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G。H。F。Hegel）说，“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一度存在过”，而是这种历史存在与当今生活的关联。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关联，它们才是属于我们的”。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有一句更惊世骇俗的话，叫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
梁实秋在当代的文化魅力何在？
应该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走出文化上一元化的专制，重新确立文化多元化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左翼”文化思潮在“文化大革命”被推上极端之后，所发生的文化反动。但是，当徐志摩、胡适等英美派学者的著述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重新被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进行价值重估的时候，梁实秋，这个在海峡对岸弹奏着对北京深情的思乡曲——按说是最好的统战对象的文人，却被继续冷落着。
他的问题太多，以至于还没有人敢为他说话：在20世纪20—30年代，他曾经因为宣扬“人性论”而遭到“左翼”文人的联合围攻，他曾经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抗战期间，他又曾因为“宣扬‘与抗战无关论’”而受到“左翼”文人的批判；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团结抗战”的语境中还是直呼梁实秋其名而予以批判；甚至“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因为有梁实秋的参加，都不受延安的欢迎……幸亏梁实秋有自知之明，跟着蒋家王朝灰溜溜地去了台湾。如果他留在中国大陆，定然逃避不了历次运动的批判，以他那倔强的个性，恐怕连在海峡对岸思乡的福分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一般人并非通过阅读梁实秋的著作，而是通过鲁迅等人对梁实秋的批判，最初接触到梁实秋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元化的文化空间是不能使梁实秋缺席的。柯灵在1986年10月开始打破沉默，认为梁实秋所谓的“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是符合抗战时期文艺创作的要求的，是不能抽象出来作为“与抗战无关论”加以批判的。柯灵的理论仅仅是为梁实秋辩护，并没有击中“左翼”理论的要害，因为这种“左翼”理论其实也违背了被“左翼”文人奉为旗帜的鲁迅精神。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认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并非梁实秋的独创，而是鲁迅在抗战前就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发的，换句话说，虽然鲁迅与梁实秋具体的文艺见解相左，但是作为文艺家而非政客，他们的文艺见解也有一致之处。
如果说柯灵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辩护是梁实秋在中国大陆得以重新估价的开端，那么，“文化大革命”在阶级性的名义下对人性的蹂躏，使人们在抚摩心灵伤痕的同时，更多地呼吁“人道”与“人性”，而不是“阶级性”。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逝世。梁实秋的逝世加速了中国大陆对他的重估脚步，冰心、季羡林等人怀念梁实秋的文章先后发表，使梁实秋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真正的“平反”。季羡林知道，中国人从中学开始就从课本中知道，梁实秋是宣扬“人性论”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是被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再批判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为了冲破这一思想牢笼，季羡林说：“我们今天反对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是一个伟大人物，这谁也否定不掉。但不能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1988年，《文学评论》在第2期推出了罗钢的《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的长篇论文，比较客观而又全面系统地反省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这是从多元文化视角公正评价梁实秋学术文化思想的开端。此后，梁实秋的作品以及介绍梁实秋事迹的文章，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现，一个与“乏走狗”不同的崭新形象——浪漫情种、自由文人、散文大师、学贯中西的翻译大家、著名教育家，出现在接受者的视野中。
一般的大陆文人，虽然可能读过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然而这篇文章所能给人的印象是保守的、节制的，简直可以说是反浪漫的，而从台湾传播过来的梁实秋晚年的黄昏恋，却完全打破了中国大陆文人这种“先见”，他们发现梁实秋原来是一个浪漫情种。梁实秋七十一岁丧偶，深感寂寞，当然，就此了却一生，也算不得遗憾，更何况作为知识分子还可以读书取乐。然而，就在那篇满怀深情地悼念发妻的长文《槐园梦忆》刚要出版的时候，梁实秋就与比自己小二十八岁的著名歌星影星韩菁青爱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甚至一日给对方写三封情书，大有“一日不见，如三年兮”的情怀。而且七十多岁高龄的梁实秋在给韩菁青写信的时候，署名竟是“你的秋秋”、“你的一人独有的秋秋”乃至“我是你的最亲近最知心的秋秋”。如果按照梁实秋的反浪漫理论加以诠释，这并非人性的常态，而是一种“浪漫的混乱”……
梁实秋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台湾，在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从梁实秋的遗产中发掘为当代中国所用的文化价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梁实秋虽然以文学批评名世，在现代中国批评史上是独具风格的一家，但是，梁实秋那种带有浓重古典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即使在反对“左翼”文学观的当代中国大陆，也并没有多少市场。当国门再度被打开之时，西方当代的文学批评蜂拥而至，从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无不受到中国文人的追捧，却就是没有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位置。所以，当有人说梁实秋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时候，那么，这种说法必须打相当的折扣：就文学上的流派而言，浪漫主义是最崇尚自由的，其火热的激情要冲垮一切限制自由的堤岸，其想像的翅膀要冲破一切禁锢而飞向自由的蓝天，但是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论中的理论特色，就是要给这种火热的激情设置一条理性的堤坝，给无拘无束的自由想像力套上纪律约束的笼头。但是，如果否认梁实秋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片面的，因为梁实秋文学理论上的反自由主义，并没有导致他走向政治上抹煞个人性的集体主义与极权主义；相反，梁实秋在政治上以私有制为基石，全面肯定了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对限制言论自由与党派自由的国民党当权派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实秋又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由此受到了当代中国大陆一些人的追捧。
梁实秋在中国大陆留下的遗产，似乎仅仅是一个留学美国的英文教授，搬运白璧德的文学理论与“左翼”文坛抗衡，甚至到了抗战还不识时务地与“左翼”知识分子对抗。他的《雅舍小品》固然是在抗战时期开始写作的，到1947年已经写完，并且也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但是这些“与抗战无关”、“与内战亦无关”的小品，完全淹没在抗战与内战的隆隆炮火中，在中国大陆文坛几乎没有任何反响，甚至“左翼”文人都不屑于用这些小品去印证他的“与抗战无关论”。随着梁实秋研究在中国大陆的解冻，人们惊奇地发现，梁实秋原来还是一个散文大师：《雅舍小品》于1949年11月在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后，一版再版，按他的学生余光中的说法，到1975年，已经达到了三十二版，至今中文版已经超过了五十多版次，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而且继《雅舍小品》之后，梁实秋一发而不可收，又出版了《雅舍小品》的续集、三集、四集，加之《雅舍杂文》、《雅舍散文》、《秋室杂忆》、《实秋杂文》、《雅舍谈吃》等散文集的出版，梁实秋俨然是现代中国散文独具风格的一代宗师。梁实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得以平反正名，但是他的散文小品真正风靡中国大陆，却是在90年代，那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远离政治，无可奈何地在报刊上写作谈天喝茶的小品散文的年代，鲁迅似乎是不合时宜了，一些人居然将梁实秋的散文成就抬到鲁迅之上……
梁实秋虽然是以英文教授的面目出现的，但是除了“新月时期”的译著《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思》、《幸福的伪善者》、《潘彼得》、《织工马南传》等，过去中国大陆的文人却并不知道他在翻译上还有什么大的作为，说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人们立刻想到的是朱生豪。其实，凭着上述译著以及其后翻译的《西塞罗文录》、《结婚集》、《咆哮山庄》、《百兽图》、《冬天的故事》、《英诗选》、《世界名人传》等书的翻译，梁实秋完全有资格进入现代著名的翻译家行列。而以其一人之力，译出皇皇四十册的《莎士比亚全集》，应该说是现代翻译史上的壮举。朱生豪的莎士比亚翻译是文情并茂的，让梁实秋感到不满意的是他删节了莎士比亚戏剧中为了讨好观众的色情台词，而且朱生豪也没有翻译莎士比亚的诗歌和六个历史剧。平心而论，即使是梁实秋最火的小品散文，在我个人看来也比不上鲁迅的杂文耐读，但是在鲁迅一生最为重视的翻译上，梁实秋的贡献确实是超过了鲁迅。鲁迅对翻译的重视，使他曾经在《未有天才之前》中对郭沫若的“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论调大加讨伐，对于林语堂不听他的劝言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而去谈幽默极为恼怒。鲁迅未曾想到的是，将莎士比亚的著述全部翻译成中文的，竟然是他骂过的“丧家的”灰溜溜跑到台湾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且如果鲁迅再生，按照他一直强调的翻译之“信”，定然对于删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色情台词而不满意，从而不自觉地就会站到梁实秋一边。不但如此，人们在欣赏梁实秋流利漂亮的中文的时候，发现他还通国学，不但对儒、道、释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差不多还是一个杜甫研究专家。于是，一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帽子，又向梁实秋飞来……
梁实秋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从美国回国后，梁实秋先后在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在大陆期间的梁实秋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有在文坛和政界发展的意向，譬如他在抗战前办刊物批评国民党政府而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逃到台湾的梁实秋，经过一番反思，万念俱灰，辞官不做，只求以有生之年教书育人。一些大官让他陪酒，曾经遭到他的拒绝；而对于青年学生，则是有求必应。据余光中回忆，当年二十多岁的他曾经请求梁实秋为他的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作序，梁实秋被纠缠不过，就写了一首三段的格律诗，而余光中居然把诗拿回来，抱怨地对梁实秋说：“你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余光中设想，假设当时写序人是今日的自己，大概会狮子一声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而梁实秋当时只是眉头一抬，淡淡一笑，将诗放下，就答应诗集出后再作文章，而且在诗集出版不久果然就写了一篇一千字的评论。梁实秋的这种风范令人想到鲁迅，尽管二人的笔战曾惊动天下，但是二人对官僚那种倔强的傲骨，对青年那种春风化雨的栽培，难道毫无相似之处吗？梁实秋除了设计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文学院的教学计划，还俯下身来，为学生编英汉与汉英词典，计有《最新实用英汉词典》、《远东英汉词典》、《远东实用英汉词典》、《远东常用英汉词典》、《远东基本英汉词典》、《远东英汉·汉英词典》、《远东汉英大词典》、《远东袖珍汉英词典》等近三十种，编写英语教材多种。直到退休之后，还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英国文学史》，并且配以《英国文学选》。一代台湾青年就是读着梁实秋的英语教材，查着梁实秋编写的英汉与汉英词典，走出国门到美国留学的。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中国现代文人重新估价重新排位的时期，像胡适、徐志摩等被批判的文人，都获得了重新的评价；像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过去的文学史不提或者一笔带过的作家，也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不过这些文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1917年至1949年的中国大陆写作的，尽管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是1949年后跑出大陆而创作的，但是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艺术成就来看，都比不上张爱玲《金锁记》那个时期的小说。梁实秋与这些文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到台湾之后对汉语世界的文化贡献——散文创作、翻译、字典与教材编写等等——并不在他在大陆时的文学批评、政治批评与散文创作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上述文人仅仅是重新估价，对梁实秋除了重新估价，还伴随着一种重新发现：这正是梁实秋当代的文化魅力所在。
不但如此，台湾的梁实秋与大陆的冰心，都是硕果仅存的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成名的作家与批评家，他们活得长久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财富，尤其是梁实秋，晚年笔耕不辍，而其怀旧的情结使他不断地追忆逝去的时光与文坛往事。他的《我在小学》、《清华八年》、《〈琵琶记〉的演出》、《忆“新月”》、《华北视察散记》等大量忆旧的散文与怀念发妻的《槐园梦忆》一起，构成了梁实秋自己的传记。他对已经故世作家的追忆，更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笔财富，其中作为单行本出版的长篇散文有《谈徐志摩》、《谈闻一多》；而作为单篇散文追忆与议论的有梁启超、鲁迅、沈从文、周作人、杨振声、冰心、郭沫若、郑振铎、李长之、陈源、余上沅、方令孺、朱湘、夏济安、叶公超等，其中追忆胡适、闻一多、老舍等人的文章都在三篇以上，而专门追忆与议论徐志摩的就有六篇散文。
对于梁实秋的重新发现，使得一些感到梁实秋在中国大陆长期受压的青年人甚至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火车上就听到了“鲁迅不如梁实秋”的议论……在这里，笔者想重点阐发一下梁实秋在当代之文化魅力的几个方面。
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不欢迎电影《庐山恋》中的那个“老夫子”，而更喜欢在男女关系上开放的风流倜傥的“才子”。仿佛那个“老夫子”代表的是封闭、保守的旧文化，只有风流倜傥的才子才能够代表新文化。且看新时期的中国女性作家的解放步伐吧——
改革开放不久，张洁发表《爱，是不能忘记的》，但她呼唤的仅仅是纯洁的心灵之爱，到了林白、陈染，肉体之爱的描写也出现在小说中了，不过往往是偶尔一带，无伤大雅。从卫慧、绵绵到九丹，一个比一个大胆，一个比一个火热，似乎不详细描写性交、乱交和同性恋，不用身体写作，就不够前卫和现代。而像木子美那种拙劣的文笔，居然能够与一些著名女性作家排在一起，据说还火到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相比之下，中国的男人就大大地落伍了。从《诗经》开始，中国男人在爱情上就不如女性炽热执著，后来在想女人的时候也不敢写想女人，而要写女人怎样来思念自己。但是，当代中国女性作家这种性开放的风潮，已经使一些男性文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蠢蠢欲动了。
文学不靠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取胜，而靠性开放扬名，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大奇观。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梁实秋七十二岁的黄昏热恋才具有持久的魅力。梁实秋能够吸引比自己小将近三十岁的著名歌星影后漂亮可人的韩菁青，当然也就能够吸引中国大陆的小女孩，笔者记得网上有一个小女孩的帖子，名曰“嫁人要嫁梁实秋”。
恐怕让梁实秋哭笑不得的是，这种纵情恣欲的文化倾向，正是梁实秋在大半生中所极力反对的。有人给梁实秋作传，取名为《才子梁实秋》，我想梁实秋对于这顶“才子”的帽子，定然是会摇头甩掉的，他宁可把这顶“才子”的帽子送给他的朋友徐志摩。在梁实秋看来，人之所以和禽兽有别，就在于人有理性，可以控制情感、想像和欲望；如果人的理性丧失了，跟着感觉欲望走，那么人与禽兽的差别也就消失了。因此，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中，梁实秋就不遗余力地强调理性的作用，要给情感、想像和欲望都戴上理性的笼头。梁实秋大半生所认同的文化伟人，除了他那整天向卢梭（J。J。Rousseau）找茬儿的美国老师白璧德（I。Babbitt），就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中国的孔夫子，而对于西方冲破理性束缚的浪漫主义以降的文学与从儒家的理性主义走出来的中国道家，梁实秋曾明确地予以排斥。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梁实秋是极少数站在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上，反对从卢梭开始的现代思潮与文学的。西方的才子多出于浪漫主义，而中国的才子多出于道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梁实秋更认同“君子”而非“才子”。
不过，梁实秋是“古典头脑，浪漫心肠”。而且在去美国留学之前，梁实秋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那时，他站在“创造社”的立场，与闻一多一起推崇《女神》，贬低《冬夜》、《草儿》，写了一些浪漫感伤的诗歌与散文，甚至他批评郑振铎的翻译、冰心的小诗等，也无不带有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挑战“文学研究会”的意味。尽管如此，梁实秋与“创造社”的浪漫还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郁达夫到北京来，向梁实秋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带他游圆明园，二是带他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梁实秋欣然承诺，后者则未敢奉陪，因为这超出了一个清华学生的经验乃至想像。梁实秋为了跻身文坛，也曾在假期中去上海约见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但是他没有为他心中的“新诗”偶像感动，却惊讶于他们在生活上的颓废：这些“创造社”同仁大碗喝酒，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都使得他这个清华学生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是莫名的恐怖。与此同时，梁实秋与“尊严”和“健康”而富有保守气息的“学衡”派文人也保持着联系，甚至对他们受到新文坛的“围剿”抱有一点同情。与此一致的是，梁实秋在个人生活上也徘徊在新与旧、古典与浪漫之间。他与后来陪伴他四十多年的发妻程季淑的恋爱，就是经过了媒妁之言，父母应允，然后又学着新式恋爱的方式，经常约会密谈，并且在谈恋爱中能够“发乎情，止乎礼义”。梁实秋出国几年，与季淑书信传情，按说回国之后，应该干柴烈火地燃烧一阵吧？也许一下船，梁实秋也不是没有这种打算，他从上海写信给季淑，想与她在天津约会，然后一起赴京省亲；但季淑没有答应，说是“名分未定，行为不可不检”。讲究“名分”并且主动接受“礼教”的“束缚”，这在追求自由的五四时代可以说是一种“封建思想”与“传统意识”的作怪，但是，梁实秋没有像五四时期那些激进的新青年那样对未婚妻的这种保守思想不满，反而对她的想法肃然起敬。
当然，梁实秋在美国经受了那位反浪漫主义而推崇古典主义的白璧德老师的思想洗礼之后，他的整个文艺观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抛弃了早年所热衷的浪漫主义，而醉心于以新“人文主义”为思想基石的古典主义。于是，整个五四文学被他作为“浪漫的混乱”而否定掉了。崇拜卢梭的郁达夫，推崇尼采（F。Nietzsche）的鲁迅，也就难免与这位古典主义卫道士发生冲突而诉诸论战。而郁达夫在与他为友时的颓废、叹穷、嫖妓等放荡不羁的言行，又成为梁实秋攻击郁达夫“文人无行”的口实。尽管此时郁达夫已经脱离了“创造社”，鲁迅也正处于彷徨的十字路口上，但是梁实秋与鲁迅、郁达夫的论战无疑标志着他与“创造社”和浪漫主义乃至整个五四新文学思想遗产的决裂。从此以后，梁实秋的文字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理性、常态、保守、节制、均衡、中道……在个人生活上，他与程季淑婚后经过了抗战离家、奔赴台湾等几次离乱，二人基本上都是相互尊重，在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教书时，许多同事孤身一人以求浪漫，甚至连闻一多也将太太送回老家，只有他与季淑相互厮守，他辞官不做专事教书作文，就是季淑的建议，二人携手走完了四十四年的人生路程，直到季淑在美国出意外事故去世。梁实秋对妻子的去世非常悲痛，写出将近六万字的《槐园梦忆》以悼念亡妻。他的理性与保守的思想立场，与他在台湾严守“一夫一妻”制，使他俨然是做人的楷模，获得了“现代孔夫子”的称号。
但是，梁实秋“浪漫心肠”的红杏，即使在“古典头脑”的围墙之中，偶尔也有出墙的时候。据说在年轻的时候，偶有好友密告程季淑关于梁实秋的风流传闻，程季淑只是一笑说，男人嘛，随他逢场作戏好了。据马逢华回忆，梁实秋在八十高龄的时候曾抄了一首悟道诗送他：“金鸭香销锦绣帷，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如果仅仅是当事人知道，也就是被不透风的墙完全遮蔽了。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用在男女关系上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由于男女关系属于个人的隐私领域，“透风”的少，“不透风”的多。就一般人而言，那些“透风”而被外界所知的风流韵事往往也不是真正的婚外恋情，而是涉及的利害太多或者一方有求于另一方却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人性还有另一面，就是人的内在的丰富性在不伤害自己与他人的情况下，也愿意让别人分享。这样看来，梁实秋与“佳人”两心相知而不为任何人所知的“风流事”，从悟道诗看来是存在的，但是这一个或几个“佳人”到底是谁，却成了一个谜，人们只能从梁实秋接近最多而且关系很好的几个女性中去猜测了。
谢冰心无疑是梁实秋终生要好的女性朋友之一。冰心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听到梁实秋去世消息的当天，八十七岁高龄的冰心流着泪水写道：“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比寻常呵！”梁实秋与冰心的最早结识其实并不愉快，那还是梁实秋在“创造社”的阵营对“文学研究会”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以情感为诗歌的最高追求，批评冰心的小诗让情感套在理性的笼头里，不是什么好作品。不是冤家不聚头，梁实秋赴美国留学的时候，两人恰好同船。梁实秋问冰心到美国是修什么的，冰心回答是文学，冰心问梁实秋到美国修什么，梁实秋回答是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看过《围城》的人，都记得当时漂洋过海那漫长的时间和乘客无事可做的寂寞，方鸿渐与鲍小姐那种无爱的以性交打发时间的无聊。好在梁实秋这条船上喜欢文学的人多，他与顾一樵等清华同学及许地山、冰心等燕京大学同学一起，办了一份三天一换的文学壁报。有一次编辑会后，梁实秋私下对冰心说，自己在上船之前与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冰心感到了他的真挚与坦白，因为摘下“男儿有泪不轻弹”的面具，对于一个异性倾诉自己对另一个异性的如海深情，这意味着什么，梁实秋与冰心都应该心中有数。梁实秋从科罗拉多大学转到哈佛大学之后，与冰心所在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同在波士顿，见面的时候很多，一到礼拜天或节假日就到一起玩。梁实秋觉得冰心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冰心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梁实秋说冰心温和而有分寸，谈吐不俗；冰心说梁实秋下笔千言，谐而不俗。更妙的是他们在波士顿演出的《琵琶记》，扮演男主角蔡中郎的是梁实秋，扮演女主角赵五娘的是谢文秋，扮演丞相之女的恰好是谢冰心。虽然是逢场作戏，却令人回味无穷。后来谢文秋与朱世明订婚，冰心就套用古诗和梁实秋开玩笑：“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其实冰心在调侃梁实秋的时候也调侃了自己：赵五娘已嫁，剩下的就只有丞相之女了。梁实秋对冰心的玩笑是很喜欢的，从此他的笔名中又多了一个“秋郎”。而许地山从英国给顾一樵不无妒意地写信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回北京后，梁实秋与冰心先后都结了婚，但他经常去看望冰心，并且后来办《自由评论》的时候，也经常到燕京大学向冰心约稿。抗战时期，梁实秋与冰心在重庆的交往也很密切，有一次梁实秋去歌乐山看冰心，冰心一定让梁实秋试试她和丈夫吴文藻睡的那张弹簧床，梁实秋躺上去一试，感到软得像棉花团。冰心也去雅舍看梁实秋，有一次晚了就和梁实秋的女邻居龚业雅挤在一起睡。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梁实秋在文坛上反对浪漫主义而尊崇古典主义与理性主义，看重有理性的“君子”而反对浪漫的“才子”，同在文坛的冰心应该不会不知道，可为什么在致梁实秋的书信中，冰心却直言梁实秋“是一个风流才子”呢？这是不是梁实秋生活的一面与他在文学批评中所表现的一面不同而导致的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刘英士主办《星期评论》，梁实秋与冰心分别用“子佳”和“男士”的笔名为刊物写稿，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又像是作文比赛，这就是后来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与冰心的《关于女人》……冰心随丈夫去日本，梁实秋去台湾，两人还有书信往来，后来冰心邀请梁实秋去日本，梁实秋没有去，从此音信断绝。但是梁实秋还在关注着已经回到中国大陆的冰心，风闻当时谣传冰心自杀的消息，作《忆冰心》一文悼念寄哀。大陆改革开放后，梁实秋定居美国的女儿梁文蔷于20世纪80年代初来北京探亲，据说梁实秋让女儿带给冰心的口信是“我没有变”；而冰心让梁文蔷带给梁实秋的口信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龚业雅也是梁实秋最要好的女性朋友之一。她是梁实秋妹妹亚紫的同学、好友，她的丈夫吴景超又是梁实秋同寝室的清华同学。她什么时候与梁实秋认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梁实秋从南京到上海工作时，妹妹亚紫及其好友龚业雅于女师大毕业后到上海来，就挤在他的家里，梁实秋与妻子睡在床上，亚紫与龚业雅睡在床前地板上。1927年梁实秋在为自己的批评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作序的时候，就有感谢龚业雅为自己抄稿子的自白。由于龚业雅的堂兄龚业光的介绍，梁实秋与亚紫、龚业雅都进了暨南大学服务。抗战时期，梁实秋在北碚当了将近六年的“单身贵族”。1939年5月重庆遭受日军轰炸的时候，梁实秋乘船去重庆探视吴景超与龚业雅夫妇，吴景超上班未归，梁实秋就与龚业雅闲谈，傍晚警报大作，爆炸声此起彼伏，外面火光冲天，龚业雅拉着两个孩子，梁实秋替她扛着皮箱，仓皇出逃，后来方知这是“五四大轰炸”。第二天，吴景超便与梁实秋一起将龚业雅与孩子送到北碚。梁实秋离开了原来在三楼上分给他的一室，与龚业雅一起合买了一栋六间三个单元的茅草房子，梁实秋住两间，龚业雅和两个孩子住两间，其余两间租给了别人。为了邮政方便，梁实秋建议用龚业雅的“雅”字给房子命名为“雅舍”。从此，由于吴景超在重庆工作，离北碚雅舍很远，龚业雅与孩子就由梁实秋照顾了。后来孩子由仆人带着，龚业雅就到梁实秋所在的编译馆工作，成了梁实秋的一名下属。编译馆奉命设立“消费合作社”，同仁公推梁实秋为理事会主席，龚业雅为经理。由于两人过从甚密，在当时就有绯闻流传。据陈纪滢回忆，“龚是实秋的部下，因龚一派男性化作风，深受实秋喜爱。因此有人附会，说实秋当时的《雅舍小品》是为了龚业雅写的。后来实秋不承认。悬疑迄今未解。不久，程季淑嫂自北平逃来四川，此事遂寝。”不过，程季淑是1944年到达北碚的，而雅舍是1939年购买的，所以这个“不久”也有四五年之久。《雅舍小品》是否为龚业雅而作，不得而知，但是有这么几点值得人们注意：第一，雅舍是因龚业雅的名字而取的，梁实秋在全书第一篇《雅舍》中说“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后来梁实秋在台湾写出了“雅舍小品”的续集、三集、四集，并有《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等，就有点奇怪了，正如马逢华所说：“‘雅舍’并非先生的斋名，而书名继续沿用这两个字，自然不再表示‘写作所在’，而只是用来‘志因缘’的。”第二，据梁实秋在《〈雅舍小品〉合订本后记》中说，当年给《星期评论》撰写《雅舍小品》的时候，每写一篇，业雅辄以先读为快，而且看了特感兴趣，往往笑得前俯后仰，经她不断的催促才得以按时交稿。第三，梁实秋平生没有找人为自己的文集写过序，他的好友闻一多、他敬以为师的胡适等都没有为他的文集作过序，他的文集不是无序就是自序，只有《雅舍小品》请业雅作序，而龚业雅于1947年6月为《雅舍小品》所作的序中，径以实秋称之。
与梁实秋接触较多的女性朋友，还有方令孺。梁实秋认识方令孺是1930年在青岛大学，梁实秋、方令孺与闻一多、杨振声、赵太侔等成为当时“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的“酒中八仙”。方令孺是桐城大家闺秀，她的侄儿方玮德与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是好朋友，方玮德、陈梦家都喊她九姑。尽管方令孺年轻离婚，独身寡居，但是她与梁实秋不会有超出朋友的情谊，因为这个时期闻一多与方令孺的情谊远远超过梁实秋。在战时的北碚，梁实秋又遇见了方令孺，而且都在编译馆工作，同住在办公室的三楼上，二人是隔壁。有一天梁实秋到方令孺的房间聊天，看见了英文的《咆哮山庄》，方令孺说是好动人的一部小说，梁实秋就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后来，梁实秋与龚业雅合买“雅舍”，方令孺也搬进了雅舍斜对面的“俗舍”，用方令孺的话说：“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方令孺还把梁实秋比作淡泊风流的梨花，“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抗战胜利后，二人再未见面。但是在台湾的梁实秋还在关注着他的老朋友，当他知道她在收集砚石时，梁实秋却说她别有心事在：“她把玩那些砚石的时候，大概是想着从前的日子吧？”
梁实秋去台湾后，大半生的离乱与反省使其言行都有所调整。梁实秋不是没有从政的野心，从“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在北京大学当研究教授时主办《自由评论》批评时政，到抗战时期开始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都表明了这一点。他办《自由评论》的时候，连他的好友、当时自命清高的闻一多，也讥讽他与干禄之徒罗隆基搞在一起。而梁实秋保守的“古典头脑”，使他在谈政治时与激进的共产党人经常发生冲突，即使在他激烈批评国民党政策的时候，也往往要捎带表明一下自己的反共立场。在国民参政会，他也经常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争辩，以至于“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有他和青年党的余家菊，要去延安慰劳视察都不受欢迎。这与梁实秋在文艺上一贯与“左翼”文人冲突也是一致的。但是他大半生最要好的朋友闻一多的被杀，对他刺激太大，尽管他说闻一多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他一概不知，但是国民党特务以卑鄙的伎俩暗杀闻一多他是知道的。从闻一多被杀后他在参政会一言不发的情况看，他开始对政治产生了绝望之感。但是梁实秋是一个真挚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排斥“左翼”文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中苏在东北发生战争的时候“左翼”文人的“武装保卫苏联”，在他看来有“卖国”的嫌疑。他后来在台湾的大多数散文都隐含着怀恋故土的乡愁，在垂暮之年接受丘彦明女士访问的时候，还像陆游那样慨叹“但悲不见九州同”。但梁实秋又是聪明人，他知道以他多年与共产党和“左翼”文人的敌对关系，留在中国大陆必定没有好果子吃，去异国他乡更非所愿。闻一多的惨死不但使他对国民党失望，而且使他对政治都产生了厌烦，所以他到台湾后，很快就辞官不做，专事文化教育，在栽培文化新人上获得生命乐趣。一向“好议论”的梁实秋从此闭上了嘴巴，台湾人甚至都忘记了他曾经是个文学批评家和政治评论家。这个时候，尽管他的“古典头脑”基本上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变得比刚刚从美国回国时宽容了，而私生活上的“浪漫心肠”却隐而不见。于是台湾人也忘记了他曾经是个“风流才子”，只知道他是一个和夫人相依为命的“老夫子”。只有在夫人去世之后他备感孤独寂寞的时候，与漂亮而有魅力的韩菁青的萍水相逢，才使他那深藏了多年的浪漫火花迸发出来。
1974年4月30日在美国西雅图，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携手去一个超级市场购物，市场门前的铁梯子倒下，正砸在季淑的头上……梁实秋讲了大半生的理性，而命运却是非理性的，季淑心肠好，性格温顺，并且知礼节，识大体，无论如何也不该遭此劫难。这种突然的变故只表现了命运的偶然、盲目与荒诞，于是梁实秋悲痛欲绝，很快便写出了悼念亡妻的《槐园梦忆》，交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74年11月3日，梁实秋应远东图书公司的邀请回台湾校对《槐园梦忆》，顺便散散心。1974年11月27日，一个偶然的机缘，梁实秋得识韩菁青，俩人几乎是一见钟情，从此便卷入火恋的漩涡。梁实秋一直是推崇理性的，说什么爱情是从友谊开始的，但是，他认识韩菁青的当天，便在爱情的驱使下，放下身价送韩菁青去台湾电视台研究班听课，并且一起吃消夜。这天夜里，一贯早睡的梁实秋失眠了，颇似《诗经》中描绘的“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凌晨4点，他便起床离开自己下榻的宾馆，向韩菁青的寓所走去。与梁实秋早睡早起不同，韩菁青是晚睡晚起，梁实秋就等待复等待，一直要等到午后韩菁青起床后，梁实秋才得以和韩菁青晤谈……似乎是“言不逮意，意不称物”，语言不能确切地表达这种火恋，于是整天见面的二人在晤谈之外又写起情书来。鲁迅是老谋深算的，他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也是受理性控制的；但是对于当今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也许更喜欢梁实秋与韩菁青的那种浪漫火热的情书。就在他们相识后的一月零十三天，梁实秋在致韩菁青的书信中写道：
只消让我看一看你的笑容，什么不舒服都忘了。
你说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在时间上当然还来得及，可是在情感上是来不及了。不要说是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你说是吗，亲亲？
亲亲，我的心在颤抖，我要你来抚慰它。
如果你一定要哭，我愿陪着你哭个痛快。我恨上天，我恨命运，不让我们早几十年相遇！
外面的气温不会影响到我们内心的热度，我只要你我合作，永久维持我们两颗心融在一起燃烧着圣火，永久炽盛，永久不灭，外面空气的冷暖不太重要。
我只听一个人的话。我心甘情愿地让那个人吩咐我，命令我，支配我，甚而至于折磨我！
亲亲，我的心现在是骇浪滔天，没有一刻的平衡，我真担心，生怕我的脆弱的躯体承受不了。
你给我看你过去的照片，我起初很高兴，但是很快的我心里起了变化，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我知道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动不动的就哭，你该笑我痴。
上天明鉴，我没有为我自己打算，我是全心全意地为了你，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利害斤斤计较，他不可能是在真正的恋爱中。爱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它使人忘记自己。
永久的效忠，永久的不变。这样的爱才是真爱。
亲亲，你放心，每一分钟每一秒，我的心都在你身上。
我相信，我们两个的心不会变。两颗心融在一起，会抗拒外来的一切讥评。
如果没有看过梁实秋致韩菁青的这些书信，人们或许以为这些被爱情的热度燃烧得语无伦次的浪漫呓语，可能出自郭沫若或者郁达夫的口中，而很难想像会出自一个张扬理性反对浪漫的老夫子笔下。在这一个多月中，仅仅就梁实秋致韩菁青的情书来看，他的流泪就有十几次，他将韩菁青说成是“女皇”、“神”、“小天使”，反复说要为韩菁青作传……梁实秋“古典头脑”的围墙，彻底被“浪漫心肠”的洪水冲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静悄悄的火恋与悼念亡妻的《槐园梦忆》的出版，是同时进行的。本来，台湾人只看见了梁实秋的“古典头脑”，而没有看见他的“浪漫心肠”。梁实秋给台湾读者的印象就是保守与理性的正人君子，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兢兢业业进行创作翻译的作家学者。而《槐园梦忆》的出版无疑又加强了一般人的这种印象，他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对爱情婚姻的忠贞都跃然纸上，一个“现代孔夫子”的形象因为《槐园梦忆》的出版得到了深刻的印证和广泛的传播。然而，就在《槐园梦忆》一版接一版印行之际的1975年初，在梁实秋为了处理妻子的善后官司离开台湾之后，台湾人才发现，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梁实秋，在妻子死去才半年多，在悼念亡妻的感人肺腑的名文震动台湾催人泪下的时候，却从美国回台湾吃嫩草，与比自己小将近三十岁的著名歌星影后打得火热。这使一般人在心理上很难一下子转过弯来。正如有人所说的，人们惊愕茫然之状，恰如读完《出师表》之后就听说诸葛亮要偏安于蜀而不出师了，读完《正气歌》之后又听说文天祥向元朝投降了。于是，梁实秋在台湾一些人心中的形象一下子颓然倒塌。有些梁实秋的老朋友或高足在目瞪口呆之余，大骂梁实秋“晚节不保”，甚至威胁要与梁实秋断交。而梁实秋耕耘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对他却是爱护有加，学生们甚至成立了“护师团”，大有孙悟空保护唐僧不受白骨精伤害的意味。人们为了拆散这对野性的鸳鸯，造谣攻击韩菁青，说她是“收尸团”的，是来害梁实秋的；甚至从档案里调出韩菁青的风流韵事历史资料，寄给远在美国的梁实秋。人们为了拯救梁实秋，还给大洋彼岸的梁实秋写信反对这桩婚事。据梁实秋说，那些来信是千篇一律的，都认定他是一个昏聩的糊涂虫，一个没有眼睛、没有头脑、没有理性、没有判断力的白痴。
如果用梁实秋从白璧德那里学来的那套理论分析，那么应该说，台湾社会是理性的、常态的，而梁实秋惊世骇俗的恋情却是个别的、新奇的、浪漫的，连梁实秋自己在致韩菁青的信中也说他俩“是恋爱中热昏了头的糊涂虫”。于是，热恋中的梁实秋似乎又回归到五四时期那个浪漫主义的梁实秋，而且比那个梁实秋更勇敢更决绝，他俨然成了一个为爱情献身殉道而反抗社会群体的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斗士。他走自己的路而不管别人说什么，在爱情的驱动下，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梁实秋在好几封致韩菁青的信里几乎都重复了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我们的婚姻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勉强，双方自愿，干他人何事？！”面对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韩菁青有妥协之意，让梁实秋再考虑一下，甚至告诉梁实秋后悔还来得及，但是梁实秋绝不妥协，而是向社会舆论宣战。当社会上谣言满天飞的时候，梁实秋立刻决定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示，以息谣言。当社会舆论中伤韩菁青的时候，梁实秋让她不要看那些舆论，而要看他写给她的火热的情书，而且他告诉韩菁青，对她的中伤就是对他自己的中伤。梁实秋说：“我早料到我们的结合要轰动一时，要成为新闻，我不怕，希望你也不要怕。我们的爱是光明正大的。”然后梁实秋又攻击这个世界“太虚伪，太残酷，太多管闲事了”：“自从我和你相恋，我认清了无数人的真正的嘴脸。这是什么社会？什么世界？什么人情？！”梁实秋将他与韩菁青的世界看做整个宇宙，其他可以什么也不要：
爱，我们两个人凝结在一起就什么闲话也不怕了。我只要拥有你，所谓拥有，不仅是你的身和心，还有名义，我要你做我的妻，你将是我最宝贵的最称心如愿的小娇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许要付出代价——即是失去某一些人的同情。我为什么要他们同情？我们两个人的幸福，别人有插嘴的余地么？别人要多管闲事，让他们说去！亲亲，你就是我的世界，犹之乎你说过的我就是你的世界。
朋友对梁实秋的婚事加以阻拦和诽谤，梁实秋则表示为了爱情宁可一个朋友也不要：“好些人自命为我的朋友，事实上对你不敬，对你不敬就等于是侮辱我，对我说些过分的劝告，这些人是自绝于我，我不得不把他们一笔勾销，不再算是朋友之列。”他甚至说：“我没有丧失朋友的恐惧，因为我根本没有多少朋友。……那些陈腐的势利的心术不正的东西，让他们一齐滚开！”在和韩菁青的恋爱中，梁实秋成就了一个“反封建”的英雄：“你说你反封建，我也反封建。我愿牺牲一切，尽早与你结合在一起。海可枯，石可烂，我要尽早和你成婚。……我心神颠倒，好难受，好难受，爱人，你知道么？”
梁实秋以他“勇往直前”的精神，冲破了人们的世俗偏见，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七十二岁高龄的浪漫情种，也成就了当代文坛的一段风流佳话。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由美国西雅图回台湾，5月9日与韩菁青举行结婚大礼。梁实秋的黄昏热恋，使他又拿起了诗笔，旧的诗词格式与新诗的白话抒情一起向韩菁青倾诉着思念的悲欢：
空忆当年花满枝，
孤灯照壁泪干时。
此情惨恻有谁知？
好事迟来何所似，
半为缘分半为痴。
可怜我已鬓成丝。
如果说这首《浣溪纱》的前半阕写的还是对亡妻的悼念，那么从下半阕开始，梁实秋就进入了黄昏热恋的境界，他的七绝二首更能表现这种如痴如醉的恋情：
行前早已数归期，肠断阳关未有诗。
总是人间多遗恨！相逢不在少年时。
往事如烟五十年，伤心已尽此生缘。
孤灯酒醒茫茫夜，只羡鸳鸯不羡仙。
梁实秋的《赠韩菁青十二首》，是在热情的驱动下，一口气做诗多首赠给所热爱的对象，其中有八首近于白话新诗，有四首是旧的诗词格式。这些新诗连意象都没有，象征与隐喻也不用，几乎是顺口溜式地直抒爱的情感，就充分表明了梁实秋的浪漫感情已经冲破了他的“古典头脑”。在梁实秋的一生中，他在早年的浪漫时代——包括与程季淑谈恋爱的时候，曾经写过不少热情的诗歌，但是从出国留学修炼成一个“古典头脑”之后，就再也难以发现梁实秋做诗了，只是偶然在与朋友交往的时候写过一两首旧的诗词。在发妻去世之后，梁实秋与韩菁青相恋时写出这么多的新旧诗歌，是早年那个浪漫阶段结束之后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正好可以与早年的“浪漫的混乱”遥遥相对，或者说是早年浪漫情感的复活。不过，梁实秋写给韩菁青的情书与诗歌所表现的这种浪漫风格，并没有波及梁实秋的其他文体，譬如他与韩菁青结婚之后创作的《雅舍小品》三、四集，《雅舍散文》一、二集，《梁实秋札记》以及《雅舍谈吃》等。在这些文集中，他似乎又回到了“古典头脑”的围墙中。甚至他刚刚认识韩菁青就不断许诺要为她作的传记，也是不见踪影。也许，他的“浪漫心肠”只在现实中与韩菁青二人消受了。然而使梁实秋难以想到的是，他与韩菁青的浪漫恋情，在走向开放的当代中国大陆似乎比他的一些翻译和创作更富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