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派与象征派的“内部之争”开始变得迫在眉睫。颓废派的干将之一阿纳托尔·巴儒（Anatole Bajou）创造了“颓废主义”（décadisme）一词，以巩固“颓废者”的阵营，但已经太晚了。曾经同时与他一起在小酒馆内共同吟诗的莫雷阿斯提出了“象征主义者”这一从形容词转变过来的名词，到第二年（1886），又正式发表了一个宣言。直到此时，狭义的象征主义才算真正的粉墨登场。
莫雷阿斯的宣言发表在1886年9月18日的《费加罗报》文学版上，正式题目为《一个文学宣言》。他在文中试图发展起“象征主义”这一概念。其实，早在1885年8月11日，莫雷阿斯就撰文反驳保罗·布尔德攻击他的文章（该文发表在1885年8月6日的《时代》上）。布尔德在文中批评他是“颓废诗人”团体的成员。布尔德认为，浪漫主义已经山穷水尽，正在枯竭之机，产生出了最后的一朵小花，可以说是一种季节将逝时病态、怪诞的花。他认为：“这肯定是一种颓废，而且只是一种行将就木的流派的颓废。”莫雷阿斯在反驳文章中，感到自己本人遭到了抨击，认为自己更应当是属于一个“象征主义”流派，而不应当被视为是颓废派。在酝酿了大约一年之后，他渐渐形成了一个“象征主义”流派的纲领，正式发表在《费加罗报》上。出于其重要性，而且国内似乎尚无令人满意的译文，所以在此全文译出：
正如所有艺术一样，文学也在演变：这是一种周期性的演变，有着固定的回归，并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各个领域内产生的革新而变得更为丰富。我们几乎不用指出一点，那就是，艺术演变的每一个阶段都正好跟前一个流派的老年化和衰退同步，跟它不可避免的终结同步。我们仅需举出两个例子，龙萨在那些最后模仿马洛的无能诗人中胜出，而浪漫主义最早的花朵萌芽在卡西米尔·德拉维涅和艾蒂安·德·儒伊之流未能好好保护的古典主义的废墟上。那是因为，任何艺术表现都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贫瘠、变得枯竭；于是，从临摹到再临摹，从模仿到再模仿，原来有生命、原汁、清新的东西，会渐渐变得枯竭、萎缩起来；原来是崭新、自发的，会变成俗套与成规，成为大众化的东西。
所以，浪漫主义，在敲响了所有反叛的激昂钟声之后，在经历了它的荣耀与战斗之后，已失去了它的力量与优雅，已放弃了它的英雄主义的大胆。它已经变得入了大流，开始疑虑重重，已经充满了俗套。帕纳斯派在他们那些不乏荣耀、但又显得小气的尝试中，试图找到某种徒然的振兴，然而，终究像一个变成了小孩子的君王，它为自然主义所取代。对于自然主义，我们认为它只存在一种抗议的价值——这种抗议当然是正当、合法的——但抗议的目标并不明确，因为它抗议的只是当时非常时髦的几个小说家的枯燥乏味。
所以，人们在等待着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它是必然、不可抗拒的。这种表现已经酝酿了许久，现在终于绽然开放了。所有来自报界的不值一提的戏谑、嘲笑，所有来自严肃的批评家们的担忧，以及来自羊群一般地过着无聊日子的公众们在感到惊讶时表现出的糟糕情绪，都只不过在一天天证实着当今法国文学界演变中的生命力，而一些过于急躁的评判者们，带着一种令人无法解释的矛盾性，将之称为“颓废”。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一切颓废的文学，主要显得是顽固、冗长啰嗦、胆小谨慎、奴性，比方说，所有的伏尔泰的悲剧，都带有这种颓废的斑痕。面对新的流派，人们可以指责什么，人们又在指责什么？说它夸张，使用怪诞的暗喻，说它有一种全新的语言，有一种和谐跟色彩与线条联系在一起：这些可全是一种复兴的特征与气象啊！
我们已经提出“象征主义”这个词，认为唯有它才可以正确、理性地指出当今艺术创造精神的趋势与方向。我们认为，这一叫法应当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已经指出，艺术演变提供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性的周期性特点；所以，为了能够追溯这一新流派的真正确切的演变，必须上溯到阿尔弗莱德·德·维尼的一些诗，一直追溯到莎士比亚，一直追溯到神秘主义诗人，以及更久远的地方。就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写出整整一部书的评论来；我们可以简要地说，夏尔·波德莱尔应当被视为是当今这一运动的真正先驱；斯特凡·马拉美为之带来了一种神秘和不可言说的意义；保罗·魏尔伦为它打破了诗歌的残酷的桎梏，而在他之前，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已经将这种诗歌的束缚变得极为灵活。然而，最高的美妙还没有实现，一种顽强的、将受人嫉妒的工作，呼唤着新人。
象征主义诗歌是说教、宣泄、虚情假意、客观描写的敌人，它致力于为（柏拉图式的）理念带上一种微妙、感性的形式。这一形式并非它本身追求的目标，它以表达理念为己任，从属于理念。而理念本身，不能失去与外界关联的那些华丽长袍；因为象征主义艺术的实质性特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让理念本身自我封闭起来。因此，在这一艺术中，大自然提供的画幅，人类的行动，以及所有具体的现象，都不能仅凭自身表现出来；它们只是一些感性的表象，以表现它们与占有首要性地位的理念之间的隐秘、深奥的亲和性。
断断续续地，有一些读者对这样一种美学提出责难，认为它太过于晦涩。这一点再正常不过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品达的《颂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但丁的《新生活》、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不也都曾被指责为是意义模糊不清的吗？
象征主义为了确切地传递它的综合目的，必须具有一种原型、复杂的风格：使用从未经过污染的语言，互相依靠在一起的和谐复合句跟强弱相间、波浪形的和谐复合句互相交替出现，运用能够产生新意义的重复、神秘的省略、具有悬念的不符合正确语法的格式，以及大胆、多形态的修辞用法，最后，还必须运用美好的语言——规范的、现代化的语言，也就是在沃拉斯、布瓦洛、代斯普雷欧等人之前的法语：美好、丰茂、崭新的法语，也就是弗朗索瓦·拉伯雷和菲利普·德·科米纳、维庸、吕特贝夫等人的语言，以及其他许多自由的作家的语言，如托克索特斯·德·特拉斯，他们都敢将他们曲折的箭射向法语。
节奏，将古老的诗律激活；奇妙的秩序，表现上显得毫无秩序；跟玄而又玄、流畅的韵脚一道，使用像金子与青铜的盾牌一样发亮的、铸造过的韵脚；在亚历山大体中，出现多处停顿，并使停顿处不固定；使用一些单数的音节（7、9、11、13），从中进行各种节奏上的组合。
莫雷阿斯的这篇宣言，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后文中，我们将有机会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它指出了象征主义的主要源泉（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以及更遥远的源泉（莎士比亚、歌德、神秘主义、但丁、品达，等等）。这一更遥远的源泉，对理解梁宗岱，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因为他所理解的象征主义，正是大范围的、广义上的象征主义。同时，莫雷阿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尤其是包括节奏、韵律等，具有真正的纲领性的作用。
然而，莫雷阿斯本人在不久之后，便对当时文坛上的象征主义趋向表示了怀疑。为了保证象征主义的某种纯洁性，他更进一步地向古代溯源，从而创办了罗曼学派。这一“新古典主义”，为后来的瓦雷里提供了先例。梁宗岱的历程，从某种程度上看，也与之相似。
颓废派的作家除了于斯芒斯之外，大都被人遗忘了，而且于斯芒斯还不是一个诗人，而是评论家、小说家。象征主义诗人们的声誉要大得多，但主要也是一些重要的主将才在文学史上留名。在莫雷阿斯发表《宣言》的同一年，勒内·吉尔（René Ghil）发表了《论文学》，并收入了马拉美的一个前言。如果说莫雷阿斯的《宣言》主要是一种泛泛的纲领，那么，勒内·吉尔的著作就已经相当理论化了，而马拉美的《前言》更是为后人提供了方向。所以将象征主义诗歌的真正诞生定于这一年是完全应当的。
然而，在1886至1891年间，更多的是出现了许多争论。瓦雷里在1920年撰写的《女神的知识》（Connaissance de la Déesse）的《前言》中提出，那十年是一个“理论、游戏、注释和狂热的解释的时代”。象征主义在大量的理论论争中——而且理论往往高于创作，这是象征主义的一大特点，了解这一点对理解梁宗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发展到1891年。这一年，象征主义才在公众面前为人接受。因为著名记者儒勒·于莱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了六十四篇对当时文坛重要人物的调查，涉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主题。就在此之前不久，同年，在莫雷阿斯发表著作《热情的朝圣》之际，二百名艺术家、诗人一起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为他庆祝。由马拉美主持宴会，连官方的批评代表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布吕内蒂埃也被请到了。这一宴会是象征主义的一大盛会，表明了他们的实力与自我意识的成熟。
于莱的调查首次表明，公众对象征主义表示接受了。他的调查在诗歌上将象征主义与帕纳斯派相对立，在小说上又将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对立。在两种情况下，象征主义都代表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这次调查显示出文坛上的这种对立已经十分尖锐：尽管马拉美对左拉表示出好感与尊敬，但大多数人认为自然主义已经“死亡”。左拉在听到这一说法时的反应十分激烈：“您是来看我是否已经死了！好啊！您看看，正相反！我身体好着呢。”接下来，左拉指责“几个天天泡啤酒餐厅的人拿了一些蹩脚的诗”，拿了一些“花瓶中长出的诗”，就想来动摇“近五十年来伟大的实证主义工作”。
饶有趣味的是，这次《调查》同时更多地反映出了象征主义内部的不统一性。上文已经提到，魏尔伦表示不知道“象征主义”为何物；勒内·吉尔这位创始人之一已经去开辟了一个新的流派，称为“演变—工具”流派。连《宣言》的作者莫雷阿斯也已经出现动摇的倾向。
此次调查中，既让象征主义的一些主要敌人有机会指出象征主义的缺陷，又让象征主义者们有机会对“象征主义”或“象征”一词进行解释，以便公众的更好理解。吉·米修认为这一调查是法国文坛从19世纪70年代起演变而开始达到的某种“顶峰”。
这一“顶峰”同时也是一种衰落的起点。因为人们对象征主义过分纷乱的理解，打破了它表面上的整一性。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亨利·德·雷尼埃（H enri de Régnier）尖锐地指出：所谓的象征主义流派，“只不过是所有文坛新人可以避难的一个场所”。他甚至预言说：“不出五年或十年，这样一个随意、即兴的划分法就不会剩下什么东西了。”
莫雷阿斯1891年9月14日又在《费加罗报》上撰文，提出成立古典主义浓厚的法国罗曼学派，指出象征主义只是一种“过渡现象”，提出向古典主义的回归。
莫雷阿斯这一向古典主义的回归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当我们审视梁宗岱的现象时。莫雷阿斯在他的文中指出，象征主义对他来说，已经死亡了。他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法国诗歌“有力而全新”，一句话，诗歌需要“被拉回到它的纯洁性以及它超验的尊贵”。他的罗曼学派影响虽然不是太大，但是，一种新的古典主义从此跟象征主义平行发展，甚至融入在一起。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亨利·德·雷尼埃也从早年的“颓废”倾向转向一种象征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融合。尤其重要的是，瓦雷里的朋友彼埃尔·路易斯（梁宗岱在《保罗梵乐希》一文中提及了两人的友谊）的作品《比利蒂斯之歌》（La chanson de B ilit is）也回到了古代源泉，而在瓦雷里同时期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种向古典文化的借鉴。瓦雷里将一直保持这一古典主义倾向，梁宗岱在这一点上，忠实于其师。
到了1895年左右，狭义上的象征主义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新一代作家们都纷纷提出了对象征主义的批评。在20世纪起了重要作用的两位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的态度非常典型。1896年，普鲁斯特在《白色杂志》（La Revue Blanche）上发表了《反对晦涩》（Contre l obscurité）一文，提出应当清晰地进行表达，并向大自然学习，因为“假如说，一切的本质是晦涩的，那么，一切的形式却是个体化而清晰的”，他认为大自然教给我们的教益是清晰的，“大自然……教给每个人去清晰地表达生活与死亡的最深的奥秘”。马拉美进行了回击。他回击的文章题为《文学中的神秘》（Le My stère dans les let tres），其文字十分深奥，句法奇异。大致来讲，马拉美将日常的报刊式的阅读（可以明晰）与诗句在白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与偶然性作斗争的写作（必须晦涩）区分开来，以捍卫象征主义晦涩的一面。
但普鲁斯特在反对晦涩的文字之外，其实继承了象征主义将文学视为一种宗教的传统。他所追求的文字的纯洁性，以及他构建起的世界的丰富性和暗示性绝不亚于任何象征主义者。
纪德在著名的《伪币制造者》（1926）中有一段借小说人物之口对象征主义进行的抨击：“象征主义流派，可以对它进行的最大批评，就是它在生活面前不表现出任何好奇心。可能除了维莱-格里芬（Vielé-Griffin）之外（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诗句具有一种如此特别的滋味），所有人都是悲观、厌世的，是一些逆来顺受的人。”纪德年轻时其实也是马拉美的一位忠实听众。他的早期作品，如《论纳尔齐斯》（T raitéde Narcisse，1892）带有非常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其副标题就是《象征理论》。但他的思想很快就出现了转变，到了1897年写出《地粮》时，他已经在“一种让人愤怒地觉得人工化、封闭的文学前，感到迫切需要让文学再次碰到大地，并将一只赤裸的脚简单地放到地面上”。
许多象征主义者们都开始从追求探索理念世界和个人晦涩的意识世界转向生活与情感。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提到的象征主义诗人维莱-格里芬在1897年出版诗集《生活的明亮》，著名的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韦哈埃伦发表《生活的面孔》（1899），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 mes）则发表了《生活的凯旋》（1902）。戴望舒就明显地受到了这一批象征主义者的影响。梁宗岱与生活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在后面章节中会有所触及。
正是在这一氛围之下，出现了一段“新象征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有保罗·福尔（Paul Fort）和唐克莱德·德·维桑（Tancrède de Visan）。保罗·福尔主持《诗与散文》杂志，旨在“捍卫在散文与诗歌中高尚的文学和抒情主义”。唐克莱德·德·维桑则将柏格森（Henri Ber gson）的思想与象征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象征主义成功地抓住了人的心理的深层层次，并为语言带来一种饱和、充盈的活力，以柏格森的理论为象征主义的复兴做铺垫。
然而新象征主义在大规模、真正的现代主义浪潮面前未能持续太久。20世纪初期是欧洲思想界、艺术界与文学界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新思潮纷呈，尤其是前卫、先锋派不断出现，象征主义被视为“月亮的最后情人”（意大利未来主义创始人马里内蒂语），遭到“摈弃”。
但是，象征的手法与精神在马拉美的一些传人那里继续了下去。克洛岱尔以对基督教的再认识为基础，试图将象征建立在“最完美的文字”——《圣经》上，从而达到对马拉美的超越；他将对世界的象征主义认识与对自我的发掘与认识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提出与“世界共生、共知”（co-naissance du monde）的理论，深化了对象征的理解。瓦雷里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沉默后，在1917年发表《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 arque），成为象征主义得到复兴的标志。但是，瓦雷里的知识体系博大精深，远远超出了狭义上的象征主义的范围，尽管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象征主义时期的总结性文章。在1937年成为法兰西文学院教授后，他的授课内容使他发展起了一种新的诗学，强调诗人语言的特异性，对语言这一载体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已经与象征主义相差很远。
20世纪的20年代末，梁宗岱有幸结识了瓦雷里。他从瓦雷里那里学到了高度的智性生活习惯，从而发展起一种对象征主义的特殊见解。他的所有批评文字，包括《诗与真》（一、二集）以及几篇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论文，成为对象征主义进行思考，并与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反思的重要文献，是象征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而产生的一朵奇葩。他的批评作品比创作的作品更具意义，而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是许多象征主义者的特色。与中国其他象征主义诗人如李金发、戴望舒、穆木天或王独清等人都不同，梁宗岱的批评性思考具有一种综合性、哲学性、理论性，与很少有人可以达到的高洁的境界。
狭义上的法国象征主义结束了。但它作为在浪漫主义之后对文学与艺术从形式到内容上的深刻反思与变革，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尤其是它所体现出的对精神性、内在性的追求，以及对主客观问题的思考，和将语言视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材料的观点，以各种方式在20世纪的各种潮流中再度出现，而象征主义者们赢得的在诗歌形式上的最大战果：自由诗，则彻底打破了法国古体诗的格律束缚，为20世纪各种新的尝试做了铺垫。对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的研究，成为20世纪诗歌研究中的一条主流，并一直延续至今；不管是现代的法国大诗人，如勒内·夏尔（RenéChar）、亨利·米肖，还是当代的大诗人如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和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 Jacottet），都从这几位大诗人那里吸取了灵感，从而为现代诗歌开拓了灿烂的新局面。一句话，象征主义之“魂”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