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
——梁启超
我们先解决本章开篇的一个问题，李鸿章是卖国贼还是中兴功臣？通过了解马关议和的内容想必大家有了答案，我再引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回答一下：“西方有报纸说：日本不是跟中国打，而实际上是跟李鸿章一个人打，这句话虽然有点过，但实际上却差不多。甲午战争时各省大员只知道画疆自守，把此战看成直隶、满洲的事，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除直隶、满洲外各省有一个人出一个计策、派一旅官兵来参战的吗？没有，即使有，也不过是放出风来的空话。最可笑的，就是刘公岛之役，有人写信给日本人，说刘公岛有一艘船是广东的，广东跟中日战争没关系（就是前文蒋介石说的那件事），请求放了这艘船。此事让全球笑话，其实此事说明了各省封疆大吏的思想。如果这么看的话，日本的确是跟李鸿章一个人作战，以一人战一国，合肥（李鸿章合肥人），虽败亦豪哉！”
李鸿章的确是一个人在打日本国，伊藤博文说：“中国名为一国，实为十八国（18个省），为一国则十倍于日本，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中国人毫无国家观念，只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世人都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李鸿章，李鸿章虽然不能说无罪，但不能全怪他。海军经费开始慈禧一分不给，李鸿章不得已，将其中的一半给慈禧造颐和园，这才有了北洋水师，否则甲午连打海战失败的机会都没有。但用人不当的确是李鸿章的责任，叶志超、丁汝昌都是军事庸才，李鸿章却用他们节制各军；而左宝贵、邓世昌都是将才，他们却受制于庸夫，最终战死疆场。有人讥笑李鸿章对战争观望，以至最终惨败，把屎盆子往他身上扣，也是不对的。
李鸿章说：“日本国近年来改变制度，学习西洋兵法，修铁路，架设电报线，开煤矿，对国计民生做了巨大改观，并且派了许多留学生去西洋学习，与英国人勾结，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有藐视中国、窥测台湾的举动。”可见李鸿章对日本很了解，正因为知己知彼他才不想打，假如当初听他的，战前就议和，尚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当然，李鸿章对战败还是有很大责任的，梁启超如此总结：“一、劝朝鲜与他国都订约来制约日本，失策。二、既允许朝鲜订约，默认朝鲜自主，却又派兵干涉，给日本口实。三、日本既已派兵，我军就应有进无退，但李鸿章却等待他国调停，致贻误战机。四、聂士成仁川登陆计划不被他采纳。五、‘高升’号出事前丁汝昌请求出海与日军交战，不被他批准。六、李鸿章说北洋打不过日本。但李鸿章在北洋20年，为何不能一战？七、自称经费不足，这只不过是不能扩军。现有军队像卫汝贵、叶志超那样的脆弱不堪，李鸿章难辞其咎。八、枪质量不合格，子弹多臭子，火药失灵，李鸿章却说军械所的人廉洁。九、平壤之战没有安排统帅。十、始终坐待敌军进攻，畏敌如虎。十一、海军不用快船快炮。十二、旅顺天险，西洋人说数百名士兵如果粮食足够的话可以守三年，但李鸿章把旅顺交给自己的亲信，一个怯懦的家伙龚照玙手里，结果失守。”梁启超说的基本公平，只是第五条于史无据。
李鸿章在战后说：“少年考上科举，青年戎马生涯，中年封疆大吏，晚年洋务运动，按说这辈子挺顺的，但是无端发生中日交涉，导致我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就像欧阳修所说‘半生名节，被后生描画都尽’。”“十年以来，文恬武嬉，这才酿成此战的惨败，平日我提出要整军备战，他们就说我在浪费国家钱财，于是禁止我买船。一旦有事，明知我们打不过敌人，却一帮人在那起哄，主张开战，轻于一掷，最终导致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打了败仗，所有人都怪我，这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除了为李鸿章鸣冤外，我还要为袁世凯说两句话。早在甲午前，他就在写给李鸿章的《朝鲜大局论》中说：“朝鲜近在肘腋，朝鲜北面的奉天是国家的龙兴之地，西面则对着天津、烟台这些京畿门户，没有朝鲜就相当于我国在东面少了一面墙，因此朝鲜断不可失。”袁世凯对朝鲜之于中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远超时人。甲午战后袁世凯对国家安全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甲午战前日本与我国隔海相望，不得不有所收敛，而现在日本控制台湾、澎湖，占据我国领土，驯化我国民众，久而久之被日本驯化的人民就会为之所用。如果我们不发愤图强，数年后与我们咫尺相逼的日本必会对我发动致命一击，到时不但奉天（辽宁）、吉林、福建、浙江非我所有，连北京、山东也不能保。”可以说袁世凯的战略眼光是惊人的，后来日本的对华侵略的确与此相近。他是这样分析甲午战败原因的，他说：“我们战败一是因为没做好战争准备，二是因为领兵众将不行，兵不精。”他还认为甲午战败，虽然令人痛心，但如若朝野上下从此发奋，正是这个由弱转强的一大契机。新近公布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态度也显示，袁世凯根本不同意“二十一条”的签订，看来他是由于称帝这一件错事而背了所有黑锅，我们后面会详细说他。
说完李鸿章、袁世凯，谭嗣同在甲午时的表现如何呢？他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50两银子，加起来10亿两白银，2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对此事我不想评价了，读者自见。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李鸿章与袁世凯、谭嗣同，有一点是肯定的。此战使本已通过洋务运动有些崛起向前进的中国又退了回去，李鸿章白忙活了。辛辛苦苦几十年，甲午回到平乱（太平军）前。其实战前，外国还是看好清国的，法国权威人士说：“亚洲现在在三大强国手中——俄国、英国、中国。”即便在战时中国也看起来有希望，从光绪到清政府多数官员都是主战的。在海军和陆军中涌现许多誓死抗敌的将士，或奋勇搏战、战功卓著，或壮志未酬、血洒疆场，或弹尽粮绝、宁死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视死如归的情操。日军所到之处除东北，当地人民都拼死反抗，台湾人民的斗争尤为可歌可泣。
甲午之战失败了，这一战改变了远东的大局，战前英俄争霸，中国渐强；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老大，终结了中国两千年来亚洲霸主的地位。本来在战前，英国在亚洲占上风，但甲午后，俄国、法国加强在远东的侵略，德国开始了对远东的争夺，美国拿下夏威夷、菲律宾，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远东形势一片大乱，列强角逐更加激烈，一个更动荡不安的时代开始了，也为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唐德刚说：“清国之亡国，非亡于辛亥革命，实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的科技现代化成绩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动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信心，这一集团既靠边站，朝廷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王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甲午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伦敦报纸说：“中国为东方一团大物，势已动摇，今欧洲之人，虽田夫野老无不以瓜分中国为言者，凡与中国交涉者亦为之大变，中国被日本重拳横击，使其水陆之师一齐放倒，故各国乘此微弱，群相吞噬。”德国报纸说：“自中日失和之后，我欧洲之人皆欲瓜分中国，盖中国如俎之肉，人皆可得而一脔也。”俄国《新闻报》说：“要紧紧抓住中国甲午战败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泰晤士报》说：“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和组织起来。”而德皇威廉二世却说：“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后再度横扫世界。”
前面有的仗我分析了失败的原因，但那都是就单个战役而言，下面我整体上分析一下中国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前日本20年没打过仗，实战经验匮乏，而清军经历镇压太平军和中法战争的洗礼，实战经验相当丰富。朝鲜北部山川林立，地形险要，军队数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清军占绝对优势。50年代朝鲜战争美军尚且被打得头破血流，更何况装备比清军强不了多少的日军。清军士兵多为将领私家属下，对将领分外忠诚，从指挥官看，日军指挥官多为留学生，作战理论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清军指挥官要么是留学生，要么是九死一生，这些是日军比不了的。
再从数字上作对比。
面积：中国1150万平方公里，日本37万平方公里。
人口：中国4亿，日本3千万。
自然资源：中国是物产丰富之国，煤、铁、铜等储量均在世界前列。日本自然资源匮乏，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石油的99.7%、煤的96%、天然气的96.5%靠进口。
对外开放时间：清国1842年，日本1869年。
起步水平：清国不用说了。日本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家里养狗的叫犬养。
地理位置：中国有漫长海岸线提供便利的对外交通，有高山险隘等天然屏障阻击外来势力侵入，海军强国即使打进中国本土也很难深入。
这样看，日本取胜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国为何会失败呢？看我全方位为您分析。
第一，文化思想保守。晚清最可恨的是保守的当权派，如倭仁，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术，在人心不在技艺。”是他们看不起那些先进的西方‘技艺’，严重阻挠我国的发展。这帮混蛋使清国的改革最终流产。英国人赫德说：“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像饿狼投掷一片片肉，使他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中国所有统治者，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朱元璋，都认为自己已尽善尽美，为防子孙改革，于是用各种制度来阻止后代变法。文化的海洋在政治铁闸下遂变成一潭死水。两千年下来当全民都想到必须变革时，已经因缺氧过久而四肢无力，这正是晚清至今的中国人必须要付出比西方人民多少倍努力的代价，而仍难达到强国地位的原因。
而日本则毫不保守，没有改革阻力。这一点，从日本森有礼与李鸿章的一段对话可见端倪。
李鸿章：“我对贵国明治维新很赞赏，但对贵国改变旧服装很不解。”
森有礼：“我国旧服装对无事安逸之人合适，但对多事勤劳之人不合适，所以它能适应旧情况而对当今很不便，今改服装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衣服体现对祖先的追怀，子孙应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们祖先尚在，也会和我们做同样的事，1000年前我国祖先看到贵国服装的优点就加以采用，形成和服。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贵国采用我国服装是明智的。我国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就能制造。现今制作西服要花很多钱。”
森有礼：“虽然如此，但我以为西服比贵国衣服精美而便利。关于西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勤劳致富，所以破旧立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无限报偿。”
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弃旧服装而穿西服，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以这些变革而骄傲。这些变革就不是受外力压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必要之物和西方长处才学习。”
李鸿章是中国思想最先进的人，森有礼只代表日本中等先进程度，中日两国差距可见一斑。连李鸿章也只把改革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而没深入到精神、制度层面，他只想小修小补，而不触及国家根本。即便如此李鸿章还是招来保守派的诋毁与谩骂，更何况更先进的思想呢？
不止如此，中国传统思想还把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对立，在西方这二者价值观是统一的。当中国统治者决心让中国富强时首先想到让公民做出牺牲，让公民勒紧裤腰带把钱节省出来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这些钱拿去从事军队近代化。这样做不会使军队真正强大的，试想当士兵的家人在地方官压榨下饥寒交迫时，你怎么指望他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怎么指望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
第二，经济贫穷落后。现在中国的GDP已是世界第二，有的人说再过十年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时中国就说话算数了。说这种话的人是傻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讲鸦片战争时我说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再讲一遍。因为甲午战争就是一个例子，此战时中国GDP是世界第二，占全球12.9%，是日本的5倍，却照样败得一塌糊涂。186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占全球15.6%，英法联军攻陷北京。1900年中国GDP世界第二，占全球11%，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美国最有钱，可越南、伊拉克、阿富汗都把老美弄得灰头土脸。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中国很穷，也能凭简单的武器把“联合国军”打得心服口服。
可见GDP不是衡量强弱的标准，那有人说美国GDP世界第一，为什么人家当老大呢？这得看GDP的构成，美国GDP由航母、飞机、计算机产业、生物科技、现代农业组成，日本GDP由汽车、电子组成，这些在战争时可转换成国防力量。而19世纪的中国呢？GDP由茶叶、丝绸、瓷器这些破烂组成，打起仗来这些东西无非烧成炮灰，于国无用。那么现在呢？中国GDP由房地产、纺织品组成，这些东西打起仗来也会变成一片废墟，无法军用。
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自给自足，所以不知道发展经济，而日本人没有安全感，四面是海，物产贫乏，只能扩张。中国本来就不知理财，再加上人口暴涨，从康熙五十年（1711）的2462万经过短短140年就变成了4亿3000万，再多的收入都被庞大的人口吃掉了，更何况收入又不多。中国的农业社会是支持不了近代战争的。一发克虏伯炮弹就3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呀！近代战争是靠钱堆起来的，这点李鸿章很明白，他说：“中国积弱是由于贫穷，西洋方圆千里的小国，年财政收入都上亿，无非是因为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信局等税收而赚钱。我国若不早日求变，择其要者在我国实行，那么我国会依旧贫穷下去，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早晚得失败。”直到1903年清政府才设商部，此时中国已歧视商业两千年了。
儒家思想只有所谓“义”，不让人们言利，致使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商人长期受歧视，为国家赚钱还受歧视，于是经济不可能有发展。清国是吃饭型财政，日本是积极型财政，两国对战争的支持能力差远了。与此同时，各国都在发展经济，穷国如俄国、日本以中央财政带动经济，富国如法国、德国、英国在中央预算外有民间商行配合融资，而清国连“融资”是什么都不懂，清国银行体系停留在山西票号层面，这是中古时代的经济。综上所述，清国是以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以手工业社会对商业社会，以中古社会对近代社会，与敌人有一个时代的差距，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朝廷窝里内斗。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跟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互不买账，光绪的帝党与慈禧的后党互相倾轧，清流文人跟李鸿章之间不断对骂，文武不和、帝后不和、军队不和，这仗还怎么打？
其实窝里斗是清国通病，英国人对庆亲王说：“贵国军队太弱，不足以与列强争高下，应该整顿。”庆亲王：“我国的军队只为了防家贼，不是为了保护国家不受外侮。”
清朝文武官员的内斗激起极大民愤，文官贪污腐败，一个比一个能贪，武将临阵脱逃，一个比一个能跑，因此百姓说：“文官三只手，武将四只脚。”
第四，康熙修墙作梗。有人会问这跟康熙有什么关系？您别急，当然有关系。康熙起就下令禁止汉人进入他们的所谓“龙兴之地”——东北，并修建了从山海关到凤城的围墙，如同柏林墙一样，禁止汉人到东北，直到咸丰时才解除康熙的禁令。随后才有一批人闯关东。由于东北的原住民——满人少，汉人虽多却都是新移民，他们面对日军的侵占毫无丧失故土之感，所以根本不会抵抗，甚至许多人直接当了日军的支前小队长。
第五，海洋意识淡漠。欧洲人的大海情结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罗马、希腊都是濒临地中海的国家，都从海路进攻对手成为强国。自那时起欧洲人就和大海结下不解之缘，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除了应付游牧民族入侵外，还得与海上的北欧维京人抗衡。直到中世纪，奥斯曼帝国堵塞了欧洲通往亚洲的陆地交通，于是欧洲人大力发展海军、海洋事业。
而中国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且面对第一大洋太平洋，但由于太平洋过于辽阔，在那时根本无法逾越。太平洋上与中国隔海相望的琉球、菲律宾等对中国敬意多于敌意（日本除外），所以中国敌人很少来自海上（倭寇除外）。正因如此，中国人才把眼光转向内陆，目不转睛地盯着黄色的土地。
故而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民族。”慈禧建颐和园，不敢挪用治理黄河的钱，不敢用救灾款，不敢扣旗人的生活费，却偏偏拿办海军的钱下手，原因就在于中国海洋意识淡漠。对海洋都不重视怎么可能打赢海战呢？整个甲午海战清国除鱼雷艇外竟连一艘日舰也没击沉，真是海战史上的奇耻大辱。
其实慈禧如果把修颐和园的钱用于办海军，还是能成功的，张荫麟在《甲午战前的中国海军》中说慈禧挪用两三千万两白银修园子，而“定远”舰、“镇远”舰总计不到340万两，整个北洋舰队造价才1000多万两白银，可见慈禧挪用的钱够造两个北洋水师。李鸿章说：“如果海军经费拨到位，那么不出十年全世界海洋都会有大清水师的炮舰，何至惨败？甲午之败不该赖我呀！”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中国成了列强消遣的玩具，因为她一直在思想上蔑视海军，所以她难以维持国内秩序和抵御外侮。”英国沃尔特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最后就控制了世界本身。”俄国彼得大帝说：“凡是仅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算有一只手，唯有同时兼有海军才能双手俱全。”美国总统肯尼迪说：“控制海洋意味着安全，控制海洋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意味着胜利！”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说：“如果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挨打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如果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什么时候都可能挨打。”由此可见海军的重要性。
篡改梁启超的一段话就能代表我的看法：海军强则国强，海军进步则国进步，海军自由则国自由，海军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海军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第六，情报传递落后。日军战报在几分钟内就可通过电报报至大本营，而清军战报虽可很快由前线传到天津李鸿章处，却由于清国大臣认为京津间是天子龙脉之地，为怕坏风水，而不许架电报线，情报从天津到北京要通过马，两天才能到北京，而议出结果后再把指示下达到李鸿章处还要两天。清政府每次对下面的指示都是针对几天前的战况的，您说能打赢吗？以这样低效率来打瞬息万变的近代战争，结果可想而知。
第七，毫不重视科学。此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宇宙分三层：最上边一层是天堂，有玉皇大帝居住，中间一层是自己所在，下层是阎王爷统治的地狱。而日本人已普遍知道我们在宇宙属于银河系的太阳系中。此时中国继续用阴阳五行的中医和动植物治病，而日本已经到处设立医院，西医盛行。中国仅有的精通化学的徐寿、华衡芳已去世，中国人对化学的理解无非是仙丹（其实是毒药），而日本人民最起码都知道元素周期表了。两国在科学上的差距与最终的战争结果是一定有关系的。而中国之所以科学落后，与统治者愚民有很大关系，天下臣民越是愚不可及，就越显得皇上圣明，皇帝就越容易以高屋建瓴之势实行统治。
第八，用人不重才能。对于有能力当舰长的海军人才李鸿章都毫不犹豫地任命为舰长等职，然而中国没有那么多海军人才，所以剩下的空缺的职务李鸿章便多用安徽老乡或给钱多的人，这些人（除邓世昌外）在选手下时就根本不考虑才能，而是完全凭老乡关系或银子，即使任用一个有才且称职的人，也不过把这人当做招牌，而一木难支将倾的大厦，有才能也根本发挥不出来。
第九，缺乏进攻意识。英国大将威石勒说：“中国人有蹂躏全球的资格。”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坐待别人蹂躏我们。
中国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单纯用于防御的军队，尤其是汉族的军队，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这在世界上人数众多的民族中是仅见的。中国士兵的使命永远是防御而不是进攻，因为国家领导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自己的，哪有自己征服自己的道理？而且整个国家自给自足，也没有征服的欲望。虽然我们不想征服别人，但是别人会觊觎我们的土地。中国军人站在长城垛口背后，用嘲笑的神情望着长城外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控弦之士，向他们射箭，异族在横在他们面前的这堵世界著名的墙上寻找可供攻击的弱点。但是这座叫长城的墙几乎无懈可击。于是中华民族在墙的保护下存在了几千年。
就在我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勇夫、对外懦夫，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时，地球另一端的人在想什么呢？在甲午战争结束后6年，190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明了一切：“美国需要战争，不管什么样的战争，只要打起来就行。”
第十，军人地位低下。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军人地位低下，“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已成名言。看看西方，人家军人是社会普遍崇拜的英雄，一个为国家利益捐躯的普通士兵的名字甚至可以用来命名一座城市。年轻军官更是社交场上最受欢迎的对象，军人的军礼服和精致的佩剑成为最激动人心的求婚礼物。而在中国，国人把承担国防任务和巨大牺牲的军人看做避之唯恐不及的职业，晚清时国人面对国破家亡，往往盼着别人的子弟上战场，而自己则待在安乐窝，面对同胞的牺牲麻木不仁。
第十一，民族麻木不仁。中国人对于外来的刺激总是麻木不仁，不以为意，除非刀架在脖子上，不然很难觉醒。西班牙传教士利马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那麻木得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美国史密斯说：“中国人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他的话是有根据的，法国人许克记载道光死后自己在茶馆大声议论皇位继承问题，想刺激中国人发表意见，谁知中国人似乎都没听见，最多不过一面摇头，一面很使劲地抽烟，喝上几口茶，他们的麻木不仁使许克很冒火，他正要发作时忽然一个中国人对他冷笑着说：“老兄，你听我说，你费这么多无用的心思干什么？这是衙门里的人关心的事，他们拿这份俸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管这些事你得不到一丝报酬，岂不是一个大傻瓜？”其他几个中国人都说：“这话有理，这话有理。”这样的民族与天皇一声吼、人民齐奋斗的大和民族打起来，结局可想而知。
美国人费正清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之所以对外国刺激异常麻木，是有原因的。与日本相比，由于日本资源匮乏，不努力就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日本人民干劲十足。中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中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即使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因此中国超然于世界竞争之上，在世界之外自有乾坤，从而麻木不仁。
梁启超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来到上海，见上海莺歌燕舞，熙熙攘攘，无异于平时，好像首都沦陷跟自己没关系似的。
看个对比，战前一个日本兵出征，他妈说：“仗打完后我要在靖国神社看见你的牌位。”日本是母亲叫儿打中国，妻子送郎上战场。而中国呢？驻守东北的大将卫汝贵的老婆给他写信：“老爷您五十八了，咱家有钱有地，打仗千万别玩命，能跑就跑，战前如果方便的话就相机行事吧。”这封信卫汝贵没看到，被日本人缴获了，日本人把它登在报纸上，全世界都看到了。
第十二，此时的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那时只知道读书吃饭睡觉，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到甲午年，才听人说日本国把我们打败了，到庚子年，又听说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作国，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万国中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人。”他的话就是那时中国人的缩影。
日本人做事认真，甲午时北洋水师每艘船的吨位、指挥官、火炮口径、人员，日军都有详细记载，如在进攻金州的途中，日军人手一份军事地图，村店道路都详细绘制，而清军十几万人只有一份地图，这幅图还是一个村里画山水的人画的，到是挺好看，但毫无准确性和军事价值。从此一事，中日两国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地图要精密得多，因此后来抗战时阎锡山的晋绥军每次打败日军后，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找日军地图——拿回去自己用。
由于日本特有的地理条件——地处寒带温带交界，有强烈阳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南亚那样一年四季湿热难耐。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寒冷。正是这种地理条件使日本人有热带、寒带的两重性格，既热烈又沉静，既忍耐又反抗。江上波夫说：“日本人兼有游牧于农耕民族的双重性，对外是游牧的，对内是农耕的，善战与爱和平是日本这一枚铜币的两面。”《菊与刀》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可见日本人的隐忍并不是真正的忍耐，礼貌也不是出于本性的客套，而是由于害怕对手的强大，从而通过隐忍来积蓄力量，通过礼貌来麻痹对手，从而在对手放松且自己准备好后给对手以致命一击。而这个对手，正是中国。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模仿和学习的民族。当唐朝强大时日本学唐朝，由于古代中国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每次改朝换代以放火为乐，现在中国基本找不到唐朝建筑，而日本奈良却是唐朝长安城的翻版。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成为世界最强时，日本就学英国，福泽谕吉说：“西方有英国，东方就该有日本。”
就冲这几点清国输定了。然而清国真的没有赢的希望吗？不是的，日本在此战虽连连取胜，但这种胜利却接近失败。日本参战的7个师团死伤3万人，除此外因战争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也不少。截至马关议和，仗才打了8个月，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消耗殆尽，连外相陆奥宗光都说：“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人员、军需已告缺乏。”所以日本希望早日议和。
其实在马关议和前日本占领的地方很有限，只有辽宁的四分之一，山东的十分之一，台湾的二十分之一，并未攻下中国的一个省会。日本想在谈判桌上敲诈更大的利益，就要在战场上占有更多的地区，不得不让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在更多的战场受到更大的损失。如在澎湖，日军自称“患瘟疫而亡者达980人，患肺结核者更不计其数，死亡和患传染病者占我军五分之一”，可见日军也快扛不住了，所以日本更加紧和谈。
当然如果和谈破裂，日本可能会进攻北京，但当时日军已全部来到中国，本土只剩警察。而清军主力云集京津，即使日军侥幸打进北京，只要清国能坚持抵抗，日本只会陷得更深、输得更惨。慈禧打算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时，清军将领一致反对停战，他们都看出日本快撑不住了，认为打下去日本就完了。统率关外诸军的刘坤一说：“倭寇是远道而来，论形势我为主，日本为客，我们以逸待劳，日军孤悬海外，怎能在我国久留？时间一长他就撑不住了，因此，‘持久’二字就是我们击败倭寇的绝招。”
连威海卫之战临阵脱逃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都说：“日本战时经济状况不佳，如果用拱手送给日本的2亿两白银练兵，中国肯定可以自强，我愿统军与日本血战到底，将功赎罪。”
赫德在开战前就说：“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老战术，但它只要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战时他说：“如果战争拖长，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禁得起磨难的本领也必将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泰晤士报》在1895年也认为日军在中国已陷入困境，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
恭亲王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对这场战争处理得不够明智，有些官员表现不称职，不能胜任国家的责任。由于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我们大清国在这次战争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我们知道自己在军事上比较薄弱，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日本能本着友好的态度与清国协商，达成和平是可能的。然而假如日本人的要求过于苛刻，那我们只好继续战斗。”恭亲王得知马关议和的条款后，觉得过于苛刻，也坚决请战。
在此期间，清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宋育仁提出了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他打算向英国购买5艘军舰、10艘鱼雷艇，装载2000澳大利亚雇佣军，出发后打着澳大利亚商船的旗号，奇袭长崎。但是此计划未被清政府采纳，因为这无异于羊入虎口，成功几率微乎其微。
最终慈禧丧失了抵抗的意志，不仅让日本人白白拿走2亿两白银和宝岛台湾，还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宽容从来不是软弱，我们对日本的宽容也绝不是软弱。每个民族都有足够的勇气忍受其他民族造成的痛苦，同时也有足够的勇气宽容其他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宽容日本民族，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绝不能忘记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甲午一去不复返，强国千载空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