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成员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史学。他们的史学专著有：陆淳（改名质）的《春秋微旨》《春秋辨疑》《春秋集注》，柳宗元的《非国语》，凌准的《汉后春秋》，马宇的《凤池录》，陈谏的《彭城公故事》[3]等。
本文所介绍的是凌准的《？志》。
凌准，字宗一。富春人。天宝十一载（752）生。年二十，以书干丞相。丞相荐于朝廷，日试万言，授崇文馆校书郎。又以金吾兵曹为？宁节度掌书记。有功，累加大理评事、御史。换节度判官，转殿中侍御史。贞元十八年（802）为浙东观察使判官。贞元二十一年（805）召为翰林学士。“德宗崩，迩臣议秘三日乃下遗诏，君（凌准）独抗危词，以语同列王，画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发丧，六师万姓安其分。”顺宗即位，迁都官员外郎。王叔文兼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凌准“由本官参度支，调发出纳，奸吏衰止”。在宦官和藩镇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下，永贞革新失败，宪宗迫害王叔文集团成员，凌准被贬和州刺史，再贬连州司马。元和元年（806）卒于贬所。[4]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志》三卷：唐殿中侍御史凌准宗一撰。？军，即朔方军也。此本从盱江晁氏借录，其末题曰：‘文忠修唐史，求此书不获。今得于忠宪范公之孙伯高，其中尚多误，当访求正之。绍兴乙丑，晁公。’”这是宋代见过《？志》的学者所留下的记载。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1）凌准撰《？志》时的官衔是殿中侍御史，正在？宁节度使的幕府中。（2）欧阳修撰《新唐书》时曾访求《？志》，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司马光也重视《？志》，《资治通鉴考异》引用此书达四十余条。所引，自至德元载（756）至贞元十三年（797），涉及当时的皇帝、文臣、武将、僚佐、宦官、少数民族以及叛乱者数十人。《？志》今已散佚，幸而《考异》中保存了一部分内容。
将《考异》所引《？志》，与正史比较，正史记事较简，《？志》记事较详，正史对帝王将相多歌颂，《？志》能揭露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功臣名将的缺点，不为尊者讳。限于个人的见闻，《？志》也难免有不完全准确之处。
司马光对《？志》，有些采取，有些未采取。未采取者，约有两种：（1）《？志》与正史“相违”，（2）《？志》“攻”了功臣之“短”。这是凌准错了呢？还是司马光错了呢？要进行具体分析。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史）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考异》：“《？志》曰：‘史思明自称燕王。牙前兵马使吴思礼曰：思明果反，盖蕃将也，安肯尽节于国家！因目左武锋使仆固怀恩。怀恩色变，阴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轻兵抵相州，郭公率诸军御之，战于万金驿。贼分马军并滏而西，郭公使仆固怀恩以蕃、浑马军邀击，破之。还遇吴思礼于阵，射杀之，呼曰：吴思礼阵没。其夕，收军，郭公疑怀恩为变，遂脱身先去。诸军相继溃于城下。’今从《实录》。”
孝萱按：凌准揭露唐军邺城之溃是由于主将郭子仪“脱身先去”，司马光不采取这条记载。但《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秋七月，上召（郭）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衔枚以待。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邺城之溃，郭公先去（胡三省注：观怀恩此言，则《？志》所云亦可以传信），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是反也，其可乎！’”从胡三省认为凌准所记“可以传信”，看出司马光不采取是偏见。唐军邺城之溃，原因复杂，自不能完全归咎于郭子仪“脱身先去”，但也不能否认主将郭子仪“先去”所产生的影响――导致“诸军相继溃于城下”。
（例二）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元年十一月）王甫自称京兆尹，聚众二千余人，署置官属，暴横长安中。壬寅，郭子仪至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谓子仪，城不可入。子仪不听，引三十骑徐进，使人传呼召甫：甫失据；出迎拜伏，子仪斩之，其兵尽散。”
《考异》：“《？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诸军五万余人出蓝田，去城百里而军。城中相传，言大军将至，西戎惧焉。三日，马家小儿张小君、李酒盏、射生宫王甫等五百余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击天门街中，仍分其众建旗诸门。吐蕃以为大军夜至，相帅遁去。小君使报郭公。七日，郭公全师入于京师，系小君、酒盏、王甫等，责之曰：吾军未至，汝设诈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燔官阙，从容而去，岂不由汝乎！命斩之。遂以破贼收城闻。’……若如《？志》所言，是子仪杀抚而攘其功，计子仪必不为也。子仪勋业，今古推高，凌准作书，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尽信。今从《汾阳家传》及子仪《旧传》。”
孝萱按：凌准记载王甫（一作抚）等设诈以逐吐蕃，收复长安，是事实，记载郭子仪杀王甫等，也是事实。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郭子仪杀死有功的王甫等人，岂不是有“攘其功”的嫌疑！司马光认为这有损于郭子仪的声名，故不采取。《汾阳家传》《旧唐书？郭子仪传》说王抚聚兵谋乱，为郭子仪杀王抚制造理由。正合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需要。司马光不是不知道《汾阳家传》是陈专为歌颂郭子仪而写，《旧子仪传》又是沿袭《汾阳家传》而来，但为了维护郭子仪“今古推高”的声名，还是采取了。
（例三）
《资治通鉴》卷二三：“（兴元元年二月）丁卯，（李）怀光遣其将赵鸾入奉天，约其夕使别将达奚小俊烧乾陵，令鸾为内应以惊胁乘舆。鸾诣浑自言，遽以闻，且请决幸梁州。”
《考异》：“《？志》：‘二十六日，（李）怀光又使持书促（韩）游，浑公获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军。游不知，不得以闻，又怒之虞己也，慢骂于途。上疑其变，即日幸梁州。’今从《实录》。”
孝萱按：凌准揭露了浑、韩游之间的矛盾，说明德宗逃往梁州，是由于怀疑韩游有变。司马光仅以《实录》未载为理由，不予采取。
（例四）
《资洽通鉴》卷二三：“（兴元元年三月）上之发奉天也，韩游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州。”
《考异》：“《？志》曰：‘韩游使其子钦绪扈从，（李）怀光知之，以戴休颜代领其职，仍假游？州刺史，将使其党张昕害之。游既失兵柄，未知所从。说客刘南金曰：窃观人心，莫不恋主。？有留甲，可以图变。公得之？，殆天假也。乃使麾下将范希朝、赵怀仙诱其军归？，士皆从之。休颜率麾下卒据城门，士不得尽出，其从游至？者八百余人。’按《旧游传》无受怀光？州刺史事。且上幸山南，命休颜留守奉天，游先发怀光阴谋，二人岂肯更受怀光节度！盖当时出幸苍卒，游扈从不及，或以与浑有隙，不敢南行，故帅麾下归？州耳。”
孝萱按：凌准揭露戴休颜、韩游曾接受过李怀光任命的官职。司马光仅以《旧唐书？韩游传》未载为理由，不予采取。
将两条《考异》对照起来看，司马光在否定德宗逃往梁州，是由于怀疑韩游有变时，不谈浑、韩游之间“有隙”；在否定韩游曾接受李怀光任命的？州刺史时，则谈浑、韩之间“有隙”，为韩游“不敢南行”找理由。这种考证方法，难以使人信服。
（例五）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贞元元年）秋七月甲午朔，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李）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
《考异》：“《？志》曰：‘七月，马公朝于京师，请赦（李）怀光。陇右节度李公晟闻之，上表请发兵二万独讨怀光，刍粮之费，军中自备。上以李公表示马公，因曰：朱之反，不得已也。怀光勃逆，使朕再迁，此而可赦，何者为罪！马公雨泣曰：十日之内，请献其首。上遣之。’按是时怀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朝争之，岂肯面雪怀光邪！今从《旧传》。”
孝萱按：凌准所记，与李肇所记相合。司马光知道这个情况（《考异》：“李肇《国史补》曰：‘马司徒面雪李怀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闻之，请全军自备资粮以讨凶逆。由此李、马不平。’”），但为了维护马燧“平河中之功”的声名，不予采取。
综合以上五例，凡是凌准揭露当时功臣名将缺点的记载，司马光都不予采取。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首先要从凌准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不同来分析。凌准是中唐人，参加王叔文集团。针对中唐的现实，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政治纲领。这个集团成员进行历史研究，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第三节说：“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跋扈，朝廷威势下降，儒者提倡《春秋》学，正是针对这个政治局面，企图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陆淳以啖助为师，与赵匡为友，著《春秋微旨》《春秋辨疑》《春秋集注》等书，借历史研究来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韩晔、吕温、韩泰、凌准、柳宗元等都向陆淳学习。凌准撰《？志》，除了记载当时功臣名将的勋业以外，还大胆揭露他们的缺点，其用意在于抑制藩镇骄悍，提高民众警惕。既表现直笔精神，也是为王叔文集团的政治路线服务。这是王叔文集团成员共同的特点，应该充分肯定。司马光是北宋人，当时没有藩镇跋扈，朝廷威势下降的情况，对《？志》的深刻用意，未能多所领会，反而怀疑凌准与郭子仪“有宿嫌”，否定了一些“可以传信”的记载。
还要从司马光的考证方法来分析。请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李）世民腹心惟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侯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李）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考异》：“《统纪》云：‘秦王惧，不知所为。李靖、李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刘《小说》：‘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主社稷，谋于卫公靖，靖辞；谋于英公徐，亦辞。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说未知谁得其实。然刘说近厚，有益风化，故从之。”在两种记载截然相反的情况下，司马光不是存疑待考，而是采取一种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有益风化”的记载，这是在封建史观支配下考证方法的局限性。所以司马光不可能采取凌准“攻”功臣之“短”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