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完了，博士与硕士论文答辩也忙完了，心里有点空虚，便想努力寻求一点实有做后记。
感觉与乐黛云教授特别有缘分。
这是我的第十本书。我的第一本书《生命之书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就是乐老师牵头的，是她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是风华正茂的二十八岁，也许那种宏观的比较文化的大题目，也特别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人胃口。书出版后，国内各大报章包括香港的《大公报》都发表了一些好评，记得还获得了第一次全国比较文学图书评奖的一个奖。而且读者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似乎也没有忘记这本书。最近一个叫做“阅读文化网”的网站（http：//read。wxjy。com。cn）在“给文史哲爱好者的推荐书目（五十种）”中，将这本书与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毛泽东、泰纳、房龙、梅林、托夫勒、卡耐基、弗兰克、钱学森、范文澜、徐霞客、吕叔湘、朱德熙、王朝闻等人的著述一起向读者推荐，在使我感到汗颜而不敢当的同时，也使我生羞惭之心：二十五年过去了，自己的进步似乎就是对这种大题目望而生畏。这次乐老师牵头的这套“中西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似乎是对二十五年前的那种宏观比较文化丛书的一种细化与深化。题目比较小，就对我现在的胃口，所以乐老师让我写一本的时候，我就愉快地答应了。而且我以前写了好几本鲁迅的书，如今来写鲁迅的论敌，也特别富有挑战性。
不过谈谈梁实秋容易，要写梁实秋就难。他的资料在大陆不全，因而第一步就是搜集关于梁实秋的全部资料。而正当我将资料搜集得差不多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相当于全集的《梁实秋文集》也出版了。我颇费周折地将这套“文集”搞到手，却对于此前为搜集资料付出的大量劳动与金钱有点失落之感。本来我预计提前交稿的日期，由于4—5月份先是指导博士硕士论文后来又是参加答辩，给拖延了。写完之后，感到书稿的学术气息还是太浓厚，自己原来那种以漂亮的文笔将本质地直观到的梁实秋写出来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至少是没有完全达到。
但是有一点我是自信的，就是自己不敢稍有懈怠。如果说有什么大的遗憾，那就是写到后来由于篇幅问题，无法展开论述梁实秋与白璧德的思想渊源与文化异同。我发现白璧德完全是一个被中国文学批评界忽视的批评大师，他的中国弟子们并没有将他洞见文化的深刻性阐发出来。
书写完了，按这套书的规定应该整理出一个梁实秋的大事年表，本来我以为这种工作，参照一下前人的就可以了，事实上我是错了。这种一是一二是二的问题，居然各家也都不统一。鲁西奇的《梁实秋传》后面附着一个年表式的《梁实秋年谱》，但是错误不少，如《骂人的艺术》初版于1927年，《梁实秋年谱》却误成1931年；《雅舍小品·续集》是1973年初版，《梁实秋年谱》却误成1974年；《雅舍小品·三集》初版于1982年，《梁实秋年谱》却误成1981年。刘炎生的《才子梁实秋》后面附了一个《年表》，但是错误也甚多，如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明确说组织“小说研究社”是在1920年，但是《年表》却误成1921年；梁实秋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接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都是在1938年，《年表》却都误为1937年；《谈闻一多》是1967年1月初版，《年表》却误成1966年；梁实秋妻程季淑于1974年4月在西雅图意外死亡，同年8月梁实秋写成悼念亡妻的《槐园梦忆》，但是《年表》却将程季淑意外死亡的时间错误地提前了一年，一年零四个月后才写出《槐园梦忆》。
不过，为了赶在6月份完成这部书稿，我把许多事情都耽搁了，其中最不该被耽搁的就是“乐黛云教授七十五寿辰纪念文集编委会”给我寄来的信。我写完书再看信，发现必须在今年5月1日之前将学术论文寄去，可是今天已经是6月15日。我仍会将文章寄去，如果赶不上，那么这整本书就是对乐黛云老师七十五寿辰的纪念，正如我在后记开始所说的缘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我最早出的两本书是中西比较文化的书，没有人叫我“文化学家”或“比较文化学家”，大概是我文化水平不高之故也；可是在我心灰意懒的时候写了几本关于鲁迅的书，就被人称之为“鲁迅研究专家”或“鲁学家”，为此据说还受到韩石山之流在《文学自由谈》上的嘲讽，因为忙着写梁实秋，我至今都没有工夫去拜读这位“韩大作家”的文章，不知道这位当年因为谢冕先生没有把他放入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而对谢冕先生冷嘲热讽的“大作家”对我又有什么指教。不过我觉得论战归论战，评价归评价，如果鲁迅倘在，也一定会为梁实秋摘掉“乏走狗”的帽子，而还梁实秋一个公正的评价。我写了三本关于鲁迅的书，并不表明我不能写关于梁实秋的书，乃至在论述梁实秋的时候会影响我评价的客观性。这就是学人的宿命。
感谢我的妹妹高秀芹对我的学术支持，尤其要感谢我的父亲高志贤和母亲周敏英二位大人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我的父母早就思念乡土想走，但是我对父母亲说：我上半年要写书，你们的孙子要中考，你们一走我和高原就乱套了。他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需要孩子照顾的年龄反而来照顾两个孩子，这种恩情难以言说，正像刘小枫所标榜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神恩一样。由此，使我懂得，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文人中，根本不需要刘小枫反复推崇的基督教的上帝，使我忙碌了一年之久的梁实秋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他比我还极端，认为宗教是“一般无知的人的迷信行为”。因此，我和刘小枫的论争还要进行下去。
高旭东
2004年6月15日
于北京天问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