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宗教存在着宗教神道与宗教人道的尖锐矛盾，而以尊神为核心的神道是难以讲人道的。“谁只要爱了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他对人间的一切失去了兴趣。”（《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因为，宗教不仅是社会道德败坏，怠惰成风的原因，而且是民族仇恨和战争的根由。尽管个别虔诚的宗教信徒，由于恪守宗教道德的信条而成为信男善女，甚至是道德高尚的楷模，但在罗马教廷支配一切的整个世纪里，各个不同的宗教系统为了自己“惟一正确的神学学说”，不惜大批残害异教徒，进行无休止的宗教战争。信徒们为了表示对神的虔诚不惜采用人祭或自残。由于宗教观念上的一点点分歧，就使人们从此成为敌人。为了一些神学上的臆说，一些民族和另一些民族便势不两立，君主防范着自己的属下，公民们对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父辈厌弃自己的子女，子女则用利剑来残杀自己的父兄，夫妇离异，亲属不相认。凡此种种，一直是近代进步思想家激烈抨击的众矢之的。
中国的情形却不一样。因为在中国，不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未能成为“国教”，也未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局面。佛道二教势力的发展，也从未达到可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程度。尽管几乎人人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善恶报应并不是一种宗教。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便不可能出现类似欧洲、阿拉伯等宗教世界的宗教战争和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善恶报应毕竟是一种宗教观念，它满足了宗教观念比较淡薄的中国人对精神麻醉的需求，同时又没有达到使宗教神道掩盖宗教人道的程度。相反，它那神灵主宰人间善恶的信条，倒给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披上一层无比神圣的面纱。因此，那“只可容一种感情的心灵”的中国人便可以主要地放在爱人类即调整人际关系上，使善恶报应宗教人道的社会作用在中国显得非常突出。
人之常情，畏死而乐生，忌祸而冀福。行善得福，谁人不喜！作恶招祸，哪个不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善恶到头终有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在在处处有神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舆论弥漫于社会，广泛影响人们的意识，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并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很多世纪以来，作为道德载体的善恶报应，成为强有力的动力，控制人们的情欲和种种越轨的恶念，并强迫他们成为有德行的人。在国家动乱、纲纪倾颓的时候，甚至主要就是依靠善恶报应来维系社会的。元人魏初《青崖集》卷三说：“当河朔溃裂，纲倾维崩，人心之存，唯有畏鬼神、邀福幸而已。然扩是以往，则犹可以扑虐焰而戢毒螫，是以君子尚有取于斯焉。”连那些无所畏惧，靡所不为的恶棍也要慑于报应的神威。这些人在多次为非作歹之后，由于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鬼神报应的威慑，又不时看到某些作恶者“受到神灵惩罚”，使之对自己的罪恶感到越来越严重的惊恐。这种惊恐不断积累，引起心理与精神的失衡，最终导致这些人令人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总爆发。有的会在办事时忽然瞪目而起，手足挠乱，好像与人撑拒厮打。有的杀人害物完全无人知晓，竟会忽然自首报案，甚至像被托魂似的表现出被害者的语态和动作习惯，乃至于操刀自残。
《聊斋志异》卷七记载：李司鉴打死自己的老婆，保甲长申报官府，已立案审查。李在经过官府时，忽然从肉架上拿了一把屠刀，跑进城隍庙，跳上戏台，跪在神龛前，自己说道：“神责我不当听信奸人，在乡党颠倒是非，令我割耳。”于是将左耳割落，抛台下。又说：“神责我不应骗人银钱，令我剁指。”于是将左指剁去。又说：“神责我不当奸淫人家妇女，使我割阴。”遂自阉，昏迷至死。
钱泳在《履园丛活》一七中说：康熙年间（1662-1722），我家乡有个叫黄君美的人，喜欢结交胥吏捕役，无恶不作，被其害者不可数计。一天忽然发狂，手持利刃，赤身裸体跑出家门，在人群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处辄自言：此某事报。割其阴，说：“这是淫人妻女报。”割其舌，说：“这是诬人妇女良善报。”……这样折腾了一两天，最后以刀割腹，至心而死。
一般笃信善恶报应的群众，更是战战兢兢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之一步，惟恐神灵降罚。因此，善恶报应在调整封建时代人际关系，抑恶扬善美化社会风尚方面产生了足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巨大作用。
它使人互敬互让，有无相助，患难相救，死丧相恤，形成一个和睦友好，俨同一家的邻里和社会关系。
古人小至与人同坐的夏择凉处冬寻暖处，与人共食的多取先取；大至疾病死丧的相恤，水火盗贼的相救，莫不注意妥善相处。根据亲疏与财力的不同给予相应的帮助。而“让”，则是古代民间处理邻里关系的重要原则。宋代俗语说：“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戒子通录》卷一）其不宽让者，就是不德，就要受到神明的惩罚。
古代民间有所谓“暖房”的礼俗。《清波别志》说：宋代老百姓有迁居新房者，街坊邻里即主动凑钱集资，治办酒食果品，拿来与主人同饮相贺，叫做“暖屋”。《辍耕录》卷一一也记载了元代民间的这一习俗。当时叫“暖屋”，又叫“暖房”。暖房的意思，大约是因为新宅尚未经人居住，遂邀集多人在其中饮宴嬉戏，以为厌胜。虽属迷信，却真实表现了当时邻里互爱、互助的纯朴之情。
暖房之俗，唐朝已经有了。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嘱问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其后历宋、元、明、清，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间还在流行。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四一说：今人移居新宅，亲戚邻里常常馈送酒食，在新居中会饮，叫“暖房”，又叫“温锅”。
清代还有“暖寿”的习俗，《陔余丛考》卷四三记载：生日前一天，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即凑钱买办酒食，到生日者家会餐祝贺，叫做“暖寿”。
古代乡里民众，凡遇他人有酗酒赌博、斗殴聚讼、言行逾违、怠惰不节等过失行为，必相规劝；凡遇邻里有红白庆吊之事，必量其力之大小度其情之亲疏以相助；凡遇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诸不幸事故，必相恤相救。乡有其约，约定成俗，其俗之美，宋代南北两京堪为代表。
《梦华录》卷五《民俗》记载东京（开封）民风：
加之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见军辅收领到斗争公事，横身相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无惮也。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之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
《梦粱录》卷一八记载临安（杭州）民风：
但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里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
一般人长期定居一地，习惯成自然，以为一切莫不应该如此，不知其美恶。而在一个异族人的眼中，这一切却又显得无比的清新奇异，他们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所作的记载和述评，往往能真实体现该民族文化的特质和价值。马可·波罗于宋末元初行抵临安，耳闻目睹，叹为神奇。《马可·波罗行纪》一一五章记载道：
行在城之居民举止安静……诸家之间从无争论失和之事发生，纵在贸易制造之中，亦皆公平正直。男与男间，女与女间，亲切之极，致使同街居民俨同一家之人无异。
无（互）相亲切之甚，致对于彼等妇女，毫无忌妒猜疑之心。待遇妇女亦甚尊敬，其对于已婚妇女出无耻之言者，则视同匪人。彼等待遇来共贸易之外人，亦甚亲切，款之于家，待遇周到，辅助劝导，尽其所能。
湖中（指西湖）有两岛，各有宫一所，宫内有分建之殿阁甚众，脱有人欲举行婚礼，或设大宴会者，即赴一宫举行。其中器皿布帛皆备，是皆城民公置，贮之宫中，以供公用者也。有时在此可见人众百群，或设宴会，或行婚礼，各在分建殿阁之中举行，秩序严整，各不相妨。
马可·波罗之后两百多年，又一位外国旅行家阿克巴尔来到中国，所见所闻，使他赞叹不已。回国后，他把自己的旅华经历编为一书，这就是有名的《中国纪行》。书中由衷地称赞道：
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毫无疑问，如果穆斯林们能这样恪守他们的教规——虽然这两件事无共同之处——他们无疑地都能按真主的良愿成为圣人。（第四章）
整个中国人，从平民到贵族都培养得懂礼节，在表示尊敬、荣誉和沿守礼节方面，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第六章）
两宋都城商品经济最发达，其民风尚且如此纯美古朴，其他城乡风俗之美，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善恶报应使人们敬老爱幼，养生送死，勤劳节俭，进一步发扬了中华民族孝亲、勤俭的传统美德。这些在第三章剖析善恶报应的内涵时已经论述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