学的影响。玄学和佛学，共同影响着这一派的审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