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日本如一头丧家之犬，到处疯咬，逐渐把自己逼上绝路。
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满洲国事件”，使中国东北沦于日蹄之下；1932年，建立满洲国；1933年，退出联合国；1934年，撕毁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936年，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此时德国的情况也不怎么乐观，原因是与日本一个鼻子出气的纳粹集团同样是一条无药可救的疯狗。
1933年，希特勒建立纳粹政权后不久，就步日本之后尘于同年宣布退出联合国；1935年，希特勒使用人民投票的方法获得了泽尔地区，进而在冲垮凡尔赛体制的口号下，于1936年出兵莱茵非军事区，从而使德国也变成了国际社会中的狂人。
虽然日德两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但都反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并因此在国际社会上双双陷入了孤立境地。
在此种情况下，两个臭味相投的国度一拍即合。尽管当时有不少日本外交官指出日德军事协定的签署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并指出“日本将来只能被德国所利用，不会有任何所得”。但大岛浩的所作所为只能如此：引导“难以忍受孤独而苦恼”的日本一味地向德国屈从，从不追求是非正确与利弊得失。
在大岛浩即将前往德国赴任之际，陆军参谋本部特别要求他注意认真观察苏德关系的动向。
日本陆军认为，苏联再不是假象的敌人，已是现实的威胁。不言而喻，对于陆军来说，德国的对苏态度是极其重要的。陆军首先考虑的是，在日苏开战时，德国能否予以合作。参谋本部情报部欧美处处长特别要求大岛浩在德国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
1935年春天，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负责向日本陆海军出口工作的哈克试探地问大岛浩：“不知贵国是否愿意与德国缔结德日军事合作条约共同对付苏联？”哈克说，“当然这是纳粹党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个人想法。”
大岛浩听后大为心动。
同年10月，在里宾特洛甫的要求下，大岛浩与其在哈克家里进行首次会见。两人详细密谈了关于缔结军事条约的事。随后，大岛浩立即拍电将此报告给参谋本部。
当时，大岛浩心意已定，为了牵制苏联，日德必须缔约。他说：“日俄战争时，由于俄国与德国签订了协约，所以俄国毫无后顾之忧，把自己的王牌部队调到远东作战，使日军大吃苦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过来由于日本对德宣战，又使俄国可以放心大胆地打起德国人来。因此，这次如果日德两国结为盟友，就会迫使苏联两面作战，它再想干预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参谋本部受到大岛浩的报告后，为摸清德国方面的真实意图，于同年底11月派陆战二部德国情报组组长若松前往柏林。若松在柏林逗留期间，曾与里宾特洛甫和国防部长布隆贝尔举行了会谈。在大岛浩的参与下，双方草拟出共同防共协定。
《日德防共协定》定于1936年11月25日签约生效。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
《日德防共协定》缔结后的第3天，即11月28日，苏联负责外交工作的人民委员李季诺夫在苏维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法西斯国家的反苏外交政策，强调指出：公布于众的防共协定不是什么为对付第三国际的协定；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只不过是其他秘密协定的一种掩护而已。他说：“这个秘密协定，充分暴露了过去15个月以来日本陆军武官与德国超级外交官之间所进行的会谈的真正目的。”
这就是说，苏联谍报机关业已探明，日德防共协定是日本陆军代表独断专行的产物，它将发展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因素。
当初日本外务省的想法是：应避免防共协定过分刺激英国和苏联，同时不要加入任何特定的政治集团。然而，事实上它已大大地刺激了苏联，英国也投来了不安的目光。紧接着，意大利于1937年也在这个防共协定上签了字，至此，日德意三国开始走上结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