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苍大野险如斯，持斧牛儿救我时。
七十余年万里外，破窑梦寐一题诗。
——1964年生日记幼时诗
！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覆灭后，被称为西捻的捻军在陕甘一带与当地的回民起义军联合起来，同清王朝的军队展开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强暴的清政府军镇压下去。
苦难深重的陕甘地区的百姓，战祸刚息，天灾又至，连年干旱，滴水不降，禾苗枯焦，寸草不长。在低洼之处，偶尔也稀稀疏疏地有点禾苗，但蝗虫一过，统统啃个精光。陕甘大地，一片萧瑟，昔日的绿洲，尽成赤地。清朝易孔昭、胡孚骏、刘然亮等人所著《平定关陇纪略》一书记载了当时陕甘之地的灾荒景象：“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复转徙之他。蝗旱继之，疠疫又继之，浩劫之余，孑遗有几？方是时，千里萧条，弥望焦土。”连受命镇压这次回捻起义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向东逃荒乞食。于右任的外祖父一家，就是这成千上万的饥民中的一户。
于右任的外祖父是甘肃静宁县的农民，姓赵。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使本来就不富裕的赵家，沦为赤贫，妻子因劳累、忧愁过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如果再不弃家逃荒就食，自己和两个孩子很快就会饿死。左思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加入逃荒大军。
赵家大叔用背篓背着两岁的儿子，手牵着七八岁的女儿，忍饥挨饿，边走边乞，每天只行得二三十里。走到邠州（今甘肃宁县南）长武之间的一个山谷里，女儿的双脚肿得如同大人的脚一样大，脚底起泡磨破后已开始溃烂，她步履艰难，每走一步都感到钻心般疼痛，不断地呻吟叫唤，有时坐在地上不肯起来。这样拖下去，一家三口都有饿死在荒野的可能。赵家大叔没办法，只得狠心把女儿丢在荒凉的山谷中，背着儿子，挥泪离去。
荒野，一眼望去杳无人烟的荒野，恐惧和孤独一起向这个小女孩袭来，她吓得号啕大哭，到后来声嘶力竭，唯有呜咽了。眼看夕阳西下，在这荒凉的山谷里，万一遇到饿狼，那可怎么办呢？一想到狼，小女孩更加惊恐，她顾不得脚痛难忍，睁大了双眼四处搜寻，两耳谛听这荒野中传来的任何细微的声音。
远远地，有声音随着晚风一阵阵飘拂过来，慢慢地由远而近，丁丁当当，西响东鸣，好像是驼铃的声音。她精神为之一振，似乎脚也不痛了。她慢慢地站了起来，向西走了几步，攀登到一块岩石上，站在高处，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果然是一支骆驼队，缓缓地朝她这儿走来。于是，她竭尽全力，用嘶哑的嗓子喊着：“大叔！大伯！救救我！”“大叔！大伯！快救救我呀！”
在那苦难深重的年代里，下层的劳动人民都极具同情心。骆驼队的商贩们为了生活，长途跋涉，横遭兵匪洗劫，死于非命者有之，遇到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死于沟壑者更有之。所以，当他们看见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被遗弃在这荒山野谷时，顿起恻隐之心，马上停下来，给她水喝，给她东西吃。当他们得知她的父亲在今天上午才把她丢弃在这里时，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将她带上，兴许还能追得上她的家人。就这样，他们把女孩子扶上骆驼，急忙赶路。第二天，果然在途中碰到她的父亲和弟弟。
赵家大叔丢下女儿后，一路上悲痛欲绝，踽踽而行，心里总感到做了亏心事，对不起苦命的女儿。……突然，耳际仿佛传来女儿叫喊“大大”的声音。大白天怎么会做梦，莫非是思念女儿产生的幻觉？“大……大！”赵大叔断定，这声音肯定是女儿在叫喊着自己，四下一看，蓦然见女儿好端端地坐在骆驼上。他一下子明白了，一定是骆驼队的商人救了女儿。这时，他羞愧、内疚、感激和喜悦之情，一齐涌上心头，不知对几位救命恩人说什么才好。骆驼商人们说了几句劝慰的话，还送了他一点散碎银子做盘缠，便径自赶路去了。后来，赵家大叔一家历经千辛万苦，最后逃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附近的庄头村落户。12年后，经媒人介绍，这个女孩嫁给了于宝文，即后来于右任的父亲，而那个女孩便是于右任的生身母亲。那背在背篓里的幼儿，是于右任的舅父赵思恭。由于他长时间在背篓里未下地活动，日子长了竟成了个跛子。
于家世居陕西泾阳斗口村。所谓“斗口”，就是白公渠的分水处。早在二千年前的西汉初年，在郑国渠的南面，就开凿了这条白公渠，引泾水入泾阳、高陵等地并注入渭水，使这一带四五千顷农田得获灌溉之利。有些历史学家曾说：秦之富，得之郑国渠；汉代之富，得利于白公渠。话虽有点夸张，但也说明了郑、白两渠在古代的重要地位。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关中富庶之地。
清朝中叶以后，统治者屡次用兵镇压陕甘地区的回汉人民起义，水利设施不断遭到破坏，天灾人祸不绝，老百姓无以为生。从于右任的祖父一代起，就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于家后来迁居三原。三原县地处嵯峨山东南麓，因其县南有丰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故称“三原”。自秦汉以来，它是郑、白两渠的主要受益地区，一直被视为关中“壮县”。但自清咸（丰）同（治）之后，兵燹和天灾绵延不断，“壮县”三原也苦不堪言。所以，于右任的父亲于宝文在村塾里只读了两年书，迫于生计，在他12岁的那年（1866年），就跟着哥哥于宝铭（汉卿）和乡里戚友步行到四川谋生。
于宝文开始是在顺庆（今四川南充）学手艺，后来转到岳池刘子经开的当铺里打杂。当铺的掌柜名叫马芰洲，字丕成，是明儒马谿田的后代。提起这位马谿田，笔者还得略微介绍一下宋明理学。宋代理学分为四大流派，即：濂溪周敦颐，洛阳程颢、程颐，关中张载，闽中朱熹，他们五人，又称“宋学五子”。而清末陕西学派和思想，受关中学派影响最大，关学在宋儒诸派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张载之后，代有传人，到明末益为广远，如马谿田、李二曲等，是继承和发扬关中学派的佼佼者。这一流派轻词章考据，重名节，尚力行，戒浮华，以克己复礼为立身之本。故关学门下，多践履笃诚、质直好义之士。清末陕西关学的代表人物是贺复斋、牛兆濂等人。因为关中学派对青少年时代的于右任曾有过相当影响，李二曲的“自奋自立，超然于高明广大之域”，是于右任奋发图强的座右铭，故在此插叙一番。马芰洲也是陕西三原人，又因其祖先为明代大儒，故颇为自豪，平时有暇，喜刻先人遗著，但因店务缠身，时刻时辍，成书很慢。于是，他就叫于宝文做他的助手，学习刻书。时间过得真快，这种刻书生活一晃过了9年。此时，于宝文已经24岁，到了成家的年龄了，在家人和亲友的不断敦促下，他带着积攒起来的工钱回到陕西探亲，经人撮合，与逃荒来的赵家姑娘结了婚。时为1878年。
于宝文婚后在家住了几个月，终因家境日绌，不得不离开新婚的妻子重新去四川谋生。原说过一二年便回家团聚，不料这一去便成为与新婚妻子的永诀。1879年的阳历4月11日（阴历三月二十日），于右任诞生在三原东关河道巷。赵氏临盆时，多亏嫂嫂房氏（于宝铭之妻）多方照料，才总算母子平安，使在困难中的赵氏感到一些安慰。
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家里的重担全落在赵氏一人身上。家境不好，于右任生下后母亲又奶水不足，故体弱多病。赵氏只顾照料孩子，自己产后没有得到较好的调养，身体也日趋消瘦，家中又无钱寻医抓药，日复一日，以致身染沉疴，卧床不起。
这时，于右任的伯母房氏已回娘家半个多月，心里却一直惦念着生病的赵氏。她们俩虽是妯娌，但情同姊妹，加上两人的丈夫都常年在外，共同的命运把她们连在一起，互相照顾，互相体贴。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缘故吧，一天晚上，房氏突然做了一个噩梦：在凄风苦雨中，墙头立着一个妇人，面似赵氏，手牵一男孩，流着眼泪，向她招手。房氏一惊，醒来才知是一个噩梦。
噩梦预兆不祥，莫非赵氏不行了，前来“托梦”？想到这里，房氏匆匆忙忙赶回三原东关河道巷家里，果然赵氏气息奄奄，危在旦夕。赵氏拉着她的手，边哭边托付后事：
“我怕活不了几天了，孩子他大大又不在家，我只好把他托付给嫂嫂了，请你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看待。我们今生是妯娌，来世我愿做你的弟妹或妻子，来报答嫂嫂的恩情。”
赵氏在病中，一则思夫，二则牵挂刚两岁的儿子，再加上无钱治病，这个多灾多难的青年妇女，虽熬过了饿殍横陈的灾荒之年，却无法熬过这漫无尽头的艰辛生活，她就这样撇下了幼儿和丈夫，撒手人寰了。
于右任在母亲去世时，还不满两岁，母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全然不记得，长大后还是从伯母那儿听到一星半点对母亲模样的叙述：“你母亲的脸方方正正的，心口如一，那是我最忘不了的。”
虽然母亲的印象在他脑海里几乎等于零，但他对母亲崇敬之情却是十分深厚。1929年陕西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于右任回陕参加救灾活动，在三原时特地到斗口村祖茔扫墓，祭祀后写的“斗口村扫墓杂诗”六首中，第一首就是《先母赵太夫人》，是献给他母亲的。1941年10月，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院长，趁赴青海、甘肃考察之便，特地前往母亲的老家甘肃静宁县“寻根”。在归途中，他还特地绕道长武，凭吊他母亲逃荒时被外祖父遗弃之地。
由于母亲早逝，于右任把对母亲未报之恩推及到他的舅父赵思恭身上。他的舅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残疾人，于右任在南京时，常把舅父接到南京于公馆住。每遇吃饭时，于家经常有客，而且都是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人物，于右任并不因为来宾的社会地位而冷落他的舅父，总是把跛子舅父让在上席首位，并向客人们郑重介绍这是他的舅父，以致使当年目睹此情此景的宾客在数十年之后也难以忘怀。
母亲去世后，于右任为伯母房氏所抚养。
说起这位伯母，真可算得上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陶冶下，产生的无数既平凡又伟大的妇女中的一个。她的娘家是陕西泾阳县杨府村人，世代务农。她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兄弟五人，他们有十五个子女，她排行第九，自幼家里的人和村里的人都叫她九姑娘。这个九姑娘能干极了，农活和针线活样样出色，里里外外一把手，很受家里人和村里的人的敬重，村里人在勉励妻子和女儿时，往往以九姑娘做榜样：“你跟九姑娘比，还差着呢！”她17岁嫁给于宝铭，婚后不久，于宝铭外出谋生，她和丈夫聚少离多，弟媳赵氏去世时她才27岁，以侄为子，把抚养于右任看作是自己的事，以不辜负赵氏临终的嘱托。在她50岁时，她丈夫在外所娶刘氏庶妻所生之子于伯靖，因父母双亡，被人送回三原，她又含辛茹苦把于伯靖抚养成人。
丈夫远在他乡未归，弟媳赵氏已去世，侄儿又经常闹病，平时生活困难甚多，于是，房氏决定回娘家去住。弟弟赶了牛车到河道巷来，把她和于右任接到娘家，并为侄儿就医治病。
房家有二十几口人，虽然劳动力多，但农田收入也很有限，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并非易事。但娘家的人一向敬重九姑娘，视幼年丧母的于右任如九姑娘之子，人人钟爱。于右任在这个大家庭过得很畅欢，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有一天于右任突然问伯母：“哥哥姐姐们都姓房，唯独我姓于，为啥？”伯母才把寄居在房氏外家的原委告诉他。不久，东关河道巷的房子又遭火灾，要想回去也回不成了。就这样，于右任在伯母娘家差不多住了9年。
虽然房家的人不讨嫌他们母子俩，但村里的人短不了总有些闲言碎语，特别是在每日农活结束后，在晒麦场上“喝汤”（吃晚饭）时，邻居的话题短不了会议论这位带着侄儿久居娘家的九姑娘，为她这一生就这样度过而叹息。一位好心的婆婆对九姑娘提出了忠告。后来于右任在《于太夫人行述》中这样写道：
里中老妪某曰，“九姑娘抱病串串侄儿，欲了今生，岂不失算？况儿有父，父有一子，即提携长大，辛苦为谁？又闻其伯父已卒于南方，尔以青年长寄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曰：“受死者之托，保于氏一块肉，非望报也。设无此病儿，无此母家，不为傭以食力，则为尼以事神。失节背信，神其殛我！”
九姑娘的“非望报也”的话语，充分显示了这位勤劳、纯朴的农村妇女的志气。她虽生于乡里，且不识字，未闻“圣贤之道”，但她的这种高尚品质，使人们赞叹不绝。
陕西自经战乱后，农田半荒，农民多兼营畜牧，以维持生计。于右任五六岁时，看见表哥房敏事用积攒的压岁钱买了一只价廉的跛羊，牧放了几个月，就生了几只活泼可爱的小羊羔，于右任羡慕不已，缠着伯母要给他买一只表哥那样的跛羊，伯母不忍拂他的心意，用三百文铜钱买了一只跛羊。于右任十分欢喜，天天赶着这一瘸一瘸的跛羊，同村里的儿童去放牧。
转眼到了冬天，村头村尾附近的羊草甚少，牧童们大都到比较远的荒野去放羊。有一天，于右任未告诉伯母，私随一群年纪比他略大些的牧童到荒郊地带去放牧。羊群在荒地啃草，牧童在旷野嬉闹，于右任在坟边专力挖掘野红根（河南人称它为牵巴巴，可食）。突然，荒草丛中跳出三只狼，朝羊群猛扑过来，放牧的孩子和羊群四散惊逃，两只跑不快的跛羊落在后面，被两只恶狼窜过去各攫一只，还有一只狼朝于右任身边窜过来，在距离他数尺的墓旁，瞪着发亮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在附近地里割苜蓿的青年农民杨牛娃丢下筐子，手持镰刀飞奔到于右任身边，一手护着幼小的于右任，一手持镰刀朝饿狼挥舞，同时把于右任往腋下一挟，朝村里跑去。
这时，房氏已从其他牧童那里得知于右任他们遇狼的消息，急忙从家中奔出。当她想到于右任是牧童中年纪最小的，恐已遭不测时，两脚酸软，连步子也迈不开，只好匍匐道中。这一惊竟惊出一场病来。
经过这次变故，房家兄弟觉得让孩子们放羊游荡，不是办法，兴许还会发生野狼的乱子。他们与村里的人商量，准备办一所私塾，收容成天嬉耍的孩子。村里的人也觉得让孩子们识几个字总是好的，赞成办私塾。凑巧有一位宿儒第五（复姓，他是东汉大司农第五伦的后人）先生，六十多岁了，因为家里穷，准备离开家乡栒邑县到外县去打短工，听说杨府村要办私塾，便毛遂自荐，在杨府村的私塾任了塾师，塾址就设在村上的马王庙中。第二年的春天，于右任7岁时（实足6岁），也进了私塾，开始启蒙读书，散学后再帮舅父到田间拾麦。
第五先生在这所私塾授课前后两年，看到于右任穿的衣服虽然破旧，但总是缝补浆洗得干干净净，不像一个没有娘的孤儿，心里很有感触，也很羡慕。后来第五先生离馆时，还抚摸着于右任的小脑袋叹息地说：“世上没有母亲的孤儿多着呢，哪能个个都像你这样幸运呢？”原来第五先生幼年时也是孤儿，所以才有这样的叹息。
每年的寒食节（或清明），伯母一定带着于右任到斗口村去扫墓。杨府村距斗口村约十二里，房家的舅舅们有时还驾着牛车送去接回。到了于家墓地，伯母指着一座一座的坟墓，郑重地告诉他，这一座坟是你于家的什么人，那一座坟又是你于家的什么人。……当走到赵氏坟前时，伯母叫于右任向母亲跪拜，并站在一旁祝告：孩子今年几岁了，在这一年里读完了几本什么书，在学堂里老师夸奖他不错，弟妹你放心吧！伯母的诚笃祝告，于右任听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淌。他想，伯母始终记着母亲临终的托付，我如果不努力读书，不但对不起死去的母亲，也对不起抚养我的伯母。为此，于右任读书更加发愤了。
1929年于右任50岁时，适遇陕西发生大灾荒，他为救灾到三原，还特地回到杨府村房氏外家，看望舅母及诸表兄弟，并作诗五首，追忆儿时的读书生活：
一
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
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
二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三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四
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散学时。
五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
颓垣荒草神农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于右任写这些诗时，房氏伯母已去世五年，出于对伯母的热爱和思念，爱屋及乌，他对房氏外家的亲属备极关怀，视房家的晚辈犹如自己的子女，他们男婚女嫁，于右任总是亲自主持，以报伯母养育的恩德。
