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
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史上，双方都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唐朝鉴真和尚是中国方面的一位。鉴真六次东渡，经过十二年，终于到达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的文化成就，十年如一日。他的辛勤劳动，浇灌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花朵，两国人民一直铭记着他的历史功绩。鉴真是佛教徒，他到日本，首先是宗教上的原因。从日本方面说，当时的统治者需要利用佛教巩固统治，想用国家制定的授戒制度，控制僧尼的剃度、受戒，以摧毁“私度”“自度”，把整个佛教事业掌握在朝廷手中。要实现这套计划，必须找到有威望的高僧主持其事。对此，汪向荣在《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一文中有详细的说明，本文试图从中国方面对鉴真东渡的背景进行一些探讨。
（一）唐朝佛道两教竞争甚为剧烈。唐高祖（李渊）一即位，就与道教教主老子（李耳）攀亲，以提高自己的门第。提倡道教，也就成为初唐的国策。625年（武德八年）下诏叙三教先后，先老，次孔，末释。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兴道抑佛。637年（贞观十一年），令道士女冠，今后斋供行立讲论，皆在僧尼之前。诏下，释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上表力争。太宗令岑文本宣敕严诫，智实仍不屈，杖责放还。639年（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奏法琳著论毁谤皇宗，流法琳于益州，半路上死去。高祖、太宗两朝，皇权支持道教，道教得势，是很明显的。
到高宗（李治）时，佛教徒向道教徒多次反攻，如：
（一）656年（显庆元年），释玄奘病中托人对高宗说，太宗曾允改正僧道名位先后。高宗答，事须平章。674年（上元元年），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
（二）659年（显庆四年），诏僧道入宫论议，道士李荣被屈于释慧立。660年（显庆五年），再诏李荣与释静泰论议，荣又词屈，命还梓州。
（三）664年（麟德元年），造老子像，敕送芒山，洛州长史韩孝威令僧尼同送，释明导带头抗拒，乃止。
（四）664年，释道世奏道士郭行真、李荣、田仁会等私窃佛经文句修改道书，将道士付官拷打，流配远州。
（五）668年（总章元年），诏百僚僧道会议《老子化胡经》。后下敕搜聚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数。
从以上几件事看出，高宗不敢像高祖、太宗那样坚强地支持道教，道教徒竞争不过佛教徒。
一心想做女皇帝的武则天，利用佛教，制造舆论。690年（载初元年），释怀义、法明等十人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制颁于天下，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这一年，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次年，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佛教徒与道教徒的地位翻转了。正是在这种气氛下，696年（万岁登封元年，万岁通天元年），洛阳道士杜乞为僧。武则天大喜，赐名玄嶷（道士中的聪明人）。玄嶷迎合武则天，著《甄正论》斥道教及道经之妄。698年（圣历元年），武则天又下令：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这个制书，貌似公平，实际上是偏袒佛教。因为佛教已经凌驾于道教之上，如果道教徒不甘屈服，敢于出头反抗，那就不客气了。
鉴真就是在武则天崇佛时期，于701年（长安元年）或703年（长安三年）在扬州出家的。
中宗（李显）复位，道教徒以为有条件与佛教徒竞争了。705年（神龙元年），诏僧道定夺《化胡经》真伪。寻下敕废《化胡经》，刻石于洛阳白马寺。道士桓道彦等上表固执，不许。又以道、佛二教各于观、寺画“化胡”、老君之形相毁辱，下诏限十日内毁除。从这些措施看出道教徒未获胜利。
睿宗（李旦）即位后，于711年（景云二年）下诏，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李家虽恢复了高祖、太宗时的天下，而道教未恢复到高祖、太宗时的地位，道教徒不会满意。佛教徒失去了武则天时的优势，更不会满意。佛道两教的竞争也就不会停息。睿宗“敕浮屠、方士无两竞”，说明他哪一教也不敢得罪。
从《宋高僧传》的记载看出，中宗、睿宗两朝，律宗的几位大师，也颇受皇室的宠信：
释文纲。708年（景龙二年），被中宗延入内道场行道，并送真身舍利往岐州无忧王寺入塔。又于乾陵宫为内尼授戒。复于宫中坐夏，为中宗、韦后讲《四分律》。中宗嘉尚，为度弟子，赐什物彩帛三千匹。文纲奏道场灵感之事，中宗遂题榜为灵感寺。712年（太极元年，延和元年），睿宗从文纲受菩萨戒，妃主环阶侍从罗拜，赐绢三千余匹。
释恒景。自则天、中宗朝，三次被召入内供养为授戒师。以709年（景龙三年）奏乞还乡，中宗赋诗，中书令李峤、中书舍人李等应和，恒景捧诗振而行，“天下荣之”。
释道岸。被中宗召入宫，为菩萨戒师。中宗亲率六宫围绕供养，仍图形于林光宫，中宗亲作画赞。道岸所历都白马、中兴、庄严、荐福、罔极等寺，纲维总务，皆承敕命，“天下以为荣”。中宗以荐福寺工程未竣，又令道岸与工部尚书张锡同典其任。
恒景、道岸都是文纲的弟子，师徒一齐得势。正是他们得势时期，鉴真于705年从道岸受菩萨戒。于707年（景龙元年）追随道岸，游学两京。于708年在长安从恒景受具足戒。作为道岸、恒景弟子和文纲再传弟子的鉴真，在这三位大师的培养下，成为律宗的后起之秀。
（二）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继承高祖、太宗兴道抑佛的宗教政策，利用道教，阻遏佛教的无限发展。在先天、开元三十年中，玄宗所采取的兴道抑佛的措施，大致如下：
712至713年（先天中），敕太清观主史崇玄及西京太清观、玄都观、东明观、宗圣观、东都大福唐观、绛州玉京观大德，昭文馆、崇文馆学士修《一切道经音义》。玄宗亲作序言。开元中，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道藏，目曰《三洞琼纲》。
714年（开元二载）正月，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一万二千余人（一作三万余人，一作二万余人）。二月，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七月，禁人间铸佛、写经。
720年（开元八载），道士叶法善卒，赠越州都督。叶法善以“排挤佛法”著名。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玄宗“不忘旧情”，为其撰碑。
721年（开元九载），遣使迎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赏赐甚厚。置石柱于景龙观，令司马承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道德经》。后玄宗采纳司马承祯建议，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724年（开元十二载），敕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诵二百纸经，三年一试，落者还俗。
727年（开元十五载），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拆除之，堂大者封闭之。公私望风，大屋大像亦被毁。
730年（开元十八载），命集贤院学士陈希烈等于三殿讲《道德经》。
731年（开元十九载）四月，诏：今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午后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县不能捉搦，并官吏辄与往还，各量事科贬。六月，诏：夫释氏之旨，义归真寂，爰置僧徒，以奉法教，而趋末忘本，摭华弃实，假托权便之门，以为利养之府，徒蠲赋役，积有奸讹，至于浮俗奔驰，左道穿凿，言念静域，成逋薮，非所以叶和至理，弘振王猷，宜有澄清，以正风俗。朕先知此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尚二十余载。访闻在外有三（一作二）十以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责处分。
733年（开元二十一载），令士庶家藏《道德经》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
735年（开元二十三载），玄宗亲注《老子》，并修疏义。
737年（开元二十五载）正月，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十月，敕诸州玄元皇帝庙，今后每年二月降生日，准西京福唐观一例设斋。
739年（开元二十七载），玄宗自称，十月五日将欲巡幸渭北，“是夜梦玄元皇帝曰：‘明日子欲游乎？此事宜止，’”果然有风，遂止。
740年（开元二十八载），玄宗谓宰臣：朕在藩邸，有宅在积善里东南隅，宜于此地置玄元皇帝庙及崇玄学。
741年（开元二十九载）正月，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及崇玄学，置生徒，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二月，以故洪州人邬玄宗受玄元皇帝之托，“使戒天后，表国祚中兴之运，示宝历无疆之期”，赠棣州刺史。四月，玄宗自称，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遣使求得之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大同殿。五月，命画玄元皇帝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九月，亲试明“四子”举人。
742年（天宝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于西京大宁坊、东都积善坊置玄元皇帝庙。二月，亲享玄元皇帝于大宁坊新庙。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三月，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四月，诏：我烈祖玄元皇帝著玄经五千言，义高象系于理贯希夷，非百代之能俦，岂六经之所拟。承前习业人等，以其卷数非多，列在小经之目，微言奥旨，称谓殊乖。自今已后，天下应举，除崇玄学士外，自余所试《道德经》宜并停，仍令所司更详择一小经代之，其《道经》为上经，《德经》为下经。六月，制：今后语指道教之词及天地乾坤之字者，并一切半阙。九月，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准此。十月，诏：去年，令天下诸观转本际仙经，今秋，“果闻有岁”，宜各于当观设斋庆赞。
从上列事实中看出，玄宗崇道规模之大，是高祖、太宗所望尘莫及的。先天、开元三十年间，道教获得空前的发展，佛教相对地衰退。这对于佛教徒来说，必然是不满的。《宋高僧传》中就批评唐玄宗“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正好在玄宗兴道抑佛时期，天宝元年十月，日本两个和尚――荣睿和普照，到扬州来邀请鉴真东渡弘法。下面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释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荣睿乃向大明寺顶礼和上足下，具论心事。‘本国昔上宫太子云，二百年后，日本律义大兴舍人王子广学内典敬信佛法，每求传戒师僧来至此土。’和上便云：‘远承昔有日本长屋王子，敬信心重，造一千领袈裟，附向本唐，供养众僧，其袈裟缘上绣四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又天台智者云，三百年后，我所遗文墨感传于世，大师无常，洎二百年，其智者禅师是南岳思禅师菩萨戒弟子也。惠思禅师乃降生日本为圣德太子也，智者唐国分身，思禅海东化物。’”“和上乃命门人讲授戒律，人师法主者，命赴睿心同向日本，万代传灯”。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荣睿、普照至大明寺，顶礼大和上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大和上答曰：‘昔闻南岳（惠）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
释祖《隆兴佛教编年通论》：“日本沙门荣睿等，至扬州，奉僧伽黎衣十领，其上缀山川异物之状，盖其国主附之以施中国沙门，于时律师鉴真受其衣，叹外国人有佛种性，欲往化之，会睿、照等亦劝请。”
思托是鉴真的亲信弟子，当天宝元年荣睿、普照邀请鉴真东渡时，他是在场的。思托又是唯一的始终追随鉴真六次东渡的弟子，并在日本侍从鉴真十年，鉴真的心情，思托应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思托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中，精心地描绘了鉴真接受日僧邀请时的思想活动：（一）想到日本长屋王子造一千领袈裟送给唐朝和尚，从两国的友好往来中看出日本是信仰佛教的国家；（二）想到南岳惠思禅师寂后“降生”日本为圣德太子，在佛教史上找到中国和尚到日本“兴隆佛法”的先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对于佛教徒来说，天竺僧人到中国来传播佛教，鉴真到日本去传播佛教，都是他们认为应该做的大事。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祖《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等书中的“叹外国人有佛种性，欲往化之”的记载，都比思托更为明白地说出这位虔诚、坚毅的佛教徒希望超越国家界限去传教弘法的积极心情。
（三）
从742年（天宝元年）至753年（天宝十三载），鉴真五次东渡，或因海上的风浪，或因人事的干扰，都未成功。在这十二年中，玄宗兴道抑佛的政策未变，鉴真东渡的决心也未变。先看看天宝时玄宗所采取的崇道措施：
743年（天宝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三月，亲祀玄元宫以册尊号。追尊玄元皇帝父为先天太皇，母为先天太后，于谯郡本乡置庙。其玄元宫，西京改为太清宫，东都改为太微宫，天下诸郡改为紫极宫。两京宫内道士添满三十七人为定额，各赐近城庄园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令崇玄馆学士今后每至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庶使轩冕之士，尽弘南郭之风；寰海之内，咸为大庭之俗”。九月，谯郡紫极宫改为太清宫。
745年（天宝四载）正月，玄宗谓宰相：于宫中为坛，自撰黄素文置案上，“其文腾空，自飞上天，空中有言曰：‘圣寿延长。’”二月，太清宫道士萧从一言：有紫云从空而下，兼有异常音乐，空中有异人云：“我是玄元皇帝，可报吾孙，汝是上界真人，汝受命无疆，”七月，诏：坟籍中犹称玄元皇帝及南华等真人旧号者，并宜改正。其余编录经义等书，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南华》等经不宜编列于子书。是年，召茅山道士李含光入京，未几还山，赐绢二百匹，玄宗亲为诗以饯之。是年，召天台道士吴筠至京，令待诏翰林，“特承恩顾，由是为群僧之所嫉”。后吴筠还山，著文“深诋释氏”。
746年（天宝五载）二月，太清宫使陈希烈奏：大圣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从之。四月，以陈希烈为相。希烈以讲《老》《庄》得进，专用神仙符瑞取媚于玄宗。
747年（天宝六载），令天下诸观度满道士七人。
748年（天宝七载）三月，大同殿柱生玉芝，群臣上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五月，册赠汉张天师为太师，梁中散大夫陶宏景为太保。天下有洞宫山各置坛祠宇，每处度道士五人，并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租税差科，永供洒扫。诸郡有自古得道升仙之处，每处度道士二人；其灵迹殊尤，功应远大者度三人，永修香火。茅山紫阳观取侧近百户，太平、崇玄二观各一百户，并蠲免租税差科，长充修葺洒扫。十二月，传说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乃改为降圣阁。改会昌县为昭应县，会昌山为昭应山。是年，令传写一切道经以广流布。
749年（天宝八载）六月，大同殿又生玉芝。太白山人李浑奏：于金星洞见仙人，说：“老君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遣人求得之。闰月，玄宗谒太清宫，上圣祖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群臣上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命崇玄馆缮写一切道经，分送诸道采访使，于管内诸郡转写。于太清官、太微宫圣祖前，更立文宣王象，与四真人列侍左右。太白山封为神应公，金星洞改为嘉祥洞，华阳县改为真符县。于嘉祥洞置一祠宇，仙人台下置一观。两京、十道于一大郡亦各置一观，以真符玉芝为名。每观度道士七人，修持香火。十二月，启圣宫琢玉造圣祖、玄宗真容。
750年（天宝九载）三月，令丹阳郡江宁县创置一观，度道士七人。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言：玄元皇帝降见，说宝仙洞中有妙宝真符。遣人求得之。范祖禹《唐鉴》云：“时帝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帝悦。”
751年（天宝十载）四月，玄宗于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六月，令写一切道经五本，于太清宫、兴唐、东明、龙兴观各置一本。是年，遣十三人祭岳渎海镇。《旧唐书？礼仪志四》云：“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象，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中看出，玄宗崇道，已经闹到荒唐不堪的地步。道教徒大为得意，而佛教徒相形见绌。在佛道两教激烈竞争，佛教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有的佛教徒就转向了。
《宋高僧传》中有几个例子：
（一）与鉴真同时代、同乡里、又同属律宗的释灵一，以与道士潘志清“为尘外之友”为荣。
（二）另一个与鉴真同时代、又同属律宗的释义宣，以“玄儒旁综”获得声誉。
（三）贺知章本信佛，对释道亮“慕仰”，与释昙一“为师友”，与释玄俨“具法朋之契”，他看到玄宗崇道，于天宝二年上疏请度为道士，仍舍本宅为观。三载，贺知章离京还乡，玄宗赋诗赠行，皇太子、左右相以下咸就执别。鉴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会转向。他在五次东渡失败以后，寄希望于第六次东渡成功。正好753年（天宝十二载）十月，遣唐使一行到扬州来邀请鉴真了。有两部书记载当时的情景：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国使大使特进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大伴宿祢胡，副使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吉备朝臣真备，卫尉卿安倍朝臣朝衡等，来（至）廷光寺，白和上云：‘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和上名亦奏退，愿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时和上许诺已竟。”
丰安《鉴真和上三异事》第二《海路庶奇异》：至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国大使特进藤原朝臣清河，副使光禄卿伴宿祢古满，副使秘书监吉备朝臣真吉备及留学生卫尉卿安倍朝臣仲――大唐号朝衡等，同至龙兴寺，礼拜白大和上云：弟子等早知和上向日本国将欲传戒，今亲奉面，顶真人元开应思托之请，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简化为《唐大和上东征传》（“略传”），“略传”撰成后，应给思托看过，得到思托同意才流传的。日本沙门丰安是“大唐国鉴真大和上末弟子”（“大和上弟子如宝，如宝弟子丰安”），他撰《鉴真和上三异事》，是为了“敬录显鉴真行事”。生活在日本的丰安，怎能知道鉴真在唐朝的“行事”？当是安如宝告诉他的。可见，《唐大和上东征传》出于思托之口，《鉴真和上三异事》出于如宝之口。思托和如宝是鉴真第六次东渡的“相随弟子”，他们对遣唐使一行邀请鉴真第六次东渡时的谈话，应该是知道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与《鉴真和上三异事》记载相同，证明完全可信。
遣唐使一行的热诚相邀，并坦率地告诉鉴真：“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弟子等不崇其法”的情况，更加鼓舞、坚定了鉴真东渡的信心和决心，于是，经过五次失败，高龄六十六岁而又双目失明的鉴真，不顾海上的风浪和人事的干扰，又第六次航海赴日。
综合以上，在武则天崇佛抑道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在律宗文纲、恒景、道岸得势的中宗、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在玄宗崇道抑佛时期，鉴真六次东渡。鉴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出生入死，六次东渡，历尽艰险，不屈不挠，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中日两国人民永久的怀念和赞颂。
鉴真与天台宗关系新探
《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中记载鉴真师徒讲解天台宗章疏的情况。法进《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中有天台宗义。最澄《天台付法缘起》中以鉴真为传播天台宗的大师。但中土无直接资料可以说明鉴真与天台宗之关系。
陈寅恪说过，研究历史，“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靠此“残余断片”，怎能“窥测”出历史真相呢？他提出：“必神游冥想”，才可以“真了解”，“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甚为高明。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虽记载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从扬州东渡时携带了天台宗经典，但未说鉴真学天台宗。志磐《佛祖统纪》是天台宗所撰之佛教史，其“佛祖世系表”中无鉴真之名。为了弥补中土无直接资料可以说明鉴真与天台宗关系的缺憾，我运用陈寅恪所提出的“神游冥想”的治学方法，钩沉索隐，试为论证如下：
（一）
据志磐《天台九祖传》卷一《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宝觉灵慧大禅师传》，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遣使奉迎智，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斋，授菩萨戒法”。杨广对智如此尊崇，扩大了天台宗在扬州的影响。明了这个背景，再看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其父先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大和上年十四，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是时，大周则天长安元年有诏于天下诸州度僧，便（就）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配住大云寺（后改为龙兴寺）。唐中宗孝和（圣）皇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传中称智满为禅师，道岸为律师，表明二僧属于不同的宗派。律师显然属于律宗，禅师呢？考如下：
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时有慧思禅师”又：“陈少主顾问群臣：释门谁为名胜？徐陵为曰：瓦官禅师。”
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习禅篇？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传》：“又诣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受业心观”。又：“陈宣帝下诏曰：禅师佛法雄杰”又：“陈暄奏曰：瓦官禅师。”
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和上便云其智者禅师是南岳思禅师菩萨戒弟子也。惠思禅师乃降生日本为圣德太子也。”
梁肃《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铭（并序）》：“陈朝崇之，置寺曰修禅。”
赞宁《宋高僧传》卷五《义解篇？唐荆州玉泉寺恒景传》：“后人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禅师习《止观门》。”卷六《义解篇？唐处州法华寺智威传（慧威）》：“亲灌顶禅师求请必要。”“闻缙云大威禅师盛行禅法。”又《唐苏州开元寺元浩传》：“寻为荆溪湛然禅师嘱累弟子大比丘尼识微、道巽、志真、悟极，此四人者高洁之伦，深练禅观。”卷十一《习禅篇？唐黄州九井山玄策传》：“赴天台山光明会，乃隋朝智禅师立教。”卷十四《明律篇？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登便就智满禅师，循其奖训。”卷十五《明律篇？唐越州称心寺大义传》：“义因与大禹寺迥律师同诣左朗禅师所，学止观。”卷二十六《兴福篇？唐东阳清泰寺玄朗传》：“后依恭禅师重修观法。”
从上引文献看出，慧（惠）思、智、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天台宗的祖师、大师，都被称为禅师，而且与修禅、禅观相联系，这是有理由的。自北齐慧文创立“心观”（一心三观），天台宗开始萌芽。慧文传慧（惠）思。慧（惠）思取大小乘中定（禅定）、慧（义学）等法创立学说，意在定慧双修，因定发慧。慧（惠）思传智。智正式创立天台宗。天台宗提倡止观，止即是定，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禅，梵语禅那，意谓坐禅或静虑。僧徒一般都能坐禅，天台宗所提倡的止观，也就是禅的一种。鉴真之父就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禅门”一词，也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习禅篇？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传》：“（智）在瓦官寺，创宏禅法一代高流，江表声望，皆舍其先讲，欲启禅门。”“（智）讲《智度论》，肃诸来学。次说禅门，用清心海。”对照起来看，鉴真之父就智满禅师“学禅门”，即学习天台宗；鉴真“循其（智满禅师）奖训”，亦即接受天台宗之教义。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又云：“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上巡游二京，究学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从上下文看出，鉴真向弘（恒）景学习的是戒律。但弘（恒）景又属天台宗，志磐《佛祖统记》以弘（恒）景为章安（灌顶）弟子，鉴真追随弘（恒）景“巡游二京”期间，除学律外，未尝没有可能聆听到天台宗学说。《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未明言鉴真与天台宗之关系，志磐《佛祖统记》之“佛祖世系表”中遂无鉴真之名。
（二）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在天宝元年（742）接受日僧荣睿、普照邀请，决心东渡弘法时，首先想到的是“昔闻南岳（惠）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可见鉴真对创立定慧学说的慧（惠）思之崇敬。
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中也有宣扬天台宗祖师慧（惠）思、智神异事迹的内容，如：
其慧思禅师于一目中，（处分岳）寺三纲，可扫路开堂敷座迎接，今日有大菩萨（将来）。诸人出迎，只云不见菩萨，只见一年少（沙）弥。（彼众）却还报和上，无有菩萨，但见一少沙弥。于时禅师（告云，此是）菩萨，众并迎屈入寺。禅师把手言，好在以不，灵山一别，迄至于今。经停，明日即令上座讲《法花经》，智冥然，不知所趣。思禅师乃云，昔佛在世，与弟子灵山听，可不忆耶？智便乃朗然大悟，当即宣吐弁，若悬河泻浪。此即顿悟一乘之妙法也。智犹被思禅师作其忆念，玄忆一乘。故知思禅师本来诵持法花，味深禅定，悟《法花》三昧。又天台智者大师，隋帝和上，卅余年唯著一衲，度僧万余，造八十三寺，书十九藏经，读十五遍，造诸经论〔疏〕合七百卷。《法花》玄文及疏各十卷、《大止观》十卷、《四教》十二卷、《小止观》一卷、《禅门》十卷。故知二圣觌颜，递相显发，广兴佛事，利益四生。
南岳衡山者，属衡州，其衡山五岳之一数也。其山有五峰，一般若峰，二住括峰，三慧日峰，四嘱融峰，五紫盖峰。一峰各有禅房静室，有思禅师六生于此山修道，一生各立一塔并盘，一石。其三石存般若台佛殿前，三塔在般若（台南）二百步。山中灵仙异果消利，经于千岁，时有得圣果者，其梨乃生子。思禅师亲吃此梨，其梨甘美，世间无比，大如钵许。自尔已还，更未生子。其思禅师临将无常时，于般若台北石室中，举《法花经》、钵、盂、锡杖语弟子云：吾灭度后，向无佛处受身，（教）化众生。至今便岳寺，见有素影立堂，上足弟子二人同时素影。其弟子并是圣人：其二弟子，一名智，在天台山及京州（玉）泉二寺，来去住持。一名智勇，在南岳衡山修道也。
慧（惠）思、智的神异事迹，显然是鉴真生前常向思托等讲述，思托耳熟能详而笔录于鉴真传记中的。于此可见鉴真信仰天台宗之虔诚。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还记载了两件值得我们深思的事：
一是天宝元年鉴真一行在扬州准备第一次东渡时，“大和尚、荣睿、普照师等同在既济寺备办干粮，（但）云将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这是谎言。由于当时私渡是违法的，鉴真不得不用谎言来掩人耳目。天下名寺甚多，鉴真不谎言往其他名寺，而谎言往天台宗的总本寺――国清寺，可见天台宗在鉴真心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天宝七载鉴真一行第五次东渡途中，十月十六日“去岸渐远，风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音。”据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门品第二十五》：“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天台宗最尊崇《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天台宗经典中有智述、灌顶记《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鉴真等在生命危急关头“唱观音”，也可说明其接受天台宗教义。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鉴真与天台宗在医药方面的共识。从智《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治病第九》看出，他在强调“当知止观二法，若人善得其意则无病不治也”的同时，也指出：“金石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饵。”鉴真并不单纯讲戒律，还精通医药学，并为人治病。《唐大和上东征传》说他“开悲田而救济贫病”。他东渡携带物品中有“香药”。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载《鉴上人秘方》一书。丹波康赖《医心方》中有《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等。日本唐招提寺发售的“奇效丸”药袋上，印着鉴真像，写着“开山大和尚鉴真传方”。
（三）
一个僧人信仰两个宗派，在当时有无例证呢？
从天台宗的祖师、大师来看，智先学律，后创天台宗。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云：“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绪授以十戒，导以律仪，仍摄以北度诣慧旷律师，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湛然也是先学律，后入天台宗。赞宁《宋高僧传》卷六《义解篇？唐台州国清寺湛然传》云：“遂往越州昙一律师法集，广寻持犯开制之律范焉。复于吴郡开元寺敷行止观。”余不多举。
从律宗来看：道宣撰《妙法莲华经弘传叙》，有云：“自汉至唐，六百余载，总历群籍，四千余轴，受持盛者，无出此经”。道宣是唐律宗（南山律宗）的创立者。《法华经》是天台宗所认为的最高经典。道宣不仅崇信《法华经》，而且把天台宗的止观义理融合在戒律之中。他在《昙无德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序》中说：“心为生欲之本，灭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慧起假于定发，发定之功，非戒不弘，是故特须尊重于戒。”又在《净心诫观法？五字释名法篇第一》中说：“净心者，于汝现行烦恼诸部过患，教修对治，令汝即时随分解脱，垢染渐灭，心转明净，发生定慧，又能随顺止观二门，此二法者定始慧初，生长一切禅支道品，故名观。”可见，道宣认为，持戒以止心为本，他把天台宗提倡止观、定慧双修、因定发慧的教义，摄入律宗。
唐代律宗高僧，兼学天台宗者甚多，见于《宋高僧传》卷十四至十六《明律篇》者就有：
《唐扬州龙兴寺法慎传》：“从瑶台成律师受具戒。依太原寺东塔，体解律文，绝其所疑，时贤推服谓‘天台止观，包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色空两亡，定慧双照，不可得而称也’（缁素弟子）其上首曰会稽昙一、闽僧怀一、南康崇睿、晋陵义宣、钱塘谭山寺惠鸾、洛京法瑜、崇元、鹤林寺法励、法海、维扬惠凝、明幽、灵、灵一等，罔不成乐说辩才入《法华》三昧。”
《唐杭州华严寺道光传》：“于时夏浅德崇，坛场属望光持《法华经》，创塔庙，洎没身不怠也。”
《唐洪州大明寺严峻传》：“后抵荆州玉泉山兰若，遇真禅师，示其禅观，入城泊大云寺。峻秉持戒印，众请临坛，复举律之宗主，受命。忽逢观净禅师，顿明心法。”
《唐吴郡东虎邱寺齐翰传》：“颛门相部《义疏》，精敏罕俦。明《法华经》，主苏湖戒坛，每当请首，则今时所谓坛长也。”
《唐越州称心寺大义传》：“从吴郡圆律师受具。复依本州开元寺深律师，学《四分律指训》。义因游长安，乃抠衣法华寺玄俨律师，其俊迈出伦。俨云：‘于今传法，非子而谁？’义因与大禹寺迥律师同诣左朗禅师所，学止观，而多精达。”
《唐苏州开元寺辩秀传》：“事灵隐谋禅师所闻指训，如凉风入怀，醒然清悟。天宝四年，受戒于东海鉴真大师，传律于会稽昙一。”
《唐襄州辩觉寺清江传》：“礼昙一律主为亲教师，江有禅观之学。”
《唐吴郡包山神皓传》：“通《律钞》于昙一。后十讲《律钞》，五升坛场，年工于圆宗，别置西方法社，诵《法华经》九千余部。”
《唐湖州八圣道寺真乘传》：“西上京师云华寺，学《法华天台疏义》，大著声望八为律学座主，四为临坛正员……忏法之余，撰《法华经解疏记》十卷……乘精于律法，长于演说。”
《唐吴郡破山寺常达传》：“专讲《南山律钞》。后求《涅》圆音，《法华》止观。”
《唐天台山国清寺文举传》：“以《四分律》为学次通《法华经疏义》，得智者之膏腴焉。”
《唐会稽开元寺允文传》：“师授《维摩》《法华》二经就中京攻相部律宗并《中观论》于嘉祥、静林、今大善三寺，讲《相疏》二十七座，大经二十五座。”
以上都是唐代律宗之高僧而兼学天台宗者：有先学律，后学天台止观；也有先学《法华经》，后入律宗。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种风气：“性非局促”（一个宗派）的僧人，“余力则通”（其他宗派）。可见鉴真兼学律、天台二宗，是符合时尚的。
（四）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佛法过海东》云：“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一条材料，可惜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据《全唐文》卷四八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言僧事，齐律仪，作《过海和尚塔铭》。”将李肇、崔恭二文对照起来看，《过海和尚塔铭》即鉴真塔铭。作者梁肃，字敬之，一字宽中，郡望安定，籍贯陆浑，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梁肃是何时何地撰鉴真塔铭的呢？《全唐文》卷五二三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云：“淮南节度使、吏部尚书京兆杜公表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管书记之任，非其所好，贞元五年以监察御史还台”。据《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兴元元年十二月）庚辰，以刑部侍郎杜亚为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卷十三《德宗纪下》：“（贞元五年十二月）辛未，以淮南节度使杜亚为东都留守、畿汝州都防御使”。将崔元翰文与《旧唐书》联系起来看，杜亚是梁肃府主。贞元五年（789）杜亚、梁肃都离开扬州，杜赴东都，梁入西京。可见鉴真塔铭是贞元五年前梁肃在杜亚幕中应扬州僧俗之请而作。
《过海和尚塔铭》这篇文章虽已失传，梁肃为鉴真撰塔铭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考察鉴真与天台宗关系的线索。
梁肃幼年随父避乱于江南，长大后，信仰天台宗。天台宗的创始人是智，智传灌顶，灌顶传智威，智威传慧威，慧威传玄朗，玄朗传湛然，湛然传元浩。梁肃受教于湛然、元浩。崔恭称赞梁肃“早从释氏，义理生知，结意为文，志在于此，言谈语笑，常所切，心在一乘，故叙释氏最为精博。”崔元翰称赞梁肃“尝著释氏《止观统例》，几乎《易》之系辞矣。”赞宁《宋高僧传》卷六《义解篇？唐台州国清寺湛然传》甚至说：“其朝达得其道者唯梁肃学士，故鸿笔成绝妙之辞。”叹息：“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谓欤！”在天台宗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梁肃，肯为律宗鉴真撰塔铭，这件事不寻常，从侧面反映出鉴真也与天台宗有关系。
（五）
最后说明几个问题：
（一）天宝三载（744），鉴真曾至国清寺。《唐大和上东征传》云：“日暮到国清寺，松篁蓊郁，奇树璀璨，宝塔玉殿，玲珑赫奕，庄严华饰，不可言尽……和上巡礼圣迹，出始丰县。”真人元开只说鉴真“巡礼”国清寺之“圣迹”，未说他与国清寺僧人交流学习天台宗之心得。有人认为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时所携带的天台宗经典，是这次在国清寺所得到的，不但缺乏证据，而且经过天宝七载（748）东渡的失败，难保经典没有损失，何况天台宗经典并非国清寺独有。
（二）大中十二年（858）闰二月，日僧圆珍《乞台州公验状并公验》：“圆珍谨以寻检天台教法，传东国元由：本是智者大师受法和尚陈国师衡山慧思大师大（太）建九年发愿传法，托生东国王宫，差人至衡岳取《法华经》，自制章疏，为国讲赞。载于本国史记。后因天台智者大师第五代弟子扬州龙兴寺律大德鉴真，天宝年中，闻本国取经于衡岳，遂将天台《止观》《玄义》等，远以流行本国。”（见白化文、李鼎霞《行历抄校注》）所谓鉴真为智的“第五代弟子”，是日本天台宗僧人的理解。圆珍未说明他这种计算法的根据，后来《天台霞标》中排列为：圣德太子―菩提达摩―善无畏―道睿―鉴真，恰恰暴露出所谓鉴真是智“第五代弟子”的虚构。姑且不说慧思入寂时，圣德太子已四岁，称太子为慧思后身是荒谬不足据的；把毫无传承关系的五个人捏合在一起，能够成立吗？而且与日僧凝然《云雨钞》所云鉴真从弘（恒）景学天台宗，是互相矛盾的。
近年大陆有人提出：智―灌顶―道素―弘（恒）景―鉴真，也是五世。两种不同的计算法，却巧合了。
（三）巨赞提出：鉴真授戒，不采用传统的戒坛形式，在第三重戒坛上面安立多宝佛塔，“代替了复釜形和宝珠，乃是把南山宗和天台宗密切结合起来的一种比较突出的创造。”（详见《巨赞集？鉴真大师的律学传承》）如果这是事实，确是重要的。
鉴真东渡的物质准备
中国与日本，虽然隔着汪洋大海，但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公元以前，两国就有了文化的联系。根据文字记载，东汉时，两国就建立了正式往来。此后，交往日益频繁。到唐代，达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通过两国使节和人民的往还，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风习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史上，双方都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唐鉴真和尚是中国方面杰出的一位。他毅然接受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请求，发愿东渡。从天宝元年至十二载（742-753），以忘我的精神，坚强的毅力，冲破海上的风浪，战胜社会的阻挠，历尽艰险，不屈不挠，当他66岁的时候，在五次失败之后，又进行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
鉴真在日本十载，虽是暮年，壮志不已，创立了唐招提寺，将佛教、医药、建筑、雕刻、绘画、书法各方面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日本人民。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他是值得纪念的一位光辉人物。
这篇小文，谈谈鉴真六次东渡所做的物质准备。
第一次东渡天宝元年（742），鉴真和他的弟子，在扬州接受荣睿、普照的邀请以后，“于东河造船”，“在既济寺备办干粮”。天宝二年（743），正当准备就绪，等待出发之时，高丽僧如海突然向官府诬告他们勾结“海盗”。官府将冤案查清后，“其所造舟没官，其杂物还僧”。第一次东渡未能成行，鉴真损失了一只船。
第二次东渡天宝二年，鉴真“出正炉八十贯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舟一只，雇得舟人等十八口”。
从扬州出发后，连遭风浪，船被礁石撞破，鉴真一行为人搭救，暂住县阿育王寺。第二次东渡未达目的地，买军舟所花费的正炉钱八十贯，雇十八个舟人所花费的钱，以及所携带的物品，全部损失了。
第三次东渡天宝三载（744）鉴真一行在县阿育王寺研究第三次东渡计划时，为越州僧众觉察，请求官府阻挡，鉴真未能成行。
第四次东渡天宝三载，鉴真先“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鉴真率领其他弟子随后出发，准备与法进等在福州会合，登舟东渡，以避开江、淮一带官府的耳目。但扬州僧众又请求官府阻挡，追踪而来，又未能成行。
“轻货”指什么？建国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都没有“轻货”一词。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新《辞海》，在《轻货》条下写道：“亦称‘轻浮货’‘轻泡货’‘泡货’。运输部门对体积大而重量轻的货物的通称。如空铁桶、泡沫塑料等。”唐人所说的“轻货”指什么？新《辞海》没有提到，试为解释如下：
《韩非子》卷十八《六反》：“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陈奇猷云：“太田方曰：轻货，货之可怀者。”王焕镳云：“轻货，言其价值小，与下句中‘百金’相反。”一说“轻货”体积小，一说“轻货”价值小。
晁错《论贵粟疏》：“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亡逃者得轻资也。”《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晁错、司马迁将“轻”与宝――“珠玉金银”联系起来，与韩非所说的价值小的“轻货”，意义不同了。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四年（486）五月癸巳，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卷四《武十七王传？竟陵文宣王子良》：“诏折租布，二分取钱”。《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四日敕，“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所谓“折租布”“折租造绢”“回造纳布”，就是以绢布代替粮食缴纳国家赋税。绢布比粮食轻，运输方便一些。况且唐代绢布与货币一样使用。也就是在玄宗时，“轻货”成为专用词，如：
《旧唐书》卷一五《王传》：天宝四载，“加勾户口色役使……既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天宝四载，“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敕赐百姓复除。奏征其辇运之费，广张钱数，又使市本郡轻货，百姓所输乃甚于不复除”。）
《唐会要》卷八十七《转运盐铁总叙》：“肃宗初，第五琦始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济军食，遂拜监察御史，为之使。”（《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至德元载十月，“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永泰二年（766）十一月丙辰诏：“在京诸司官员久不请俸，颇闻艰辛。其诸州府县官，及折冲府官职田，据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随处粜货，市轻货以送上都，纳青苗钱库，以助均给百官。”
玄宗时以脚钱买“轻货”，肃宗时以江、淮租庸买“轻货”，代宗时以诸州职田苗子买“轻货”，与上述“折租布”“折租造绢”“回造纳布”一样，以此论断，“轻货”应指绢布。
元结《唐元次山文集》卷十《奏免科率等状》云：“当州（道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钱物总一十三万二千六百三十三贯三十五文。”“其今年轻货及年支米等，臣请准状处分”云云。元结以“钱”与“物”对举，在“物”之中又以“轻货”与“米”对举，可见“轻货”既不指钱，又不指米。
北宋仍沿用“轻货”一词。看看北宋人对它的用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的情况。《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取之，其重货铜布，即载自三峡而下，储于江陵，调发舟船，转运京师。轻货纹，即自京师至两川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为‘日进’。”《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三司使吴充言：‘宜自明年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令发运司易轻货二百万缗……’王安石谓：‘骤变米二百万石，米必陡贱，骤致轻货二百万贯，货必陡贵。当令发运司度米贵州郡，折钱变为轻货……’”北宋人以“铜布”“漕米”为“重货”，以“纹”为“轻货”，完全与唐人一样。由米―钱―“轻货”，折变的过程也与唐代相同。可见，从唐到宋，“轻货”指丝麻织品是无可怀疑的。
还要说明的是，唐代“轻货”虽指绢布，但不是专指绢布。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八载（749）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新唐书》卷二六《外戚传？杨国忠》：“天宝七载专判度支时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国忠因言：‘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诏百官观库物’”）在这段话中，既有“轻货”，又有“布帛”，从而看出“轻货”不是布帛的同义语，它所包括的物品，不仅是布帛。
《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若广陵郡船，即于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绿、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胆、翡翠吴郡即方文绫坚跪上诸郡轻货”。（《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同）从这条资料看出，除了丝织品、麻织品之外，各地值高而量轻的特产，也可称为“轻货”，即所谓“本郡轻货”。
最近，一本通俗读物《鉴真》把“轻货”解释为“钱”，显然是错了。另一本通俗读物《鉴真》把“轻货”解释为“有关物资”，请问“有关物资”又是什么呢？还有一本《鉴真和尚东渡记》把“轻货”解释为“细软”，也不确切，因为“轻”是对“重”而言，“细软”是对“粗硬”而言，含义是不同的。
考出唐朝“轻货”一词的含义以后，还要进一步分析鉴真交给法进的“轻货”是什么物品。天宝三载鉴真是派法进到福州“买船，具办粮用”的。从天宝二年鉴真在扬州“出正炉八十贯钱”买一只船推算，约合一百五十匹至二百匹绢。如“轻货”专指绢，法进要带二百匹以上的绢去。而天宝二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所携带的物品中，没有绢布之类。况且，鉴真一行是“舟破”后上岸的，即使携带绢布，也损失了。鉴真在明、越、杭、湖、宣州“开讲，授戒”，可以得到报酬，其中可能有绢布。但法进是悄悄地到福州去的，不宜携带很多绢布，惹人注意。从这个实际情况判断，鉴真交给法进的“轻货”，可能有绢布，但不可能全部是绢布。
据《旧唐书》卷八十八《苏传》：“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估计天宝二年鉴真从扬州出发时，随身携带了珍珠之类。珍珠之类可以放在鉴真怀袖之中，所以“舟破”时未遭损失。天宝三载鉴真交给法进的“轻货”，主要应是从扬州带来的珍珠之类。法进可以将它放在怀袖之中，不会被人发现他是奉鉴真之命，到福州“买船，具办粮用”，准备第四次东渡的。这次东渡计划未能实现，不是法进暴露了目标，也可作为他所带“轻货”是藏于怀袖之珍珠的旁证。
第五次东渡天宝七载（748），鉴真一行从扬州出发，“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这只船在大海中漂流了许多天，未达日本，却流到振州。鉴真等经万安、崖、雷、罗、辨、象、白、藤、梧、桂、端、广、韶、虔、吉、江、润州，于天宝十载（751）回到扬州。长途跋涉，携带的物品不可能不遭受损失。
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载，鉴真一行乘坐日本遣唐使回国的船，成功到达日本。
在这许多物品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最为珍贵。中国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魏钟繇始创真书，但多少还留有隶书的遗迹。东晋王羲之的真书，形体完全能自立，被称为“书圣”。王献之继承父亲的书法艺术，称为“小圣”。父子合称“二王”。二王真书是南朝书体的正宗。经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书又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唐太宗深爱王羲之的书法，多方搜罗王羲之的墨迹。搜罗的方法，一是买，如《全唐文》卷三二韦述《叙书录》：“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太平广记》卷二九《书类四？褚遂良》引《谭宾录》：“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二是骗，如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至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知〔讨〕此书，知在辨才处，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禅师丧后，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三次利诱都未能生效，只有用骗术了。房玄龄向唐太宗推荐萧翼到辨才处骗取了《兰亭序》。经过唐太宗的多方收罗，民间的王羲之墨迹已所剩无几了。从如下的几件事可以证明：
（1）《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王羲之的后裔，仅藏王羲之墨迹一卷，可见其稀少。
（2）刘《隋唐嘉话》卷下：“王右军《告誓文》……其真本云：‘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月〔日〕辛亥’，而书亦真小。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王以〕献〔上〕，便留不出。或云：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云。”（参阅《太平广记》卷二九《书四？王羲之》引《国史异纂》）这一件收藏得极为秘密的王羲之墨迹，一旦被发现，就争夺不休，烧掉才了事，可见其珍贵。
（3）韦述《叙书录》：“萧令寻奏，滑州人家藏右军扇上真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敕令滑州给驿赍书本赴京。其书有贞观旧织成题字。奏进书本留内，赐绢一百匹以遣之，竟亦不问得书所由。”这一件王羲之墨迹，从宫廷散入民间，又由民间归于宫廷。
（4）张怀《书断》：“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后不知落于何人。”“公《借船帖》是（京师书侩）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日久满百千方得。”（李绰《尚书故实》同）这一件王羲之墨迹，辗转于书侩官僚之手，后不知下落。
从这几个例子看出，到唐玄宗时，王羲之墨迹已是非常难得到的了。鉴真第二次东渡时所携带的物品清单中，还没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在第六次东渡时所携带的物品清单中，才出现了“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鉴真成为“二王”四帖的收藏者，应是第二次东渡以后的事。请问这异常珍贵的四帖是从何而来的呢？
据《晋书》卷八《王羲之传》及鲁一同《王羲之年谱》，东晋穆帝永和七年（351）王羲之“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传云：“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又云：“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王羲之晚年的活动地区，相当于唐代的浙江东道，他的墨迹必然在这一带流传较多。
王羲之晚年与僧侣亦颇有往还。如《高僧传》卷四《义解一？晋剡沃洲山支遁传》：“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往之气何足言。’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故诣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衿解带，留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卷十一《习禅？晋始丰赤城山竺昙猷传》：“（赤城）山有孤岩独立，秀出千云。猷抟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传水，以供常用，禅学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可以想象，浙东一带的僧人，能得到王羲之墨迹。（《高僧传？义解一？晋剡东仰山竺法潜传》：“康法识以草隶知名，尝遇康昕，昕自谓笔道过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如果这两个和尚不收藏着王羲之墨迹，朝夕临摹，不可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王羲之在会稽的住宅，后为佛寺。他的后裔有出家做和尚的。《高僧传》卷十三《兴福？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传》：“时有释道敬者，本琅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情爱丘壑，栖于若耶山，立悬溜精舍。敬后为供养众僧，乃舍具足，专精十戒云。”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惠欣也是和尚。智永禅师又是书家。《兰亭始末记》说他“于（永欣寺）上临真草《千文》八百余本，浙江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这一段话告诉了我们，浙东佛寺与王羲之后裔，有密切的关系。《兰亭序》是智永传给辨才的，《告誓文》真迹是在润州江宁县瓦棺寺发现的。从这些线索推想，在浙东、西一带佛寺里，可能还秘藏着王羲之的一点墨迹。
鉴真第二次东渡失败后，曾在明、越、杭、湖、宣州“巡游、开讲、授戒”。越州道树寺僧真，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等人，又是鉴真的“超群拔萃”弟子。凭着鉴真在佛教徒中的威望，以及他与浙东佛寺住持人的师徒关系，如果这里还秘藏着一点王羲之墨迹的话，是可能赠送或出让给他的。
鉴真携带到日本去的“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皆进内里”，这给日本书法艺术以深刻的影响。当时，在日本皇室的提倡下，学习王羲之书体，蔚然成风，为日本书道的主流。
总之，鉴真把他为人授戒、讲经、治病所得的报酬，用于六次东渡造船、买船以及采办各种物品，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损失，而他毫不吝惜，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角度，也能说明鉴真具有深远的见识、开阔的胸怀，令人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